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也有类似的情况。由于伊藤博文在日本政坛的崛起，他在关西的家乡，山口县长门地方(靠近当时中日谈判地点马关镇附近)出了一大批政治家，也都占据了日本政坛要津。1895年4月10日，马关镇春帆楼上，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举行第四次谈判，闲谈中李鸿章又莫名其妙地自摆了一个下风，奉承伊藤，有如下一段话:

李鸿章:“长门乃人物荟萃之地。”

伊藤博文:“不比贵国湖南、安徽两省所出人物。”

李鸿章:“湖南如贵国萨斯马，最尚武功；长门犹安徽，然不能比，所逊多矣。”

伊藤博文:“此次败在中国，非安徽也。”

这又是一段匪夷所思的对话。伊藤博文奉承中国的“湖南帮”、“安徽帮”，李鸿章又说人才所出，安徽不如长门。最后还是伊藤博文安慰李鸿章，甲午战争日本胜出，但是“安徽帮”不需要为全中国的失败担罪名，淮军将领们是在代表中国作战。中日两国宰相，固然是拿着各自的“地望”来开玩笑，轻松谈判气氛。但是，地方的帮派势力确实是中日两国政治格局中的真实存在，湘系、淮系，主持着晚清中国的军事和政治，这是很明显的事。

这番谈话表面轻松，拉扯各自的“家乡话”。但是这番说话，实在是切中中国政治要害。中央政权的地方化分割，是清朝政治的一个新问题。“湖南帮”、 “安徽帮”在“太平天国”以后的猛然崛起，导致了清朝政治的极大变数。像很多没落的王朝一样，清朝走过了“康乾盛世”之后，统治基础日渐薄弱。用200 万满人，加上蒙、汉八旗的少数人口，统治着一个庞大帝国，无论如何是不够的，必须往下层社会寻找新的支持集团。湘、淮军集团，是清朝不能不用，却又不得不防的大势力。

清朝入关时，“八旗”兵、“绿营”军横扫中原，马踏江南。占领中国后，他们是军政合一的统治阶层。“八旗子弟”在清中叶开始腐朽，被太平军一冲而垮。这时候，曾国藩、李鸿章领湖南、安徽地方民兵性质的“团练”，揭竿而起，死缠烂打，最终力挽狂澜，攻占“天京”，成为能够救清朝于不亡的主力军。战后，湘、淮军没有解散，全编制地转为清朝的正规军，分派到各省担任防务。在随后的“洋务运动”中，湘淮军用洋枪、洋炮、洋舰、洋操武装起来，直到甲午年间被打败。此后，又收拾败军，编练成伍，号称“新军”。1864年到1911年，清朝剿灭了太平天国后，就是靠着湘淮军，赖以维持了最后的不算短的四十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