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评价李鸿章

从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太平天国”被剿灭，到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清朝有30年的相对稳定时期。这个王朝看上去还能维持，局部地区和某些方面还有些新气象，史称“同光中兴”。他在同光之际日益尖锐起来的满汉矛盾中，一直维护着清朝。1896年，“中兴”大业已经湮灭，息影家中的李鸿章还想帮着满清接续香火，却忽然被抛出政治权力的中心，权势全无。“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梁启超语)从一个人能够看到一个民族的四十年，这样的人物，后人们无论如何也是应该重视，不能忘记的。遗憾的是，对于李鸿章至今并没有一个比较公正的评价。

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关系到李鸿章的地方很多。历史学家有评判特权，而学者们本能地喜欢用评价的态度做学术研究。更通常的是，学者往往会把自己的研究对象不分主客地与自己的好恶混在一起，把当时人们的纠纷和后来人们的意识形态纠缠在一起，结果越研究越糊涂。“汉奸”、“卖国贼”是当时“清流党”和“帝党”的谤议。后世学者又用民族主义理论，编织了一顶“反动派”的帽子；20世纪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改革家”的桂冠又渐渐地戴回李鸿章的头上。其实，政治人物的评价是不能脱离政治环境的，政治人物的个人品行，个人恩怨，只要无关大局，是相对次要的。比如我们可以津津乐道地说:“曾国藩是伪君子，李鸿章是真小人。”但这种品评对我们理解晚清历史，并无太大的帮助。要探究清朝历史误入歧途的根源，还是要回到那个环境中。

一定要评价，还是梁启超的评价比较中肯。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去世。12月26日，梁启超草就了一部《李鸿章传》，他说李鸿章是:“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日责人昧于大局，而己于大局先自不明；日责人畛域难化，故习难除，而己之畛域故习，以视彼等。犹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也。……吾故曰:李之受病，在不学无术。故曰: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李鸿章既以“洋务”与西太后、光绪皇帝、翁同龢师傅，以及众多分分合合的“言官”、“词臣”们周旋，同时他自己也是被满清王朝玩弄于股掌之上。梁启超说:“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同光之际的问题，不是李鸿章才干不堪大任，也不是李鸿章私心有所贪得。而是同治以后纷乱的政治格局不同于对岸上下一心，“尊王攘夷”的日本。在表面各种舆论集团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满汉矛盾，西太后对“曾湘李淮”的拉拢和猜疑，注定了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只能以艰难地进一步，轻易地退两步的节拍前前后后。

1896年底，李鸿章要退出政坛的消息，在国际社会不胫而走，最失望的莫过于美国人。刚刚3个月前，李鸿章作为美国历史上接待的最高规格的中国贵宾，受到了极其隆重的接待。他们称之为“李中堂”，连带的头衔还有“清国总理”、“外务大臣”、“北洋大臣”和“直隶总督”。为人臣子，李鸿章已经做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美国人想当然地把这样的权势者当作中国的脊梁，美国的朋友，今后谈判的对手，指望他能够成为美中关系的推动者。不惜赞美之词的美国人，还在《纽约时报》上给了李鸿章好几顶封号:“军事家”、“政治家”、“金融家”和“外交家”。这样的评价，其实是掺了水分的评价。这不是单给政治家个人的，而是给清朝加油，给中国打气。

李鸿章死在1901年，死在“义和团”之后北京的愁云惨雾中。拖着79岁的老病之躯，四方奔走，八方哀求。9月7日签订了《辛丑条约》；17日把八国联军送出城；10月6日把逃到西安的慈禧太后迎回宫；11月17日，他就撒手人寰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代枭雄——李鸿章在北京死了。李鸿章的身子死在辛丑年，他的事业却早在甲午年就死了。1895年，李鸿章的“中兴梦”、“强国魂”，就已经在“黄海之战”中灰飞烟灭了。余下的几年，洋务干将一个个凋零，朝政一点点起色都没有。

辛丑时，李鸿章出山谈判，和老“清流”张之洞共担危局。他已经没有力气和他的老政敌争论了，遇到分歧，他只息事宁人地说:“香涛(张之洞)作官数十年，犹是书生之见耳。”张之洞还是不依不饶，反唇相讥地说:“少荃(李鸿章)议和二三次，遂以前辈自居乎？”这两句对话，随口说来，反成绝对，是非常工整的“对子”，清末社会传为佳话。今天看来，时至1896年，清朝“自强”无门，跌入深渊；无奈而战，战而不胜，最后只能“议和”，这场四十年的大结局，全社会要负责任。把全部责任都推由李鸿章来承担，骂他是“汉奸”、“卖国贼”、“投降派”，别人都没有份，卸掉了自己的责任，这种评价，确实是太过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