催生城市防洪排水标准

如今，北京城里再也找不出1963年8月份大水的痕迹，不过，它却以另外一种方式深深地印刻在我们的城市生活中。

大水过后，市规划局、设计院、勘测处、河湖管理处等部门的130位技术人员组织起来，在城近郊区搞了一次水情、灾情调查。

1963年，北京市河道排洪能力比现时低很多。永定河左堤只能防御15年至20年一遇的洪水，温榆河也只能排除20年一遇的洪水。市区内部的主要排水河道通惠河、凉水河、清河、坝河泄洪能力很有限，只能对付日降雨量在100毫米至150毫米的雨水。一批河道旧建筑、临时性低标准建筑阻水严重。据调查，市区河道上有桥梁255座，发生阻水的有96座。再加上城里引水、排水不配套，上下游河道宣泄能力不配套，许多地区的下水道还是明清时修建，出现问题自然是在所难免。

当时也没有现在先进的排水设备和装备。一把大铁钩子，或许还有辆自行车，这是城里下水道工人的“标配”；区县里每位抢险队员配备一把铁锹，一副土筐，每10人配备一个大锯、一把刨斧、一个提灯，每35个人才有一副水桶……

根据调查的结果，市规划局在1964年向市里提交了一份北京“市区防洪排水规划报告”。

这是北京市第一次有了自己的防洪排水规划，也是北京市第一次提出防洪排水标准。“北京城里原先并没有自己的防洪排水标准。城市河道的防洪标准参照农村，排水标准根本没有。”文立道说。

按照规划，拟定用1963年酒仙桥一带暴雨中心420毫米的日降雨量，作为城市河道的防洪标准，这个标准相当于百年一遇。至于城市河道的排水标准，则按照彻底解决1963年暴雨时城区的积水问题，拟定城市河道排水标准采用20年一遇的频率，相当于6小时降雨150毫米，日降雨量225毫米。此后，北京市所有河道、建筑物的建设都遵照这个标准执行，直至今天。

这份“规划报告”还提出了城区防洪系统工程。一共分了五期:头一期包括凉水河疏浚、玉渊潭疏浚；二期包括莲花河、莲花池疏浚；三期整治通惠河、南和东南护城河；四期是长河、西护城河、前三河；最后整治坝河。一期工程开始时，北京特意从天津调来了“北京号”挖泥船。大铁船已经运送到京，就等着重新组装，好正式开工。这时，“文革”开始了。所有的工程停滞下来。

1974年，北京市给中央打了报告，将防洪工程再次提上日程，并从中央得到了6亿元资金和物资的支持。1975年开始，北京疏浚了坝河及其支流北小河，新辟了北护城河向坝河分流的分洪道，1978年至1984年间，先后疏浚了清河及其支流万泉河、小月河，以及北护城河。

这段时间里，整个海河流域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63年大水之后，毛主席题词:“一定要根治海河”，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第三次对全国大江大河治理做出的重要指示。几十万大军在海河工地上奋战了14个春秋，终于完成了海河防洪除涝体系建设，使河道的泄洪能力达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