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不满通过对两封信的处理表现出来
由于毛泽东听信了毛远新的话,邓小平日益产生不满。这种不满,通过他处理两封信表现出来。
原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在工作中与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党委副书记谢敬宜发乍了矛盾。刘冰是老干部,而迟群、谢敬宜是通过参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刘冰对迟群、谢敬宜在清华大学搞的“左”的那一套做法十分不满,对迟、谢二人的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也看不惯。久而久之,产生了矛盾。这些矛盾发展到了不可解决的地步。于是,刘冰直接向毛泽东写信,反映迟、谢二人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中存在的问题。由于迟群是“四人帮”的亲信,谢敬宜是毛泽东直接从身边派出去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二人都是有特殊背景的人物,所以,刘冰把写给毛泽东的反映二人问题的信,通过邓小平转给毛泽东。邓小平收到刘冰的信后,认为刘冰说得有理,就把他的信转给毛泽东了。刘冰共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都是通过邓小平转的。第一封信是1975年8月间写的,毛泽东看了刘冰的这封信,心中不悦,但没有说什么,指着放文件的柜子对秘书说:“先放着。”刘冰没有得到回音,就在10月间又给毛泽东写了第二封信,这封信也是通过邓小平转的。毛泽东看了刘冰的第二封信,又把刘冰的第一封信找出来重新看了一遍。他对刘冰更加不满,并由对刘冰的不满转而对邓小平不满。他对邓小平不满,出于两条,一条是邓小平转了刘冰的信,另一条是刘冰的信中有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的情绪。他认为,刘冰是代表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的那些人的,而邓小平转刘冰的信,就是表明他也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的。联系毛远新对他说的话,他认定邓小平确实是那些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们在中央内部的代表。10月J9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后,把陪同会见的李先念、汪东兴留下谈话,直接表示了对邓小平的不满。他说:“现在有一股风,说我批了江青。批是批了,但江青不觉悟。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迟群是反革命吗?有错误,批评是要批评的。批评就要打倒,一棍子打死?小谢是带三万工人进清华大学的。迟群我还不认识哩。”毛泽东接着针对邓小平说,“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你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你们六人先开会研究处理。此两封信(指刘冰等同年8月和10月的两次来信)印发中央政治局在京各同志。清华大学可以辩论,出大字报” (1975年10月19日毛泽东同李先念、汪东兴的谈话记录)。
随后,李先念、汪东兴把毛泽东19日谈话的内容向邓小平作了传达。邓小平敏锐地预感到,他与毛泽东在对待“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的分歧已经不可避免,毛泽东对自己已经有了成见,他将面临一场新的政治风暴,而这场政治风暴,对自己是不利的。但邓小平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已经对“文化大革命”有了深刻的认识,他对这种认识是不会改变的,是要坚持到底的。为了坚持自己的认识,他不怕失去任何东西,正如他自己说的:不怕第二次被打倒。于是,他毅然决定,把毛泽东19日的谈话,传达给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由政治局去讨论。23日,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19日的谈话,并决定,按毛泽东的意见,召开清华大学党委扩大会议传达讨论。27日,邓小平、李先念、吴德、汪东兴联名给毛泽东写信提出:“传达时,其中主席对小平、江青同志批评的内容,建议不传达。”毛泽东批示“同意。”
毛远新留在北京当联络员后,一开始还很谦虚,对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老同志很尊重。但是由于毛远新的身份特殊,工作特殊(当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别人对他也自然高看一眼。特别他等于是代毛泽东参加政治局会议,他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的是毛泽东的意见,因此,他似乎是毛泽东的代言人。这样,毛远新逐渐自以为了不起了。加上他是靠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起家,在思想上是“左”的,与江青他们一致,与“四人帮”搞在一起就是很自然的事了。毛远新对“文化大革命”也是肯定的。在这一点上,他与邓小平是对立的。二人之间虽然此时还没有发生争吵,毛远新在政治局也没有表决权,但毛远新对邓小平是有成见的。11月2日,毛远新又一次向毛泽东汇报时谈到,邓小平从不谈“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的路线不对。毛泽东听后,决心把他和邓小平之间的分歧挑开,让毛远新出面“帮助”邓小平。毛泽东在这次淡话中对毛远新讲:“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毛泽东又一次谈到刘冰的来信说:“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你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毛泽东进一步说:“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毛泽东还对毛远新说:“你找小平、东兴、锡联谈一下,把你的意见全讲,开门见山,不要吞吞吐吐。你要帮助他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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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梁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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