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分洪

大雨中，有一个地方的人们，比在雨中抢险的人还要紧张。

当时，在木樨地以南、会城门那里有一座不怎么起眼的二层小楼。小楼二层北边房间是行政办公室，中间是电话总机房，南边的几间屋子就是北京市市政管理工程处河道管理所的办公地点。

北京城近郊区主要排水河道有四条:清河、坝河、通惠河、凉水河，它们的小支流有30多条。每到汛期，这些河道里的水怎么调配，从哪里排，排多少，都归河道管理所负责。

李裕宏当时28岁，是河道管理所的一名工程技术人员。“那场雨太大了，我们几间屋子里的电话响个不停。”李裕宏回忆说。各处水文站观测到的雨情和水情通过一条条电话线，迅速汇集到管理所。这些数据就成为水闸是开是关的重要依据。巨大的北京市河道示意图就挂在墙上，李裕宏他们根本没时间看，也不需要看，哪里的警戒水位有多高，保证水位有多高，都深深地刻在脑子里。即便如此，每次做决定时依然很艰难。因为水闸的一开一关、一升一降之间不仅关系着水势，更关系到河道两岸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

李裕宏清楚地记得1959年水灾中发生在右安门闸的那场冲突。当时为了保住右安门闸以东的东南郊工业区，西来的洪水被右安门水闸死死挡住，向西南漫溢，近郊区农户家里的洪水都上炕了。乡民们不干了，举着铁锹就凿开了水闸。后来还是市领导赶来做工作，才将群众情绪安抚下去。

1963年依然危机重重。“通惠河的水位一点点地涨，高碑店闸也跟着一点点地提高，下游的压力一点点地增大。完全顾不上下游了。”李裕宏知道，高碑店闸的水位无论如何也不能超过31米。“如果超过31米，河水就会淹了东郊热电厂。全北京供电当时全靠它。”幸运的是，在距热电厂取水泵不足半米的时候，高碑店闸的洪水位停止了上升。玉渊潭闸水位也在逼近最高限水位的最后一刻降了下来，没有分洪。

如果再下雨该怎么办？

市规划局的技术人员紧急计算。他们设想暴雨中心若再往西移动20公里，下在南旱河或者永定河会怎么样。“这是完全可能的。1963年8月那场大雨距北京城市上游仅仅20公里，又同属西山山前地带。如果再有场大雨，很可能下在那里。”当年在市规划管理局市政处工作的文立道老人回忆说。计算的结果令人们大惊。南旱河的河水将以146立方米每秒的速度冲进北京城，动物园水深将超过1米，通用机械厂、迎宾馆(现在的钓鱼台国宾馆)、三里河一带将全部被淹。洪水入城后，很可能冲毁前三门的河林阁闸和南护城河泄洪闸。洪水将从正阳门桥上岸，沿前门外大街南流，继续加重天桥、金鱼池一带的灾害。城区内积水加重，东南西北向交通将全部中断。左安门、右安门、东直门几处河道可能决口。通惠河高碑店闸土坝可能漫溢，影响热电厂的正常生产。若暴雨中心移至永定河，将淹没石景山车站、石景山电厂、张仪村车站、卢沟桥、丰台镇菜地……

为了防备可能出现的问题，一辆辆卡车轧着尚未退去的积水赶往南旱河，运去一车又一车的草袋子，草袋子里都装上泥，人们将南旱河的大堤加高再加高。

朝阳区水利科科长简惠岐刚从抗洪第一线下来，回到区里。他气儿还没喘匀，就被通知开会。朝阳区所属的南磨房、十八里店、老君堂，通县的神树，4个乡、8个村的一把手全来了。会上有领导传达上级指示:只要再下两个小时的雨，就要扒开东南护城河分洪，洪水将顺着架松坟(现在的劲松)淹没南郊的4个乡8个村。会上让这4乡8村的领导赶紧回去开会，组织老百姓做好转移的准备。

简惠岐记得，南磨房的党委书记当时就急哭了:“这让我们往哪儿搬啊。”“不搬也得搬，往指示地点搬。财产可以有损失，绝对不能死人。”区里领导的语气无比坚定，不容置疑。

幸运的是，这场推算出来的大雨最终没有来，分洪也就没有进行。

1963年8月的大雨就这样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