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6月12日下午，为了购买天通苑的经济适用房，数千名购房者连续两天在天通苑排队等号。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仍是最朴素的凡人梦想。（资料图）

住在20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杨希鸿似乎已经忘记30年前的日子。

30年前，杨希鸿的家是上海“鸽子笼”似的阁楼中的一间，13平方米的狭小空间里，挤着三口人。

30年来，曲折前行的中国住房改革，带给人们居住空间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变迁。这些变化，快得让杨希鸿难以想象。

1978年的起跑线

住在20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哄着外孙，杨希鸿似乎已经忘记30年前的日子。

30年前，如果站在锦江饭店的最高层向外眺望，上海的房子只不过是一片片鸽子笼似的小阁楼，上海华光仪器仪表厂会计杨希鸿的家，是这些“鸽子笼”中的一间，13平方米，挤着三口人。

3.6平方米，在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数字就是上海一个普通职工的生活空间。在狭小的空间里，人们腾挪搬移，费力经营着自己局促的生活。在一个不到1.2米高的阁楼上，杨希鸿的女儿上上下下了十几年。

不仅在上海，在1978年前的中国，拥挤是每一个城镇居民最真实的居住体验。

可查的统计数字表明，在具有改革标杆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近30年间，中国累计用在住宅的投资仅为374亿元，年人均住房投资不足10元。到1978年，中国城镇居民的平均住宅面积不仅没有增长，反而比刚刚建国时少了0.9平方米，全中国的城镇人口中，近一半是缺房户。

在“重生产，轻消费”的新中国经济观念中，普通职工的住房需求，被认为是次要的和可以忽视的，本应用于住房建设的资金，被用来发展重工业。

“文革”结束后的知青返城高峰，和上世纪50年代生育高峰带来的结婚高峰，让城镇居民的住房矛盾，在1978年前后更加尖锐。经常有要结婚的年轻人，跑到有关部门要求分房子。

然而，面对全国869万城镇缺房户，疲弱的国家财政早已无力承担。名义上用于房屋维修、管理、建造之用的由职工缴纳的房租，在低工资的背景下，也少得可怜。杨希鸿记得，在她每个月工资是40元的时候，她只需要交纳每平方米0.2元的房租，而且这个数额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增长过。

“这些房租，连旧房子的维护都不够，更不用说建新房了。”住房制度改革研究专家、曾任国务院住房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的张元端说。

一边是亟需改善的住房条件，一边是捉襟见肘的财政难题，站在1978年的起跑线上，关系民生的房子问题，成为决策者不得不面对的棘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