1884年（光绪十年）11月19日，清政府颁发上谕，任命刘锦棠为新疆巡抚，魏光焘为新疆布政使，标志着新疆省的正式建立。新疆建省是中国边政史和新疆近代史上一件意义深远的重大事件，甚至有学者认为，“这一制度的革新成了中国边疆史上的里程碑”[1]。对于新疆建省，学术界已有不少研究。早在民国时期，一些相关论著中就有所涉及。[2]1949年以后大陆学者中更不乏关注者。[3]台湾也有一些学者进行了探讨。[4]但是，近年来仍有部分学者未充分注意前人的研究成果，甚至有学者做出了“对于新疆建省，史学界很少论及”[5]的判断。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新疆建省研究做一学术史的梳理，希望对推进和深化这项研究有所助益。以前虽有学者对此做过介绍[6]，惜乎过于简略，难以反映相关研究的全貌。

新疆建省的酝酿

如果把新疆建省分为酝酿、筹划、实施和完成四个阶段的话，龚自珍、魏源等提出建省之议，应为新疆建省的酝酿阶段。 1820年龚自珍在《西域置行省议》中首次提出新疆建省问题，堪称新疆建省的奠基人。有一些学者对此加以研究，并给予高度评价。 有学者指出，“能够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大胆地提出‘夺伯克之权’，在新疆全境推行郡县制，龚自珍确是第一人”。龚氏《西域置行省议》和《御试安边绥远疏》的最大贡献在于“用历史发展的观点分析了在新疆建省实施行省制度的必然性，从发展生产、保卫边防、维护国家统一等几个方面，论证了新疆建省和移民实边的必要性”。[7] 有论者谓，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是当时“一个比较全面、具体、有价值的、涉及经济、政治、社会的有创见的符合历史要求的建省方案”。[8]

其“基本构想是推行郡县制代替军府制，称民实边，巩固国防，缓解全国人口过剩问题；变屯田为世业，使客丁成编户，革新社会制度，废除缺乏活力的兵屯经济，完成由农奴徭役制农村经济向封建租佃制经济的过渡，把新疆建省与社会改革联在一起。”[9] 有学者全面探讨了龚自珍的新疆建省计划。他首先指出，龚自珍关注边政问题，除了家学的影响外，还与当时的时局有密切关系。龚氏反对弃疆之说，鼓吹移民屯垦，“不单是清朝第一个建议在新疆建省的人，也是第一人提出新疆省具体行政建置方案的人”。他把龚氏提出的方案，与乾隆年间管治新疆的规划，光绪年间左宗棠、刘锦棠等的建省计划和宣统《新疆图志》所载光绪时期最后议定的新疆政区进行比较后指出，龚氏的方案谋划甚精，特点突出:（1）龚氏议建的基层政区有50县3州，比左宗棠、刘锦棠所议设和光绪建省后所实设的州、县、直隶厅总数都要多1/3到1/2；（2）龚氏十分重视新疆的战略地位，其关于把临近北边俄罗斯境的塔州和临近西边浩罕、布鲁特的吐蕃（乌什）、砖房（喀什噶尔）建为直隶州，将西北的伊犁划分为东西两府，合设8县，伊东府为总督驻所等项建议，均是卓有远见之论；（3）龚氏深知乾隆利用札萨克和伯克制来笼络新疆蒙、回各族的苦心，所以在计划中对他们的出路做了周密的考虑和安排；（4）左宗棠、刘锦棠的计划意在安内，藉保蒙古、陕西、山西以卫京师，而龚氏的计划则意在进一步拓边，“通西海”，抱负更为宏大；（5）乾隆制定的治疆政策，强调回、汉隔离，对汉人到新疆经商多所限制，更防止汉人前去屯田，龚氏则建议移民实边，屯田兴农。[10]

至于魏源，有学者注意到，“他先后撰《西北边域考》及《答友人问西北边事书》等著作，倡言新疆改设行省”[11]，并在《圣武记》中明确提出“列亭障，置郡县”之议。[12] 学者们对龚、魏的新疆建省主张评价颇高。有学者赞曰:龚自珍的建省之议“是涉及当时新疆行政制度的重大改革，有利于社会进步的重要主张。对新疆历史与现状缺乏深入的研究，没有一点革新精神的人，是提不出这样精辟和独到的见解来的。”[13]“龚、魏主张在新疆改设行省、置郡县思想的核心是开发新疆，增其财富，加强新疆与内地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从而巩固边防，有效地抗击外国的侵略。它洋溢着爱国主义的激情，反映了剧烈变动时代的要求。”[14]

新疆建省的原因

龚、魏的新疆建省之议并未得到清廷的重视，有超前意识的先行者总是孤独的，所谓曲高和寡，应者寥寥。龚自珍曾赋诗预言云:“五十年后言定验，苍茫六合此微官。”实践证明，龚自珍是一位极有远见的智者，他的建议最终在60多年后的1884年得到了实现。因为半个世纪后的中国和新疆，形势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建省的主张有了更为现实的需要，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理解和支持，清廷也不得不面对现实，改易祖宗成法。 总体来说，新疆建省与当时中国边疆面临的内忧外患密切相关。边疆危机下的“海防”与“塞防”之争，可以说是新疆建省的一个远因，在此不赘述。[15] 关于新疆建省更直接的动因，学者们从若干侧面进行了探究。有学者强调边疆危机对新疆建省的推动作用，认为自19世纪20年代起，清政府在西北地区遇到严重的边疆危机，内忧外患纷至沓来，既“显示出清王朝的腐朽，也暴露出其传统的边疆治理制度的严重弱点”，“迫使清政府对其边疆治理政策进行高速，对边疆行政管理制度加以改革”，新疆因此得以建省。[16]

另有学者也认为，19世纪60年代初至80年代初，新疆“出现的长达20年之久的疆土危机，是促成清政府在新疆设行省、改郡县的根本原因”[17]。 有学者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新疆建省的原因:（1）清政府在新疆设立的军府制对地方行政不重视，无治民之官，又无统一的政府，各地王公伯克各行其是，对农牧民大肆盘剥勒索，加剧了清政府与各族人民之间的矛盾，这就需要一种新的体制以改变新疆的地方行政管理；（2）新疆的地理位置和当时面临的形势也需要一种新的行政建制，来增强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的能力；（3）从清政府粉碎阿古柏侵略后的现状看，也迫切需要解决新疆的行政建制问题。[18] 有学者强调军府制的消极因素，认为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新疆生产的发展，旧的军府制度的弊病逐渐暴露出来，对外，军事力量渐趋衰弱，无力抵御外来侵略，在沙皇俄国、浩罕等对我国西北边疆的侵略中无所作为；对内，造成各地王公伯克势力的膨胀，占据大批土地和农奴，既阻碍着中央政令的推行，又阻碍着生产的发展。新疆建省问题由此摆到了清政府面前。[19] 有学者注意到新疆建省的内在动因，认为建省是“新疆与祖国内地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长期交往的必然结果，是新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20]。此外，左宗棠收复新疆后，汉人大批进入新疆，“使原来孤立的回疆社会文化发生了相当的变化”，种下了新疆建省的“因素”。[21]

左宗棠与新疆建省

新疆建省进入筹划阶段，左宗棠功不可没。有学者指出，左宗棠早年曾读《天下郡国利病书》、《读史方舆纪要》等书，留心边疆问题。1833年，22岁的左宗棠赴京参加会试落选，作《燕台杂感八首》，其中“有一首诗呼应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22]，可见左宗棠在当时就“早早意识到新疆该建行省，该兴屯垦”[23]。 论者还注意到左宗棠对龚自珍的继承性，认为左宗棠《遵旨通筹全局折》和《复陈新疆情形折》从防止沙俄的侵略，改革新疆的政治、经济，加强西北边陲的国防，节约国家的开支立论，阐述新疆建省的重要性和必然性，并把收复伊犁和改建行省统一考虑，反映出左氏“关于新疆改建行省的理论，是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安边绥远疏》的有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24]

有学者更明确指出，左宗棠是在“龚、魏影响下，于一八七七年提出新疆设县建省问题，新疆建省由酝酿跨入了筹划阶段”[25]。 也有学者认为左宗棠早年有新疆建省构想，是受了“林则徐之影响”[26]。还有学者指出，左宗棠一生中最值得后人称许的有两件事，一是创办福州船政局，制造船舰，加强海防，二是收复、开发新疆，巩固西北塞防，“两者都明显地受到了林则徐思想和行动的影响，可以说是对林则徐思想的继承、发展和实践”[27]。 早年对西域的关注，为左宗棠后来收复新疆奠定的思想和知识基础。当他大权在握，可以一展鸿图之时，酝酿已久的建省之议再次浮出了水面。在1875年致友人的信中，左宗棠提出了在新疆“立省置郡县”的问题。[28] 1877年，左宗棠正式提出建省之议。有学者指出，左宗棠在1877年的《遵旨通筹全局折》中，“不仅阐述了保卫新疆的重要意义，而且第一次正式向清廷提出了新疆设置行省的建议，为清政府的正确决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29]。他在西征过程中，积极采取措施，遣返难民，屯田垦荒，改革征收田粮的旧制度，厘定币制，筹设铁工厂，修筑道路，修筑城墙[30]，把军事斗争与政治、经济、军事建设以及收复伊犁、开置行省等互相结合进行，“做到了成竹在胸，环环相扣，为新疆建省铺平了道路”[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