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周日，他每天早上7∶30到诊所，然后10∶30离开。“每天都很准时，风雨无阻。”诊所的主人刘谟桐说。桌子上浅黄色油漆已经有些剥落，这是个再普通不过的诊所。

60多年前，山崎宏在济南也有一间自己的私人诊所。那时，战争刚结束不久，他所在的地方还只是郊区。过了几年，他的汉语已经很纯熟，经常能在广播里听到一个叫毛主席的人，告诉人们要“为人民服务”。

后来，山崎宏的诊所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变成了联合诊所。再后来，他成为当地卫生院的医生，吃上了公家饭。虽然一直保留着日本国籍，山崎宏几十年来服务的，却一直是中国人。

他的身份，和他参加过侵华战争的往事，很少有人知道，但“尽一分力量，向中国人谢罪”的念头，却在他心里藏了一辈子。

这个心怀愧疚的人很少说出自己的想法。认识他的人回忆起来，大都像刘谟桐一样，评价是“太客气了”。大多数时间，他见到人，都会欠身微微一笑，却很少跟人交流。他从不串门，不开心的时候，也几乎不向家人或朋友倾诉，只是把自己关在屋里翻看一些日文资料，偶尔会哼几句日文歌曲。

但悄悄地，他却做了不少事。自己开诊所时，山崎宏给很多穷人看病，都不收费用，尽管他日子过得很紧张。进医院工作很多年后，他的工资都没变化过，一直是83.6元。后来，女儿山雍蕴听别的医生告诉她:“每次涨工资，你爸爸都跟院长说，把机会让给别人。”

虽说满腹疑惑，回到家里，山雍蕴却“什么都不敢问，什么都不敢说”。她到现在都记得，父亲一直很严厉，很少笑，做事也很严格，并且常常告诉她“照着做”。而母亲过世早，关于父亲的经历，他自己从来不提，她也几乎一无所知。

要不是媒体后来的报道，她甚至从不知道父亲具体的身世。

1976年，战争已经过去30年，两个国家和民族也开始尝试重新建立友好关系。这一年，离开故乡近40年的山崎宏，第一次回到了日本，并且亲眼看着亲人把自己的灵位撤掉。亲人替他在日本的医院找了份工作，每月30万日元，但他拒绝了。

“我在中国生活的时间比日本长，我要回中国。”年近70的山崎宏又回到了济南。他给自己家带回来的，是一台别人不要了的14英寸彩电，却掏钱买回了一堆日文科技图书，一个心电图仪，捐给了济南的图书馆和医院。

到1983年，日本和歌山市打算与济南市结成友好城市。作为中间的牵线人，山崎宏自己掏路费，频繁往返于两座城市之间。当时，他为此给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写过信，首相后来给他回信，送给他手题的“大道无门”4个字。

他开始被媒体所关注。记者来采访，这个沉默了30多年的日本老人终于开口表示，“赎罪的想法一直在心里”。

从那之后，直到失聪前，山雍蕴经常听到父亲跟人说起“赎罪”两个字。到现在，他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了，但还是经常用呜哇呜哇的声音嚷着“为人民服务”。

在诊所办公桌上的玻璃下面，山崎宏压着一张纸条，纸条上的字是他自己写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最高的美德。”

岁月开始吞噬他的记忆。他已经记不清这句话是谁说的了。一起忘记的也许还有很多事情，他当年在军队里看见了什么，他怎样挨过了逃难的日子。不过，只要有人问起，他还是会用含混的声音说:“日本曾带给中国人民太多的灾难，我要尽一点力来赎罪。”他并不知道自己回答的声音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