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如何应对田中角荣用“添了麻烦”一语带过侵华

第二天首脑谈判，周总理讲了一个多小时。我们中国人民接受不了日本方面轻飘飘的态度。会谈便进入了僵局。

次日的日程是游览万里长城，准备了三辆车：第一辆车上是外交部长姬鹏飞陪同田中角荣，第二辆是北京市委—革委会主任吴德陪同大平正芳，第三辆是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和日方发言人二阶堂进。当时到八达岭都是难走的山路，要40分钟时间。大平正芳就提出，要和姬鹏飞外长在车上交换意见，希望换车位。于是大平正芳、姬鹏飞、一个警卫员和作为中方翻译人员的我，四个人就坐上了一辆车。我平时有晕车的毛病，但那天因为高度紧张，完全没感觉。

后来许多电视台采访过我，到底这次起扭转作用的会谈是如何进行的？我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一字不漏地把我记得的内容告诉你们：

大平正芳说，姬部长，我们同岁，你是中国的外交部长，我是日本的外务大臣，我们两个人都是在为自己的国家奋斗，争吵不休。但我想来想去，觉得这次会谈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中日历史问题如何表达。我个人完全赞成中国的意见。我从一桥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日本大藏省（财政部），我曾经受大藏省委托到河北张家口考察过三次，正是日中战争最激烈的18个月的那段时间。就我所见，这场战争明明白白的是日本侵略，不存在辩解的余地。其实那时田中角荣也被征兵了，他到了中国的牡丹江。但是他没有拿过枪，只是在步军医院服役。他对这场战争性质的认识和我是一样的。但是今天我们代表的是日本国家，考虑到日本今天的处境，考虑到日本和台湾的关系、日本和美国的关系，我们很难完全按照中国的要求来表述。请你转告周恩来总理，只能找个折衷的办法，否则我们只能打道回府了。

姬部长回来以后便去向周总理汇报，当然具体如何汇报我不得而知。

第二天外长会谈，讨论《联合声明》的文本，29日上午10点就要签署。但是对于历史问题如何表示，直到29日凌晨一点钟还没有达成一致。外文印刷厂的排版工人已经在等，一旦确定文本就印刷。

这时大平正芳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字条：“姬部长，这是我方最后的方案。如果中方不能接受，我们只能打包行李回去了。”日方翻译人员就翻。姬鹏飞外长又把大平的原稿要来给我看，我说，姬部长，翻译完全正确，就是这个意思。

上面怎么写的呢？就是现在《联合声明》的文本：日本方面痛感日本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失的责任，表示深刻反省。就这么二十来个字，一个字不差。我印象太深刻了。

姬部长有个特点，平时不太喜欢说话，这时就沉默。我想你得表态啊，人家说不行就要打道回府了，我着急，心想这怎么办呢？我又不能催你。我就想起周总理的教导来了——最好的翻译，还要当好参谋。因为战争是打仗，外交也是打仗，好翻译必定是好参谋。想起这个教导，我就轻轻地说了一句：“姬部长，我看可以的。”

没想到姬部长反应空前激烈，非常严厉：“你说什么！少废话！”

我吓坏了，马上承认错误：“我说的不算数不算数，只是供您参考。”

但是三分钟过去了，中方还是没有回答。这时大平外相建议：休会十分钟。他说，我提出来给你的这个稿子啊，老爷子还没看——他指的是田中角荣。在日本政界和经济界，管自己的领导叫老爷子。其实田中是全权交给他处理的。

这时姬外长出门了，我没跟着去。十分钟后他回来，宣布：中方决定同意大平先生的提议，就这样写进《联合声明》。

现场没有香槟，大家就拿咖啡碰杯庆祝，都洒出来了。那天会谈到深夜，大家都靠咖啡提神，我记得当时已经上了第三次咖啡。

第二天早晨七点吃早饭，姬鹏飞也住在钓鱼台国宾馆，我就找到他鞠个躬，说：“姬部长，昨晚太冒失了，您批评我少废话，我记住了。”

他问我：“小周啊，你到外交部几年了？“我说，已经第十三年了。他说：“十三年了你都不懂外交的基本规矩啊？连我这个外交部长都无权决定的事，你说可以！这可是要载入史册的！你这也太过分了，哪里像是在外交部工作过十三四年的？”

我想，哎，以后绝对不再犯，认了错就准备出门。大概他老人家看我们这些小孩觉得可爱，又把我叫回去。我心想，还要训啊。姬部长说：“实事求是地讲啊，你这个意见本身是对的，但错就错在，你说了你不该说的话。这就是教训。”

后来我才知道，他出去十分钟，是向在另一栋别墅里的周总理汇报。决定权在周总理那里。当时我不知道啊。其实事后，外交部有同志认为日方的表述里“战争”前没有加“侵略”二字，不能同意。最后是周总理说：“既然他们承认给中国人民造成了重大损失，他们也痛感责任，他们要深刻反省，这不就是承认‘侵略战争’吗？为什么一定要加这几个字呢？现在，田中先生和大平先生他们有困难，我们不应该为难这些准备解决问题的朋友们。”

所以整个中日建交的过程，没有周总理不可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