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山、薛暮桥在西柏坡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曾延生奉调到南昌，担任江西省总工会代理委员长。不久，曾延生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到南昌“八一”起义洪流，任“粮秣管理委员会”委员，起义成功后挥师南进，随师转战。9月23日，起义军占领潮洲，他即往城外筹粮，当他回到驻地时，起义部队遭到失败。在此种情况下，曾延生连夜返回江西寻找党组织。10月间，曾延生以赣西特委代表的身份，来到万安县，和曾天宇一道策划万安暴动。11月下旬，他又前往泰和、吉安一带开辟新区，在泰和县官田敖朱家村建立了吉、万、泰中心联络站。

1928年3月间，曾延生和蒋竟英调往赣州，成立赣南特委，曾延生任书记。赣南特委成立后，曾延生和特委一班人分别到各县发动群众，组织武装暴动，在白色恐怖的赣州城，曾延生不顾个人安危，东奔西走，坚持革命活动。3月23日，敌人突然包围中共赣南特委机关所在地——赣州古城巷二号，曾延生和蒋竟英不幸被捕，解送到伪赣州警备司令部，在残酷的审讯中，曾延生毫不屈服，在软化的腐蚀中曾延生毫不动摇。敌人无计可施，终于下了毒手。1928年4月4日，曾延生和蒋竟英在走向敌人刑场时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从容就义。

1962年，曾山回故乡时，回首往事，壮怀激烈，他挥笔写下了一副对联：“家慈五男二女留独子，先父三难一死为人民。”这就是说，曾山的父亲曾彩芹三次被捕，为了保守党的机密，捍卫党的利益，受尽严刑拷打而不屈，最后牺牲在敌人监狱，真是“三难一死为人民”。曾山的哥哥曾延生同时被敌人逮捕，1928年4月4日夫妻双双就义。曾山的弟弟曾炳生和他一起同时走上革命道路，1927年8月，曾炳生也在九江牺牲在敌人屠刀之下，加上幼年得病死去的四个兄弟姐妹，“五男二女留独子”，全家兄妹七人只剩下曾山一人，此时此地此景，曾山不禁感慨叙之。

1927年是国民党疯狂镇压共产党的一年。

面对“四·一二”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对共产党的疯狂屠杀，曾山面对父亲、兄弟三人被国民党杀害，他不仅不退缩，而是更加义愤填膺。他于1927年7月冒着敌人白色恐怖的危险，只身来到广州，进了叶剑英领导下的教导团。

12月11日，曾山毅然参加了党领导下的广州起义。在起义战斗中，曾山英勇打击敌人，拿起枪和敌人肉搏拼刺，曾山个子高，力量大，一连杀死几个敌人，抓获了不少俘虏，创造了许多英雄战绩。起义失败后，曾山于12月底潜回吉安，受党的指派，前往吉安县富田圩进行秘密工作，发展党组织，在敖城、芳井、永阳、赤陂一带吸收立场坚定、对党忠诚的苦大仇深的农会积极分子入党、成立了中共芳井支部，壮大了党的力量。

1928年3月，曾山任南区区委书记，驻泰和县官田敖朱家村。5月27日，曾山与周冕、肖世梅、肖志铎等人率领700余贫苦农民手持梭标、乌铳举行了官田“四·九”暴动（即农历四月初九），缴获散兵游勇枪支四支，杀死土豪一人。暴动后，特委指示部分暴动骨干迅速转移，他们深夜路经横江镇，将横江镇警察所摧毁，缴获枪支十多支，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并于次日凌晨渡过赣江，开始了新的战斗。6月，曾山被任命为中共吉水县委书记。

1929年3月，中共赣西特委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曾山当选为特委委员。11月，在赣西革命委员会基础上召开赣西各县区代表大会，成立赣西临时苏维埃政府，曾山被选为赣西临时苏维埃政府主席。

四、毛泽东正确路线的积极支持者、拥护者

1931年1月，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占据领导地位，在江西苏区推行“左”倾路线，并诬蔑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为“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逼迫曾山表态反对毛泽东。曾山没有被“左”倾主义的威逼所屈服，他大义凛然地理直气壮地回答：中共苏区的巩固与开展，红军的发展与壮大，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都是毛泽东正确路线领导的结果。换言之，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今天强大的中央苏区。曾山实事求是的观点，有力地驳斥了“左”倾路线的当权者对毛泽东的污蔑。这年秋天，江西省苏区内部，在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下，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进一步发展，许多好同志被诬陷为AB团分子，遭到关押、拷打，甚至惨遭杀害，形势十分严峻。曾山及时向省保卫部负责人李韶九提出尖锐批评，对这种错误做法表示强烈反对，李韶九自恃有中央“左”倾领导人支持，竟明目张胆地反对曾山的正确意见。这年11月17日，曾山乘去瑞金沙州坝参加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机会，把江西省苏区内部肃反中还在继续发展的“左”倾严重错误，报告了中共苏区中央局和毛泽东同志。中央局根据9月间接到的《中共中央对苏区中央局红军总部前委的批示信》中的精神，于1931年12月5日发出了《中央苏区中央局给各级党部的信》，其中《关于反AB团及其他革命派别斗争问题》中，特别强调了“要把反AB团及其它反革命派别斗争中的简单化和扩大化和严重错误，必须迅速毫不犹豫地纠正过来”。由于曾山坚持正确的立场，挽救了肃反中许多正在受诬告的好同志，有效地避免了革命力量招致更大的损失。值得庆幸的是，在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曾山也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五、打牙祭为邓小平饯行

1933年6月下旬的一天，烈日当空，暑气逼人，正在荒岗上挥锄劳动的邓小平接到了调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工作的命令。他一面用手巾揩去额上的汗水，一面细读命令全文。邓小平二话没说，立即回到住处打点行装，背着背包从劳动驻地赶到中共江西省委转干部关系。邓小平劳动的村庄距省委机关所在地约有十余华里左右，步行个把小时就到了。

江西省委和省苏维埃、省军区都设在宁都县的七里村。这次邓小平背着背包步行到省委是从正门大大方方进来的，不象前一次是从后门厨房进来的，那时深怕被别人发现，告到临时中央去，不仅自己要遭罪，还要连累他人，此番前来，已非昔比了。

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省军区司令员陈毅、省委妇女部长蔡畅等老战友热情地接待了邓小平，当晚便设宴招待邓小平，与其说“便宴”不如说是“打牙祭”更切合当时的情景，四位省委负责人除曾山一人外，三位都是邓小平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的同学和兄长、大姐，今天在特殊的背景下相聚，大家心里都很高兴。寒暄之后，陈毅豪爽地说：“我出两个铜板，派通讯员到圩上砍几斤猪肉，再买点辣椒、大蒜，炒一半，红烧一半，再打点水酒，请小平同志吃一顿饭吧。”李富春和蔡畅也很赞同陈毅的倡议，李富春说道：“好，好！小平同志这段时间劳动辛苦了，在农村油水少，还吃不饱饭，今天我们大家在一起热闹一下，算是饯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