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无湘(淮)不成军”的现实看，剿灭“太平天国”以后，清王朝的依靠力量已经从满人八旗贵族阶层，全面转移到汉人地方士绅群体。大量汉族官员充作封疆大吏，更有像曾国藩、李鸿章这样的“功臣”进入中央决策层。军事上更是不得已地将防务大权向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的湘、淮军拱手相让。西太后和光绪皇帝，“孤儿寡母”，几乎全是靠宫内外的一大群汉族官员士绅维持。问政于汉人，这固然是扩大了清朝的统治基础，但也是清朝满族人最放心不下的一个心病。乾隆以后已经渐渐消弭的满汉矛盾，在光绪年间又以非常微妙的方式潜滋暗长起来。满朝文武，除了大群的江南读书人之外，又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湖南、安徽将军。北方的满族将军们，对南方的“洋务”一窍不通，颟顸懵懂。有些守在东三省看管清朝龙兴之地的满洲将军，居然不知道南方在同治年曾经被汉人颠覆，这些人怎能依靠。现在，最高阶层的满族统治者需要担心，汉族大员们会不会有朝一日合起劲来推翻满清，建立自己的王朝。这一点并非多虑。如果湖南人的“湘军”，加上安徽人的“淮军”，已经占据了江南各项税赋，再联络朝内外的官员，齐心协力，并且敢于放胆一搏的话，清朝就完了。

改朝换代，汉族人当皇帝，这个话题，湘、淮军大营里也不是没有议论过。《清代野史》记载“彭玉麟有革命思想”。当时曾国藩手下悍将，衡阳彭玉麟攻克安徽，大江南北都在湘军麾下。他列队江边，迎接曾大帅沿江东下。船未靠岸，就差仆人递上一封无头无尾的密信，内只十二字:“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据说当时曾国藩说的是:“不成话，不成话，雪琴还如此试我。可恶！可恶！”把信撕碎了，团起来，吞咽了下肚。湖南人劝曾国藩当皇帝，不止一人。湖南文人王闿运撰写《湘军志》，得罪湘军，当初他和湘军统领曾国藩谊兼师友。一日在大营中，两人隔案对谈，王闿运曾劝曾国藩自己当皇帝。据传曾国藩当时顾左右而言他，而帐中人事后在曾国藩积尘的案桌上，发现用手指写满了“妄”字。曾国藩大约真的是不敢称帝，但他的手下和身边，有这种声音，终究传到了北京。1864年以后的西太后，确实有理由害怕在那群粗朴冲动的湖南人中，或者另一群因为军功而虚骄起来的安徽人中，新出一个洪秀全。

曾国藩从湘军中分兵，在上海建立淮军，树立安徽人李鸿章的威信，就有减轻西太后对他猜忌的意思。后来翁同龢的“清流党”支持左宗棠的“塞防”，对抗李鸿章的“海防”，也有分化湘淮军的意思。清朝的湘、淮军将领“拥兵自重”的局势，连外国人也看得清楚。在上海，“洋枪队”的将领，美国人华尔 (Frederick Ward)，也曾在军帐中劝过李鸿章。劝说清朝已经无可救药，他自告奋勇去外国招兵买马，联络各国的外交支持，扩充“洋枪队”，请李鸿章当皇帝。梁启超的《李鸿章传》:“戈登曰:中国今日如此情形，终不可以立于往后之世界。除非君自取之，握全权以大加整顿耳。君如有意，仆当执鞭效犬马之劳。鸿章瞿然改容，舌矫而不能言。”戈登劝李鸿章当华盛顿，自己想当那个参加美国独立战争的法国人拉法耶特。但是，李鸿章也是用他的“痞子腔”，打哈哈地拒绝了。确实，1864年前后，清朝岌岌可危，充满了“改朝换代”可能性，要是曾、左、李联手抗旨的话，他们是可以取清朝而代之的。

曾、左、李忠心拥戴清朝，对此，西太后虽然常常感激涕零，但内心却不得不防他们。提防之策就是起用满人，进入要津。西太后任用自己的亲信恭亲王奕訢主持总理衙门就是第一策。“鬼子六”奕訢受到满贵们的妒忌，但满人中如此公之能够任事的却绝无仅有。无奈，西太后就只能在汉人之中玩平衡。利用翁同龢等“言官”、“词臣”，组成的“清流党”，不断地参奏、弹劾地方大员，在中央牵制湘、淮军封疆大吏的行动。分化曾、左、李，利用“海防”、“塞防”之争，拉拢湘、淮军旧将，效忠于西太后个人。种种伎俩，无所不用其极，这就是曾国藩、李鸿章在“洋务”活动中束手束脚，不能放手大干的主要原因。

“翁李之隙”开始表现为“清流党”和“洋务派”的矛盾，几十年里，为了各种大小事务，两派常常是对着干。在甲午战争的时候，翁同龢和光绪皇帝组成“帝党”，主战。李鸿章和西太后主和，人称“后党”。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使得任何变革现实的措施，都遇到很大的麻烦。高喊“同光中兴”、“振兴中华”的口号时，他们都没有分歧，可是对于具体的项目、账目、人事和外事，争得不可开交。内廷说是，外朝说非；外朝说是，内廷说非，完全是历朝历代的“党争”形势。以至李鸿章在《与友人书》:“清议之祸，与明季同出一辙，果孰为之耶？”情况确实和明朝万历、天启、崇祯年的“党争”非常相似。李鸿章的“名相功业”不如伊藤博文，中国的变法、维新，始终不顺，原因就在于清朝不正常的政治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