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李的“痞子腔”，是他自己透露的。就在1896年的贤良寺里，吴永记录了他经常和客人讲的一段旧话，几乎承认他的外交手段，就是和外国人胡搅蛮缠，用他的话，就是打“痞子腔”。当年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斩了20个闹事民众，抵偿了20个被杀的外国领事、传教士和商人的性命，派了当事人崇厚到法国道歉。朝廷内外一片非议，大骂“卖国”，北洋鼎沸，连湖广会馆里他的题匾也被砸了。清廷不得已调他下南洋。由李鸿章北上，接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掌管外交。交接之日，师徒俩的对话非常精彩，可以抄录来作为李鸿章平生个性和外交思想的印证:曾国藩:“少荃，你现在到了此地，是外交第一冲要的关键。我今国势削弱，外人方协以谋我。小有错误，即贻害大局。你与洋人交涉，有何主意呢？”

李鸿章:“门生只是为此，特来求教。”

曾国藩:“你既来此，当然必有主意，且先说与我听。”

李鸿章:“门生也没有打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痞子腔’盖皖中土语，即油腔滑调之意)。”

曾国藩以五指捋须，良久不语，徐徐开口说:“呵，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如何打法，你试打与我听听？”

李鸿章急忙改口:“门生信口胡说，错了，还求老师指教。”

曾国藩捋须不已，久久才说:“依我看来，还是用一个‘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圣人言‘忠信可行于蛮貃’，这断不会有错的。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于吃亏。无论如何，我的信用身份，总是站得住的。脚踏实地，蹉跌亦不至过远，想来比‘痞子腔’总靠得住一点。”

李鸿章口口声声地表示:“我是要传他(曾国藩)衣钵的。”表示他不会像左宗棠那样叛出师门，另立山头。其实，李鸿章和曾国藩完全是两种德性，两副脾气。比如说，对于像“汉奸”、“卖国贼”这样的骂名，曾国藩本着一个“诚” 字，诚惶诚恐，很难承受。“天津教案”后，曾国藩被人痛骂，“外惭清议，内疚神明”，郁郁寡欢了一年多，死了。相反，李鸿章顶了三十多年的“卖国贼”骂名，仍然我行我素，没心没肺地活着。曾国藩曾经说他的用人之道，说用人要防“二气”，一种是湖南人的“土气”，另一种江浙人的“官气”。李鸿章这个人，既不是“土气”，也不是“官气”，他这个合肥人是“痞子气”。

历史表现为个人恩怨，但又不能归结为个人恩怨。李鸿章的敷衍粉饰，就在于他每每把“同光中兴”的失败，都归结为朝廷中央的政敌们滥施恩怨。他们把湘、淮军督抚们在各地举行的“洋务运动”的艰难曲折，都归结为朝内保守势力的阻挠，这是曾、李一派人物的惯常说法，是他们集团内部的共识。曾国藩曾有一通《复李中堂》，其中说:“自宋以来，君子好痛诋和局，而轻言战争，至今清议未改此态。有识者虽知战不可恃，然不敢一意主和。”书中提到的“君子”，就是指在朝中都察院“清议”的御使大夫们，“主战”派的首领就是翁同龢。他们总是催促说，“练兵”几十年的湘淮新军应该上阵“试枪”了。湘淮军将领们则保守实力，不愿开战。对于这一点，李鸿章说得很清楚，中央这样做，是针对李鸿章尾大不掉的权力。为了约束湘淮军的军权，中央时时掣肘。李鸿章在《与郭嵩焘书》，暗叹苦襟地说:“都中群议，无能谋及远大，但以内轻外重为患，欲收将帅疆吏之权。”

曾国藩、李鸿章都简单地认为“言官”们只读书，不做事，不懂“洋务”，专门与他作对，使他们的“同光中兴”毁于一旦。把“洋务运动”的失败，归结为“保守派”的顽固，这样的说法，为很多人接受，其实似是而非。最不能解释的就是翁同龢、张之洞、张謇等人的洋务主张和实践一点都不逊色。“洋务派” 的首领们虽然求“变”，但都没有很好地想过，中国的制度出了大问题。

1864年，李鸿章给总理衙门的信中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领了淮军以后，他换成了一副兵坯头脑，眼睛里除了枪炮，就是弹药。三十年过后，到了1896年，他基本上还是这种想法。中国的前途，是否有一条从制度上根本改革的道路，他们湘淮军集团和宫廷内部各个集团的矛盾症结在哪里，他没有仔细考虑过，也不作此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