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中苏关系恶化。珍宝岛冲突发生后，毛泽东把关注的目光又转回到三线建设上来。他更重视三线建设了。为了排除造反派的干扰，保证三线建设顺利进行，他决定对一些重点三线建设基地和工程实行军管，甚至直接派军队去施工。对这种由解放军直接管甚至直接施工的单位，造反派是不敢来胡闹的。

为了对付来自苏联的军事威胁，毛泽东又提出了一个“小三线”建设的思路。这个思路就是:各省特别是进行三线建设的各省，再建设成本省自成体系的“三线”，这样，既可以使“大三线”与“小三线”两个体系环环相扣，形成一个大系统，也可以将三线建设深入到中小城市、县城乃至乡村，使我国形成支持长期战争的工业基础。从1970年起，中央开始对三线建设项目实行优先安排、重点保证、抓紧抢修的原则。在此原则指导下，全国的三线工程建设全面铺开，各省的三线建设也随之全面铺开了。毛泽东此时的三线建设思路，几乎完全集中到准备打仗、准备打长期的战争上来。因此他对三线建设投资偏重的程度，是他一生中从来没有过的。到1971年，我国三线建设的投资总额达到了340.8亿元。这还没有把各省自筹资金搞“小三线”建设的投资计算在内。而且，在毛泽东把主要精力放在搞“文化大革命”之上的时期，他这样关注三线建设这一经济问题，也说明毛泽东对三线建设的重视，是基于对极有可能发生的中苏战争的考虑的。

“不建设好攀枝花，我睡不好觉”

毛泽东是有战备眼光和勇气的。建国初期，他能在156项建设项目中考虑到把一部分项目安排在西部地区，就很了不起。如果没有一定的战略眼光，是考虑不到这一点的。如果没有勇气，在苏联意见不仅具有权威性，而且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候，是不能下这个决心的。而毛泽东的眼光和勇气，来自他的精心研究和缜密思考。这里面自然倾注着他的大量心血。

1956年，毛泽东虽然还没有决定搞三线建设，但他已经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中国西部。他倾注心血研究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各方面的问题，特别对西部建设问题给予高度重视。他亲自到外地去搞调查研究，回北京后又找了很多高级干部开调查会，认真研究西部地区建设问题。从他的《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对我国西部地区建设问题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他倾注了多少心血！对于毛泽东当年对中国经济建设问题包括西部经济建设问题所倾注的心血，薄一波曾回忆道:“在听汇报的那些日子里，毛主席十分疲劳。有次听完汇报，他带着疲乏的神情，说他现在每天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起床就听汇报，穿插着处理工作，听完汇报就上床休息。情况确实是这样。”当时，毛泽东经常是从每天早晨9点40分开始听汇报，一直到下午。下午处理完党政事务后，到晚上19点10分继续听汇报，一直到22时10分才结束，然后研究这些汇报材料，继续工作到深夜。

1958年，毛泽东已经下定了中国要搞原子弹的决心。起初，中国还寄希望于苏联的援助。当年的七、八月间，赫鲁晓夫访问北京。毛泽东向赫鲁晓夫提出了苏联援助中国搞原子弹的问题。但是赫鲁晓夫却有他的考虑。他害怕因此会与美国搞僵，怕美国用原子弹威胁他。他还考虑，中国没有原子弹，就会投到苏联的核保护之下，苏联就能够控制中国。他还对中国拥有原子弹怀有忧虑之心，担心中国也会构成对苏联的威胁。因此当毛泽东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时，他明确表示了对中国搞原子弹的消极态度。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并没有动摇搞原子弹的决心。他决定中国独立自主搞原子弹，并且把这个决定与发展西部地区经济结合起来。此时，他对西部地区建设的思考中，已经有了很大的军事因素。

1964年党中央正式做出进行三线建设的决策后，毛泽东对三线建设问题更加关心了。当时，毛泽东特别强调三线建设的重要性。他说:必须把三线的重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搞起来，这样，军事工业才有基础。他甚至说，如果不把攀枝花的钢铁厂搞起来，我睡不着觉。

毛泽东依据他对于三线建设的总构想，确定了三线建设的方针，这就是:三线建设要“大分散、小集中”，要“依山傍水扎大营”。要根据当地的地形、地貌条件确定建设项目，要使三线建设的企业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要远离大中城市，分散布点，做到即使在打核战争的情况下，这些工厂和科研单位也打不烂、炸不垮，能继续坚持生产和科研，支援前线。

1964年，也是我国搞原子弹最关键的一年。围绕这一重点军事工程，毛泽东在过去已经调派了很多军队和科技骨干到西部地区的基础上，又调派了大批军队和科技精英奔赴三线，加强核研制基地建设。核研制基地在三线地区的建成，为三线建设描上了最浓重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