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人们对粮食的仔细，一方面源自节俭的传统和对饥饿的恐慌，另一方面也因为国家限量供应的政策。在那个粮食市场尚未开放的年代，人们只能用粮票来换购定量的粮食。上世纪80年代，城镇居民迁徙户口时，有一个特殊的关系叫做“粮食关系”。粮食关系最终会落实到具体粮店，关系人只能限定在该粮店购粮。对于拥有城镇户口的居民来说，“粮食关系”与城镇户口同等重要。倘若居民想到另外一个城市工作，除须办理户口转移手续外，还必须办理“粮食关系”的转移。没有粮食关系，等同于没法吃饭。【查看详细】

上世纪80年代初，城市的副食店里，一到冬天，只有萝卜、白菜、土豆卖，连洋葱都极少，一直吃到春天。你看现在，超市里一年四季蔬菜、水果应有尽有。远离大海的乌鲁木齐市民也可买到鲜活的海鲜，身居塞外的居民一样能吃到海南的水果。

80年代初，连牛奶都很少，孩子只能吃炼乳。现在大人孩子都开始喝牛奶。虽然与欧洲等发达国家每人每天两公斤奶的标准相比，中国人对牛奶的摄取还远远不够，中国人均摄取牛奶22毫升，但是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相信这一数据会大幅增长。

“我的孩子80年代在上海念大学，回家时带点上海的糖果，招待客人稀罕得不得了，现在进超市，全国各地的风味、特产都在眼前，任你挑选，真是不用出城就能‘吃遍全国’。”侯祥英感慨地说。 【查看详细】

在中国刚刚解放的时候，买食品总是要在国营商店的门前排上好长时间的队。要想买到米、油、糖等生活必需品，你还需要有国有单位发给你的各种票据。那时候也没有什么西式的超市或是便利店。而在现如今的中国，尽管一些地区仍然挣扎在贫困和饥饿之中，但是绝大部分的城市青年从来都没有体验过挨饿的滋味。便利店比比皆是，肯德基和麦当劳落户于中国上百座城市中，拥有上千家分店。而西式快餐与高脂肪食物也彻底改变了中国城市人口的饮食结构，于是，肥胖症也成了中国城市的难题。 【查看详细】

“粮票” 得票数：

粮食关系 得票数：

粮食供应证 得票数：

上海市民邵根才从60年代就开始有意无意地收藏票证，他的几套票证都被上海市档案馆收藏展览，比如从1960年到2005年的电费单，1959年到1990年的购粮本等。他还收藏有1963年的华侨特供的“0.1块肥皂票”、“3钱鱼票”，“五分油票”，他笑着说:“大概是切成鱼片买，否则无法想象3钱鱼怎么购买。”五分油则是半钱，应该是用筷子头蘸的方式来卖油的。最奇怪的是西安市的购物券，计量单位是“一点”，什么算一点？【查看详细】

当时家里想买些日常生活用品都得去国营商店，不仅数量有限，而且还要凭票购买。国营商店的格局中规中矩，摆设也极其简单。顾客要哪种商品，售货员去货架上拿哪种商品，完全是“一对一”的服务模式。由于物资供应短缺，不管卖什么，都会被抢购一空。所以，那时的国营商店很红火，售货员很“吃香”。改革开放初期，个体杂货铺多了起来，尽管还是一些较为传统的商业形态，但服务态度、价格、品种等都比国营商店优越。再后来，综合超市、大型超市、连锁超市、专卖店、连锁店等快速崛起。 【查看详细】

在重庆前进路附近的露天市场，常有小贩在叫卖扁豆和青南瓜。在沃尔玛开业前几周，这帮人就已经大难临头了。粗壮的家庭主妇刘碧娟（音）一边挑选茄子、黄瓜一边对记者说: “我肯定要去沃尔玛。”在附近的一家肉铺，牛肉上苍蝇乱飞，小贩在一旁懒洋洋地抓痒。但是，在路那头的家乐福，情况就大不相同。店内空间宽阔，商品琳琅满目，顾客拥挤在食品柜台前，这里许多商品的价格同沃尔玛的一样有竞争力。【查看详细】

“布票” 得票数：

“国营商店” 得票数：

“超市” 得票数：

随着1958年户籍管理制度的实施。在懵懂间，人们的命运突然被组织化、凝固化了。在这项制度的严格管理下，农民进城谋生是得不到法律认可的，不同地区间的人员也不能轻易地迁徙和流动。换句话说，从那个时候开始，“北京人”、“上海人”、“广州人”，“城里人”、“街里人”、“乡下人”就不再仅仅是一个地域概念，而是一个严格的法律概念。在这个概念的背后，则是截然不同的人生和命运。【查看详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出差是一件受罪的事。那时候，出差要开介绍信，住宿、买火车票、到别的单位办事，都需要介绍信。介绍信的内容复杂“姓名、性别、单位、地点，找什么人，办什么事”，然后加盖单位公章。

出差买火车票是难事，一是购票地点少，有限几个车站卖。二是车少、票少。那年代，年龄大的才能买卧铺，软卧得够级别的才能买，坐飞机更别想，那得是大领导。那时出差还要换“全国粮票”。在哪儿吃饭都要粮票，各地粮票不一样，只能换成全国粮票…… 【查看详细】

1985年，一人一证的居民身份证制度开始在全国推行。更便于个人使用和社会管理的身份证普及，“盲流”和“收容遣送”成为历史名词，暂住证和居住证成为人们生活在异乡的证明……普通中国百姓，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流动权利。 【查看详细】

“介绍信” 得票数：

“户口” 得票数：

“护照” 得票数：

现在许多人都出国，不论是办公务还是私人旅游，出国机会很多，不算是什么特别的事。可是“文革”时谁有海外关系，就成了一项大罪名，就是阶级斗争的好把柄。出国是高级干部的事，出国的人都要经过严格审查，没有“出身问题”的人才行。一般老百姓想都不敢想，连坐飞机都是非分之想。记得改革开放后的1982年，我头一次出国———去英国。我们3个人一个团，到首都机场送我们走的有3辆中型轿车，几十个人。因为出国是一件特别大的事，比结婚都重要——结婚每个人都有份儿，但是出国绝不是谁都有机会的。【查看详细】

过去在旅游业中，我们的销售工作叫“外联工作”。那个时候做英国外联，都神奇得厉害，为什么？因为导游很少，饭店很少，外国人又强烈要看新中国，给他们一个机会来中国，他们就高兴的要命。

那时候官商作风非常浓，每年到圣诞节过了以后，大概新年的时候，各国的旅游经商都跑到北京，像申请粮票一样，说多给我来点团。英国派一千人来，我最多派一百人，他们高兴得要命。

改革开放了，我当公共关系部主任，每年都要到国外开旅游展销会，求人家来更多的客人到中国来。我到伦敦找英国左派党的旅行社的总经理，争取英国人多来我们这儿旅游，但是他再次来到中国，他说：“我希望你多派中国人到英国去旅游。” 【查看详细】

“过去办护照出国真是太难了。”李爱萍感慨地说。改革开放之初，申请护照的手续非常复杂，个人申请护照必须持户口簿、身份证、对方国邀请、档案所在单位盖章或街道办事处盖章、经济担保等，所有这些材料加起来特别费周折。为了办这些材料，准备上一两年都很常见，花几年时间办理这些材料的人也遇到过。

2003年9月11日，护照申请进行了大的改革，护照实行按需申领，公安机关承诺市民5个工作日内即可领取护照。出国不再难以想象了。 【查看详细】

“出国旅游” 得票数：

30年前，如果站在锦江饭店的最高层向外眺望，上海的房子只不过是一片片鸽子笼似的小阁楼，上海华光仪器仪表厂会计杨希鸿的家，是这些“鸽子笼”中的一间，13平方米，挤着三口人。

3.6平方米，在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数字就是上海一个普通职工的生活空间。在狭小的空间里，人们腾挪搬移，费力经营着自己局促的生活。在一个不到1.2米高的阁楼上，杨希鸿的女儿上上下下了十几年。不仅在上海，在1978年前的中国，拥挤是每一个城镇居民最真实的居住体验。在“重生产，轻消费”的新中国经济观念中，普通职工的住房需求，被认为是次要的和可以忽视的，本应用于住房建设的资金，被用来发展重工业。 【查看详细】

事实上,在福利分房时期,对一个普通工薪家庭来说能在退休前分得一套6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已经很不容易了,而一旦儿女成家,就只能与父母挤住在一起,三代同屋的住房现象普遍存在于众多家庭之中。

住房市场化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我国城镇居民的住房条件。统计数据显示:1978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只有6.7平方米,到2007年年底,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已达约28平方米。房改以来,人们买上了自己中意的商品房,不管是居住面积还是小区环境都有很大改善,生活质量有了很大提高。【查看详细】

房改缺撼包括：其一，在住房体制转换上矫枉过正，甩包袱过疾，“全盘市场化”直接导致保障短腿。保障体系严重缺失，百姓对高房价的切肤之痛由此而生。其二，城市动拆迁过速，导致大量被动的刚性需求集中释放，冲进市场，加剧供求紧张；而政府因财力所限，补偿、安置又不到位，不和谐因素由此滋生，动拆迁产生的上访甚至成为一些城市“流动的伤痕”。其三，从房地产市场攫取过多，地方政府对房地产形成了路径依赖。

根据其他国家经验，高收入人群的住房需求主要由市场机制来调节，而中低收入人群却无法完全通过市场来满足基本居住权。中国政府实际上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也开始增加保障性住房的投入。 【查看详细】

“福利房” 得票数：

“商品房” 得票数：

“经济适用房” 得票数：

改革开放之初，城镇居民解决住房停留在“等、靠、要”三个字上。“等国家建房，靠组织分房，要单位给房。”据吴奶奶回忆，当时的福利分房依据的是在单位的工龄、职称，还有工作年限以及是否是双职工等综合评分。“想分房要论资排辈。”所有人都期盼着单位分房能尽快轮上自己。但是单位分房的情景更是让吴奶奶至今难忘：“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送礼的、递条子的，甚至拿菜刀威胁的……房管科的门槛都被踩破了。”【查看详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总的趋势是个人收入所占比重不断加大，财政收入比重不断下降。住房建设投入如仍靠国家和企业，则弊出多端：一是国家和企业不堪重负，难以为继。二是居民大量储蓄不能有效转化为住宅建设资金。城镇居民还是住房靠国家，其他花销靠自己，形成一种畸形的消费结构。三是住宅建设缓慢，难以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住房需求。【查看详细】

史上最牛的“钉子户”想来没有人陌生，尽管钉子户最终没有成为一颗“钉子”，但这一事件对于不少城市居民都面临的拆迁问题却有着不可估量的里程碑意义。在此之前，以政府为代表的公权力在涉及民生根本的住宅问题上，一直有着予取予夺的权力，就像上文中提到的，可以建造、可以分配，当然更可以拆除。但是在社会越来越开放，权力束缚越来越少的时候，人们开始说“不”，这就让史上最牛的“钉子户”的意义放大了，成为一个当之无愧的符号，一个中国人逐渐解脱束缚的标志。【查看详细】

“房改” 得票数：

“房价泡沫” 得票数：

“拆迁” 得票数：

“钉子户” 得票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