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这个信息碎片化的时代，为了寻找高品质的阅读体现，凤凰评论将推出“高见之书”栏目。该栏目旨在通过对新书的爬梳，大浪淘沙，遴选出优秀的书籍，推介给读者，为泛娱乐时代的深阅读提供指引。此为第三期，凤凰网主笔张弘整理。
《学术与传统》（上中下）
作者：刘梦溪著
出版社：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7年3月
自1840年以来，被统治者强行封闭的中国国门，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下的被迫打开。由此中国被卷入现代化的历程，备受转型的折磨和煎熬。其间，虽有出洋的士大夫、公使、留学生等睁眼看世界的人出版著作，一再鸣响警钟，但统治者和满清权贵等既得利益集团利令智昏，数次错过政治变革的良好时机，最终导致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成立。然而，因世界局势风云变幻，20世纪20年代政党革命兴起，中国走上了一条激进变革的道路，其间饱经曲折。迄今为止，现代化仍未完成。在大陆，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均遭受了革命的多次冲击。与前辈学者一样，刘梦溪先生煌煌三大本《学术与传统》，既是其以学术对传统的温情致敬，同时也融入了他对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思考。
《学术与传统》围绕学术与传统的题旨，分上、中、下三本，内容则厘为六分卷，共百万言，可谓刘梦溪先生几十年学术历程的重要结晶。书中选取了作者多年研究王国维、陈寅恪的专题文章，其题旨和角度则各有不同。以第一卷研究王国维和陈寅恪的专题论文为例，书中汇集了他三十多年研究两位前辈学者的精髓。据刘梦溪先生自述，自己曾三次阅读他们的全部著作。其用力之勤少有人匹，其所得之经堪称丰富。例如，杨天石先生对于他考证陈寅恪祖父陈宝箴死因的论文《戊戌政变和陈宝箴之死》即赞叹不已。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政变爆发，百日维新宣告失败，湖南巡抚陈宝箴以“滥保匪人”被罢黜。1900年春夏之间，陈宝箴突然去世。他的儿子（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的记载是：“是年六月二十六日，忽以微疾卒，享年七十”。去世前几天，他还写过《鹤冢诗》二章，前五天还在给陈三立写信。而陈三立在其他场合论及他父亲的时候，用词用语都很沉痛很激昂很悲哀，让人怀疑陈宝箴不大像生了小病而去世。
1983年，《文史资料》选集发表一篇文章，有一个人回忆他自己的父亲当年曾经带着病跟江西巡抚松寿到了南昌西山的陈宝箴的住所，其原文记载是“宣太后懿旨，赐陈宝箴自尽”。陈宝箴向北面匍匐而拜，接受了这个诏书，然后自缢而死。陈三立他作为儿子写他父亲的死原，和这位先生的记载有很大矛盾。到底谁可信？刘梦溪先生采取中国传统考据学的方法，以诗正史，用陈三立的诗来研究陈宝箴死的原因，通过陈三立诗文讲到赵氏孤儿、雨林孤儿的典故，考证出陈宝箴之死就是西太后下的懿旨让他自尽。但是，戊戌政变是发生在1898年，慈禧已经给过处分了，为什么到1900年又突然加重处分？
刘梦溪先生在研究陈三立的过程里面又有一个重要的发现。1900年庚子事变，八国联军入侵占领了北京，西太后带着光绪皇帝匆匆忙忙逃难到西安，在东南地区张之洞、刘坤一等人与西方列强谈判，发起东南互保运动，自己保自己。陈三立、张謇等人曾经有一个计划，借助张之洞、刘坤一两位督抚的力量，把光绪皇帝从陕西接到南方，然后强迫西太后把政权交还给光绪皇帝。刘梦溪先生称之为“倒后复帝”。但是，张之洞和刘坤一均未响应。刘梦溪先生挖掘了这个史料，把前人所不知道的陈宝箴的政治命运揭示出来。在杨天石先生看来，“这是刘梦溪先生对于中国近代史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几天前，新西兰的一位学者访问我，要谈东南互保，八国联军入侵了，东南地区督抚们的真正反映。我想了想，就把刘梦溪先生这本著作介绍给他，重点就是其中‘倒后复帝’的活动。这位新西兰的学者大喜过望，觉得他到中国来跑了一趟不虚此行。我介绍这么一个研究成果，他非常感谢。”
刘梦溪先生早年治古典文学和文学思想史，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转入学术史和思想史研究。引领他“出文入史”的便是王国维、陈寅恪、钱锺书三位学术大师。其“出文入史”为近代史研究做出如此贡献，在同辈学者中并不多见。他早在“陈寅恪热、钱锺书热”兴起之前，就选定他们为研究对象并卓有建树，由此可见其识人之准。而《学术与传统》第三卷，他研究了传统文化与国学，以及传统文化价值理念在今天可能有的意义。他总结出13项中国传统文化一些标志性的现象，认为“儒家思想是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社会文化以家族为本位，政治文化家国一体，道德文化崇尚家族伦理，宗教文化三教并存和三教合一”。对于国学，他倾向于马一浮先生定义的“六艺之学”，即《诗》《书》《礼》《乐》《易》《春秋》。
在我看来，刘梦溪先生对传统文化感情深厚，其文史研究自成一家。在思想和价值观上，他并非抱残守缺。然而问题在于，这样的立场选择不可避免地意味着现代性不足。以王亚楠、刘泽华等古代政治史学者为对照，他们对中国传统的批判可谓鞭辟入里。在刘泽华先生看来，儒家先秦就尊王，汉代之后更是尊王卑臣沦为专制帮凶。所谓的家国一体，伦理宗教，这些无不笼罩于王权专制主义之下，臣服于统治者膝下。以陈宝箴、陈三立父子的命运为例，若在民主法治国家，陈宝箴只需要对本省公民负责，最高统治者无权将其革职，更无权将其赐死。陈宝箴、陈三立父子是否有罪，那只能由法院判定，而不是最高统治者说了算。1897-1901年的美国总统是威廉·麦金莱，很难想象，他拥有如此无法无天的权力。1900年的英国女王是维多利亚,首相是索尔兹伯里，他们的权力同样受到严格限制。
一方面，刘梦溪先生的著作让人感受到传统与读者自身血脉的联系；另一方面，刘泽华先生对中国王权专制主义的批判无法回避。王国维先生在评论西方哲学的两种风格时曾说“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对于传统文化，只要中国的现代化还未完成，中国人就将继续在这两种情绪中纠结。
荐读：
《中国1945：中国革命与美国的选择》
作者：理查德·伯恩斯坦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年3月
本书主要讨论的问题是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面对复杂的中国时局美国的政策抉择。1945年，驻华美国官员试图达成三个自相矛盾的目标：其一，阻止中国爆发内战；其二，保证美国政府不卷入这场战争；其三，阻止共产党及苏联从美国与蒋介石政府手中夺去对中国北方的控制权。然而，与共产党人合作能避免中国一边倒向苏联，或者给予蒋介石政府更多支持就能够避免其垮台并能建立一个亲美国的中国政府进而可以避免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作者认为，无论当时美国采取怎样的政策，都不可能根本改变历史的走向，决定中国未来结局的绝不是美国政策，而是存在于中国这片土地上的自身的力量；拥有巨大但并非无限的实力的美国从来就没有对中国实施决定性的控制。
评点：作为民主国家，美国介入中国内战的力度和速度，都不能与苏联相比。
《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
作者：周雪光
出版社：北京三联书店
2017年1月
关于中国国家的治理逻辑，本书主要沿着两条脉络进行探讨：一是中央权威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体现在各级政府体制的制度设施和行为方式；一是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关系，这体现在国家与社会群体的相互影响上。本书从学术上推进了当前国内的国家治理研究，并为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了一种可以参照的研究路径和视角。
评点：从统治到治理，从无限征服到有限政府，中国最核心的改革尚未启动，本书可做参阅。
《大屠杀：巴黎公社的生与死》
作者:约翰·梅里曼著
出版社: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7年03月
法国在普法战争中遭受灾难性失败之后，饥寒交迫而又对政治感到幻灭的巴黎人民拿起武器，以争取社会公正的名义奋起反抗他们的政府。1871年春，自称公社社员的人们宣布他们自由了。在光荣的八个星期里，巴黎公社孕育出19世纪的一些伟大的梦想——公社以极为开明进步的形象亮相，开启了一系列重大的社会改革，包括对妇女联盟的认可、呼吁小学义务教育、为女孩办学等等。然而，他们的乌托邦在那一年的5月22日走到了混乱而血腥的尽头，十三万凡尔赛政府军自没有设防的西城墙涌入，在巴黎的火海中对公社社员进行了大规模处决。
在《大屠杀》一书中，历史学家约翰·梅里曼记述了那永远改变了欧洲政治面貌的64天。他向读者介绍了一连串难以比拟的人物——从“死鱼眼”拿破仑三世到将“肥大身躯”塞进衣柜以躲避追捕的画家库尔贝，从每烧一栋房子便可获得十法郎的女纵火犯到藏在屠夫的冻肉块里逃离巴黎却被士兵一刀刺死的无辜者，书中形形色色的生死故事，带给读者对自由生命无止境的感叹。
评点：乌托邦的实验都以失败告终，中国人比任何其他的国家的人更有切肤之痛。核心在于，中国人被卷入乌托邦实验时没有选择。
《青年斯大林》
作者:[英]西蒙.蒙蒂菲奥里
出版社: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02月
作者蒙蒂菲奥里历时10年，走访9个国家23座城市，掌握披露的权威档案，重述斯大林如何从鞋匠的儿子最终成为列宁的左右手这一鲜为人知的成长历程，还原一部前苏联的史前史。
斯大林是修鞋匠的儿子，有溺爱自己的母亲，以及给他带来童年阴影的父亲；他是神学院的学生，学习成绩非常优秀；他是诗人，有着俊美的面容、忧郁的表情，深受女孩子喜欢，因此有过诸多的情人；他是西伯利亚流放者，是“逃跑大师”，多次从监狱和流放地逃脱……本书跌宕起伏地讲述了一个多面、矛盾的斯大林形象。
评点：斯大林是影响中国命运的关键人物，曾被某些人尊为“伟大的父亲”。作为恶魔，他深谙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本质，并出色地做到了让其他人都害怕。
“中世纪欧洲三部曲”
《维京传奇：来自海上的战狼》
《诺曼风云：从蛮族到王族的三个世纪》
《拜占庭帝国：拯救西方文明的东罗马千年史》
作者:[美] 拉尔斯·布朗沃思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02月
《维京传奇：来自海上的战狼》内容简介
公元793年，古斯堪的纳维亚的勇士袭击了英格兰的林迪斯法恩小岛，将其夷为一片废墟。从此之后，一批又一批“海狼”从北方的神秘海域接踵而至，肆无忌惮地到处抢劫、杀戮，炫耀他们的英勇、诡计和抢来的财富；而欧陆居民所看重的土地、爵位和基督教信仰，他们一概视如粪土。这就是维京人，8世纪末突然降临在欧洲人头顶的噩梦。
那之后的两个世纪，维京人在他们的主神奥丁和雷神托尔的庇佑下所向披靡，不列颠、法国、德国、西班牙，甚至北非的阿拉伯城市，都遭到了维京龙船和利斧的扫荡。接着，他们又沿着大陆内部那些人迹罕至的河流一路向东，占领了基辅，攻打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
维京人的故事并非只有暴力。他们是中世纪欧洲*志在四方的民族，诞生了传奇的探险家、商人、殖民者和雇佣兵。他们的身影出现在冰岛、格陵兰和西伯利亚的雪原上，巴格达的集市上，以及拜占庭帝国对阵波斯的战场上。维京人的历史上涌现出很多性格鲜明的英雄，比如发现了美洲新世界的幸运的莱夫、征服了法国的朗纳尔•洛德布罗克、统治约克的“血斧王”埃里克，以及诡计多端的“无情者”哈拉尔——英雄们的事迹被写入北欧的“萨迦”史诗，世代传颂。《维京传奇》把这些史诗故事串联成一幅壮阔的历史画卷，栩栩如生地展示了一个充满了传奇战士、诗人和旅者的北欧世界。
《诺曼风云：从蛮族到王族的三个世纪》内容简介
诺曼人本是北欧来的“蛮族”，他们从10世纪开始登上欧洲的历史舞台，出场的方式不同于匈人或阿拉伯人那种强大的军事征服。诺曼人很快加入了欧洲的权力游戏，以他们天赋的智慧和精打细算的武力，纵横捭阖于中世纪的封建王侯之间。在短短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们从一帮“野蛮人”转身成为称霸四方的王公贵族。仅凭手中的剑问鼎无上的荣耀——要问*杰出的中世纪骑士是什么样子，诺曼人就堪称典范。
这本书用历史演义般的精彩语言，讲述了诺曼人这段传奇般的崛起历程。在诺曼人的时代，没有谁的威严不可撼动：诺曼骑士征服了整个英格兰王国，夺走拜占庭帝国统治了4个世纪的意大利，把一位罗马教皇虏作自己的战俘，击退不可一世的德意志皇帝，并且统领十字军在东方势如破竹。到了12世纪，欧洲和地中海一些*富庶的土地纷纷落入诺曼人的掌握之中。
《拜占庭帝国：拯救西方文明的东罗马千年史》内容简介
公元5世纪，在数十年外族入侵的腥风血雨中，罗马帝国西面的一半崩解了。但是这个时候，东罗马帝国（或称拜占庭帝国）的生命才刚刚开始，它将罗马帝国的文明与荣耀又守卫了一千年，亲眼见证了罗马帝国的落日，并亲手带来现代世界的黎明。
在它的漫长历史中，拜占庭帝国经历了多次大起大落。它经历过君士坦丁、狄奥多西、巴西尔二世、科穆宁等明君的辉煌时代，也时常陷入军阀割据、外族入侵的黑暗时代。它矗立在欧、亚、非三大洲的交叉路口，一千年来这里发生了一次又一次东西文明大碰撞：匈人入侵，西罗马帝国崩溃，阿拉伯帝国崛起并建立伊斯兰世界，基督教分裂为天主教和东正教，十字军数次东征，蒙古骑兵横扫欧亚，土耳其帝国兴起……拜占庭迎战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挑战者，主宰着一片以君士坦丁堡为核心的广袤的东正教世界，其鼎盛时代的影响范围覆盖了如今的土耳其、巴尔干半岛、乌克兰、俄罗斯西南部、南意大利和非洲地中海沿岸。
但是，拜占庭*终失掉了这个世界。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军队攻陷，伟大的拜占庭帝国灭亡了。它留给后世的遗产是永恒的。从启发了欧洲文艺复兴和大航海时代的珍贵典籍，到被俄罗斯完整继承下来的东正教和西里尔字母系统，再到千古名城伊斯坦布尔，拜占庭的遗产已经深深影响了世界的发展进程。可以说，没有拜占庭帝国，我们的世界一定不会是今天的样子。
评点：人们习惯于“黑暗的中世纪”这一称谓，对其了解并不太多，本书可谓极好的普及读物。事实上，所谓“黑暗的中世纪”，与中华帝国的王权专制主义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
编者按：在这个信息碎片化的时代，为了寻找高品质的阅读体现，凤凰评论将推出“高见之书”栏目。该栏目旨在通过对新书的爬梳，大浪淘沙，遴选出优秀的书籍，推介给读者，为泛娱乐时代的深阅读提供指引。此为第三期，凤凰网主笔张弘整理。
《学术与传统》（上中下）
作者：刘梦溪著
出版社：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7年3月
自1840年以来，被统治者强行封闭的中国国门，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下的被迫打开。由此中国被卷入现代化的历程，备受转型的折磨和煎熬。其间，虽有出洋的士大夫、公使、留学生等睁眼看世界的人出版著作，一再鸣响警钟，但统治者和满清权贵等既得利益集团利令智昏，数次错过政治变革的良好时机，最终导致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成立。然而，因世界局势风云变幻，20世纪20年代政党革命兴起，中国走上了一条激进变革的道路，其间饱经曲折。迄今为止，现代化仍未完成。在大陆，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均遭受了革命的多次冲击。与前辈学者一样，刘梦溪先生煌煌三大本《学术与传统》，既是其以学术对传统的温情致敬，同时也融入了他对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思考。
《学术与传统》围绕学术与传统的题旨，分上、中、下三本，内容则厘为六分卷，共百万言，可谓刘梦溪先生几十年学术历程的重要结晶。书中选取了作者多年研究王国维、陈寅恪的专题文章，其题旨和角度则各有不同。以第一卷研究王国维和陈寅恪的专题论文为例，书中汇集了他三十多年研究两位前辈学者的精髓。据刘梦溪先生自述，自己曾三次阅读他们的全部著作。其用力之勤少有人匹，其所得之经堪称丰富。例如，杨天石先生对于他考证陈寅恪祖父陈宝箴死因的论文《戊戌政变和陈宝箴之死》即赞叹不已。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政变爆发，百日维新宣告失败，湖南巡抚陈宝箴以“滥保匪人”被罢黜。1900年春夏之间，陈宝箴突然去世。他的儿子（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的记载是：“是年六月二十六日，忽以微疾卒，享年七十”。去世前几天，他还写过《鹤冢诗》二章，前五天还在给陈三立写信。而陈三立在其他场合论及他父亲的时候，用词用语都很沉痛很激昂很悲哀，让人怀疑陈宝箴不大像生了小病而去世。
1983年，《文史资料》选集发表一篇文章，有一个人回忆他自己的父亲当年曾经带着病跟江西巡抚松寿到了南昌西山的陈宝箴的住所，其原文记载是“宣太后懿旨，赐陈宝箴自尽”。陈宝箴向北面匍匐而拜，接受了这个诏书，然后自缢而死。陈三立他作为儿子写他父亲的死原，和这位先生的记载有很大矛盾。到底谁可信？刘梦溪先生采取中国传统考据学的方法，以诗正史，用陈三立的诗来研究陈宝箴死的原因，通过陈三立诗文讲到赵氏孤儿、雨林孤儿的典故，考证出陈宝箴之死就是西太后下的懿旨让他自尽。但是，戊戌政变是发生在1898年，慈禧已经给过处分了，为什么到1900年又突然加重处分？
刘梦溪先生在研究陈三立的过程里面又有一个重要的发现。1900年庚子事变，八国联军入侵占领了北京，西太后带着光绪皇帝匆匆忙忙逃难到西安，在东南地区张之洞、刘坤一等人与西方列强谈判，发起东南互保运动，自己保自己。陈三立、张謇等人曾经有一个计划，借助张之洞、刘坤一两位督抚的力量，把光绪皇帝从陕西接到南方，然后强迫西太后把政权交还给光绪皇帝。刘梦溪先生称之为“倒后复帝”。但是，张之洞和刘坤一均未响应。刘梦溪先生挖掘了这个史料，把前人所不知道的陈宝箴的政治命运揭示出来。在杨天石先生看来，“这是刘梦溪先生对于中国近代史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几天前，新西兰的一位学者访问我，要谈东南互保，八国联军入侵了，东南地区督抚们的真正反映。我想了想，就把刘梦溪先生这本著作介绍给他，重点就是其中‘倒后复帝’的活动。这位新西兰的学者大喜过望，觉得他到中国来跑了一趟不虚此行。我介绍这么一个研究成果，他非常感谢。”
刘梦溪先生早年治古典文学和文学思想史，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转入学术史和思想史研究。引领他“出文入史”的便是王国维、陈寅恪、钱锺书三位学术大师。其“出文入史”为近代史研究做出如此贡献，在同辈学者中并不多见。他早在“陈寅恪热、钱锺书热”兴起之前，就选定他们为研究对象并卓有建树，由此可见其识人之准。而《学术与传统》第三卷，他研究了传统文化与国学，以及传统文化价值理念在今天可能有的意义。他总结出13项中国传统文化一些标志性的现象，认为“儒家思想是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社会文化以家族为本位，政治文化家国一体，道德文化崇尚家族伦理，宗教文化三教并存和三教合一”。对于国学，他倾向于马一浮先生定义的“六艺之学”，即《诗》《书》《礼》《乐》《易》《春秋》。
在我看来，刘梦溪先生对传统文化感情深厚，其文史研究自成一家。在思想和价值观上，他并非抱残守缺。然而问题在于，这样的立场选择不可避免地意味着现代性不足。以王亚楠、刘泽华等古代政治史学者为对照，他们对中国传统的批判可谓鞭辟入里。在刘泽华先生看来，儒家先秦就尊王，汉代之后更是尊王卑臣沦为专制帮凶。所谓的家国一体，伦理宗教，这些无不笼罩于王权专制主义之下，臣服于统治者膝下。以陈宝箴、陈三立父子的命运为例，若在民主法治国家，陈宝箴只需要对本省公民负责，最高统治者无权将其革职，更无权将其赐死。陈宝箴、陈三立父子是否有罪，那只能由法院判定，而不是最高统治者说了算。1897-1901年的美国总统是威廉·麦金莱，很难想象，他拥有如此无法无天的权力。1900年的英国女王是维多利亚,首相是索尔兹伯里，他们的权力同样受到严格限制。
一方面，刘梦溪先生的著作让人感受到传统与读者自身血脉的联系；另一方面，刘泽华先生对中国王权专制主义的批判无法回避。王国维先生在评论西方哲学的两种风格时曾说“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对于传统文化，只要中国的现代化还未完成，中国人就将继续在这两种情绪中纠结。
荐读：
《中国1945：中国革命与美国的选择》
作者：理查德·伯恩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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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
本书主要讨论的问题是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面对复杂的中国时局美国的政策抉择。1945年，驻华美国官员试图达成三个自相矛盾的目标：其一，阻止中国爆发内战；其二，保证美国政府不卷入这场战争；其三，阻止共产党及苏联从美国与蒋介石政府手中夺去对中国北方的控制权。然而，与共产党人合作能避免中国一边倒向苏联，或者给予蒋介石政府更多支持就能够避免其垮台并能建立一个亲美国的中国政府进而可以避免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作者认为，无论当时美国采取怎样的政策，都不可能根本改变历史的走向，决定中国未来结局的绝不是美国政策，而是存在于中国这片土地上的自身的力量；拥有巨大但并非无限的实力的美国从来就没有对中国实施决定性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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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
作者：周雪光
出版社：北京三联书店
2017年1月
关于中国国家的治理逻辑，本书主要沿着两条脉络进行探讨：一是中央权威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体现在各级政府体制的制度设施和行为方式；一是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关系，这体现在国家与社会群体的相互影响上。本书从学术上推进了当前国内的国家治理研究，并为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了一种可以参照的研究路径和视角。
评点：从统治到治理，从无限征服到有限政府，中国最核心的改革尚未启动，本书可做参阅。
《大屠杀：巴黎公社的生与死》
作者:约翰·梅里曼著
出版社: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7年03月
法国在普法战争中遭受灾难性失败之后，饥寒交迫而又对政治感到幻灭的巴黎人民拿起武器，以争取社会公正的名义奋起反抗他们的政府。1871年春，自称公社社员的人们宣布他们自由了。在光荣的八个星期里，巴黎公社孕育出19世纪的一些伟大的梦想——公社以极为开明进步的形象亮相，开启了一系列重大的社会改革，包括对妇女联盟的认可、呼吁小学义务教育、为女孩办学等等。然而，他们的乌托邦在那一年的5月22日走到了混乱而血腥的尽头，十三万凡尔赛政府军自没有设防的西城墙涌入，在巴黎的火海中对公社社员进行了大规模处决。
在《大屠杀》一书中，历史学家约翰·梅里曼记述了那永远改变了欧洲政治面貌的64天。他向读者介绍了一连串难以比拟的人物——从“死鱼眼”拿破仑三世到将“肥大身躯”塞进衣柜以躲避追捕的画家库尔贝，从每烧一栋房子便可获得十法郎的女纵火犯到藏在屠夫的冻肉块里逃离巴黎却被士兵一刀刺死的无辜者，书中形形色色的生死故事，带给读者对自由生命无止境的感叹。
评点：乌托邦的实验都以失败告终，中国人比任何其他的国家的人更有切肤之痛。核心在于，中国人被卷入乌托邦实验时没有选择。
《青年斯大林》
作者:[英]西蒙.蒙蒂菲奥里
出版社: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02月
作者蒙蒂菲奥里历时10年，走访9个国家23座城市，掌握披露的权威档案，重述斯大林如何从鞋匠的儿子最终成为列宁的左右手这一鲜为人知的成长历程，还原一部前苏联的史前史。
斯大林是修鞋匠的儿子，有溺爱自己的母亲，以及给他带来童年阴影的父亲；他是神学院的学生，学习成绩非常优秀；他是诗人，有着俊美的面容、忧郁的表情，深受女孩子喜欢，因此有过诸多的情人；他是西伯利亚流放者，是“逃跑大师”，多次从监狱和流放地逃脱……本书跌宕起伏地讲述了一个多面、矛盾的斯大林形象。
评点：斯大林是影响中国命运的关键人物，曾被某些人尊为“伟大的父亲”。作为恶魔，他深谙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本质，并出色地做到了让其他人都害怕。
“中世纪欧洲三部曲”
《维京传奇：来自海上的战狼》
《诺曼风云：从蛮族到王族的三个世纪》
《拜占庭帝国：拯救西方文明的东罗马千年史》
作者:[美] 拉尔斯·布朗沃思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02月
《维京传奇：来自海上的战狼》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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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之后的两个世纪，维京人在他们的主神奥丁和雷神托尔的庇佑下所向披靡，不列颠、法国、德国、西班牙，甚至北非的阿拉伯城市，都遭到了维京龙船和利斧的扫荡。接着，他们又沿着大陆内部那些人迹罕至的河流一路向东，占领了基辅，攻打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
维京人的故事并非只有暴力。他们是中世纪欧洲*志在四方的民族，诞生了传奇的探险家、商人、殖民者和雇佣兵。他们的身影出现在冰岛、格陵兰和西伯利亚的雪原上，巴格达的集市上，以及拜占庭帝国对阵波斯的战场上。维京人的历史上涌现出很多性格鲜明的英雄，比如发现了美洲新世界的幸运的莱夫、征服了法国的朗纳尔•洛德布罗克、统治约克的“血斧王”埃里克，以及诡计多端的“无情者”哈拉尔——英雄们的事迹被写入北欧的“萨迦”史诗，世代传颂。《维京传奇》把这些史诗故事串联成一幅壮阔的历史画卷，栩栩如生地展示了一个充满了传奇战士、诗人和旅者的北欧世界。
《诺曼风云：从蛮族到王族的三个世纪》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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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用历史演义般的精彩语言，讲述了诺曼人这段传奇般的崛起历程。在诺曼人的时代，没有谁的威严不可撼动：诺曼骑士征服了整个英格兰王国，夺走拜占庭帝国统治了4个世纪的意大利，把一位罗马教皇虏作自己的战俘，击退不可一世的德意志皇帝，并且统领十字军在东方势如破竹。到了12世纪，欧洲和地中海一些*富庶的土地纷纷落入诺曼人的掌握之中。
《拜占庭帝国：拯救西方文明的东罗马千年史》内容简介
公元5世纪，在数十年外族入侵的腥风血雨中，罗马帝国西面的一半崩解了。但是这个时候，东罗马帝国（或称拜占庭帝国）的生命才刚刚开始，它将罗马帝国的文明与荣耀又守卫了一千年，亲眼见证了罗马帝国的落日，并亲手带来现代世界的黎明。
在它的漫长历史中，拜占庭帝国经历了多次大起大落。它经历过君士坦丁、狄奥多西、巴西尔二世、科穆宁等明君的辉煌时代，也时常陷入军阀割据、外族入侵的黑暗时代。它矗立在欧、亚、非三大洲的交叉路口，一千年来这里发生了一次又一次东西文明大碰撞：匈人入侵，西罗马帝国崩溃，阿拉伯帝国崛起并建立伊斯兰世界，基督教分裂为天主教和东正教，十字军数次东征，蒙古骑兵横扫欧亚，土耳其帝国兴起……拜占庭迎战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挑战者，主宰着一片以君士坦丁堡为核心的广袤的东正教世界，其鼎盛时代的影响范围覆盖了如今的土耳其、巴尔干半岛、乌克兰、俄罗斯西南部、南意大利和非洲地中海沿岸。
但是，拜占庭*终失掉了这个世界。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军队攻陷，伟大的拜占庭帝国灭亡了。它留给后世的遗产是永恒的。从启发了欧洲文艺复兴和大航海时代的珍贵典籍，到被俄罗斯完整继承下来的东正教和西里尔字母系统，再到千古名城伊斯坦布尔，拜占庭的遗产已经深深影响了世界的发展进程。可以说，没有拜占庭帝国，我们的世界一定不会是今天的样子。
评点：人们习惯于“黑暗的中世纪”这一称谓，对其了解并不太多，本书可谓极好的普及读物。事实上，所谓“黑暗的中世纪”，与中华帝国的王权专制主义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
政治向左，经济向右？不少人对中国当下时局的这一判断，契合了部分精英群体的困惑。即使是针对党内而突出强调的政治纪律与政治规矩，以及不得妄议中央，其所带来的震动已扩至整个社会层面。
如何读懂十八大后的中国时局？去年底，深圳，第二届大梅沙论坛期间，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周为民接受凤凰评论《高见》栏目独家访谈。
周为民认为，十八大后，以反腐败为重点的全面从严治党有很强的现实必要性和紧迫性，就其应有的目的来说，反腐包含三重意义：重振纲纪，重建官场生态，重新澄清基本的政治伦理，“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周为民亦指出，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健全发展党内民主，有效保障党员能够行使党章确认的党员的权利（当然与遵守党的纪律、履行党员义务相一致），从而凝聚起广大党员。
对当下一些党内外人士对时局的困惑，周为民向凤凰网强调，意识形态给社会各群体提供的预期具有全局影响力，因此要正确恰当评估当前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
访谈嘉宾：周为民 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
凤凰评论《高见》栏目访谈员：凤凰网主笔陈芳
突出全面从严治党有三重含义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十八大后格外强调全面从严治党且力度空前？
周为民：从严治党是历来强调的，但十八大以来，突出强调从严治党的确有特殊重要性和紧迫性。十八大提出党要经受四大考验、化解四种危险（四大考验，指长期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和外部环境的考验；四种危险，即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突出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从严治党，现在集中体现在反腐上，首先是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为什么？若干年来，种种矛盾、问题非常突出，得不到有效处理，不断积累加剧，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纲纪废弛，腐败的滋生蔓延也与此有直接的关系。这种情况任其发展下去，的确很危险。
凤凰评论《高见》：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有着很强的问题导向，是针对什么问题？
周为民：重振纲纪的同时，是要重建官场生态。多年纲纪废弛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官场生态的恶化，出现很多匪夷所思的现象，官场生态已经恶化到相当严重的地步，这种局面必须扭转。
与这两点相联系，是要澄清一些基本的政治伦理。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也直接导致政治伦理上一些基本的是非、善恶、荣耻的错乱。一些官员似乎已经不知道、不在意作为一个官员（更不用说作为共产党的干部），真正的体面和尊严在哪里、是什么了。而这种状况对社会是有极强烈的腐蚀性的，是造成社会风气败坏的重要原因之一。
凤凰评论《高见》：你刚才讲的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政治伦理错乱等问题，长期积累，甚至官场中不少人习以为常，为什么这个问题过去没有得到解决？
周为民：口号一直是都有的，但怎么以有效的措施，特别是从制度层面体现从严治党，一直是比较薄弱的，这就导致了这些后果。如果没有良好的体制制度，执政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又掌握如此巨大的权力和资源，党就会一直处在危险之中。严重的腐败问题就说明了这一点。一些地方出现塌方式大面积腐败，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这样最高层级上的腐败，还不说明党的肌体正在发生变质吗？当然这还是局部的变质，但其严重程度也已经触目惊心了。从这方面来看，十八大后强调全面从严治党，特别是以反腐败为重点来从严治党，其应有的意义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党内民主为反腐提供制度保障
凤凰评论《高见》：强力反腐，从严治党，但在过程中，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比如认为反腐是不是选择性？还有党内出现人人自危的现象，一些人感慨过去大环境如此，现在来抓是不是人人都有问题。这种声音背后其实是对反腐的不确定，对这种声音你怎么看？
周为民：这些问题都需要重视，但首要的和最紧急的是要遏制住腐败，这是救党、救军之举的要求。否则任其发展下去，腐败导致亡党亡国不是一句空话。
全面从严治党，根本任务是制度建设，制度建设除党自身的制度改革，还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等等，这些都是与全面从严治党联系在一起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不仅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同时有深刻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对反腐败来说也是一项治本之策。我一再讲，腐败是什么问题？腐败是官场侵犯市场的问题，是本来应该由市场配置的资源，被过多控制在权力手中导致的。因此，明确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为目标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尽可能把由权力过多控制的资源交还给市场，既是完善市场体制的要求，同时对腐败也具有釜底抽薪的作用。
凤凰评论《高见》：从党的建设角度来讲，制度上体现从严治党，最根本的是什么？
周为民：从制度建设上体现从严治党，根本还是要认真推进发展党内民主。对民主的理解，首先我想应该从功能的意义上去理解。
凤凰评论《高见》：而不是从意识形态。
周为民：对，从功能意义上来理解民主，民主的实质就是权力制衡。一定要在这方面着力，按照这样的方向真正发展党内民主，来推进党的建设和制度改革。包括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当中非常关键的干部制度改革，也要按照发展和健全民主制度的方向来思考设计。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避免干部队伍的逆淘汰现象，体制制度的缺陷导致真正优秀的干部上不来，能够上来的有不少往往是投机钻营、吹牛拍马和一味谋取官位来谋求私利的。如果这种逆淘汰现象得不到纠正，一定带来整个干部队伍的劣质化，这对执政党来说是致命的。
警惕党的领导机关和干部脱离广大党员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要强调政治规矩？
周为民：充分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这同样是治党中一个具有基础性的问题。按照党章规定，保证每一个党员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包括提出意见建议、批评和要求的权利，要认真对待，充分保障，否则党心是凝聚不了的。
凤凰评论《高见》：怎么理解妄议中央？
周为民：我们党历来强调执政党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我多次讲在这个最大危险当中，首先存在的一个危险，就是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脱离广大党员。如果这样，这个党人数再多也是没有力量的，因为没有向心力、凝聚力，党员感受不到自己的民主权利。很多普通党员，面对转型时期的矛盾和危机，的确是忧党忧国的，可以说谈到很多问题都是痛心疾首的，但是没有足够有效的渠道来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建议和批评，甚至总是处在被压制的状态，这样一定导致实际上的人心离散。
凤凰评论《高见》：有分析认为现在是重新唤醒党章，它和党章规定的党员民主权利是一种什么关系？
周为民：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治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去健全发展党内民主，让广大党员能够切实行使党章规定的权利，从而有认同感、归属感、荣誉感。
凤凰评论《高见》：正本清源怎么讲？
周为民：正本清源，就是一定要澄清过去在党的基本理论上存在的一些教条式理解和错误观点。
例如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这是一直强调的，但现实当中一个不必讳言的现象，就是马克思主义好像越来越不被人当回事，甚至认为那套东西过时了、没用了。这样一种现实跟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地位形成巨大反差。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不少人也在不断呼吁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建设，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但为什么效果还是不理想？
如果把这样的问题简单归结为所谓政治立场和西方影响，那是不得要领的。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们长期所了解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基本是从苏联来的，是和苏联模式相联系的一套意识形态观念体系。这套东西跟本来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是有重大区别的，用中央的话来说，就是其中存在不少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是这些东西错了，过时了，但它一直被误以为就是正宗的标准的马克思主义，所以很多人好像理所当然地认为马克思主义错了，过时了。这是一个莫大的误解。
另一方面，针对这个问题，强化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固然重要，但如果其中的不少内容，还在沿袭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还把它当成是马克思主义，那么越是强化对这些东西的宣传，就越是适得其反。
当下意识形态领域仍需正本清源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今天我们依然要强调正本清源？
周为民： 邓小平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提出在党的思想理论上正本清源的任务，强调要重新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是和正本清源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要把思想从苏联模式和苏联意识形态的长期束缚中解放出来。
今天既然要全面深化改革，而且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也就需要继续推进这项工作，继续正本清源，不能够再把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当作是马克思主义来传播、强化。
凤凰评论《高见》：邓小平提出这个问题30多年了，我们的市场经济也实行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今天反复出现这一问题？
周为民：这个原因也是比较复杂的。正本清源这项工作确实取得很大的成效，集中到一点就是新的理论创造，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也一再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革命性的改革的命题。很多人问什么叫中国特色，所谓中国特色，一般讲当然是立足中国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但是不要忘记它最直接最现实最深刻的含义，是强调一定要摆脱苏联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相对于苏联式社会主义来说的。
凤凰评论《高见》：现在提出正本清源，正什么，清什么？
周为民：还是进一步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认识。
改革开放一开始所面临的思想理论上的主要障碍，就是左的东西，每向前走一步，都是在克服这些阻力。这些左的东西虽然存在，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作用是有限的，因为改革在顺利推进，社会普遍受益，那些左的声音起不了太大作用。
但是近若干年情况有所不同，转型时期、转轨过程当中很多矛盾问题在积累加剧，有些问题发展到相当严重甚至失控的程度，引起社会上很多群体的广泛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就容易任意想象过去，任意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觉得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好像没有贫富悬殊、社会不平等、官场腐败等现象。这实际是因为对现实不满而导致的一种对过去的想象。
对现实不满的人开始想象、美化旧体制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会出现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
周为民：左的极端思潮认为，这都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带来的，解决办法就是要重新肯定过去的体制，甚至公开主张要重新肯定文化大革命。因为矛盾、问题的积累加剧，这样一种左的极端思潮，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相当的蛊惑力。在意识形态上，如果利用民众的不满，来重新主张过去的一些极端的左的思想和观点，那就是严重的问题了。对这种极端的左的东西是需要特别警惕的，包括各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
事实上，改革开放不仅仅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也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这一点很多人不能接受，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搞市场经济搞出这么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贫富差距这么大，怎么还敢说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对收入差距包括更重要的财产差距，是要认真来对待的，但是以为旧体制之下很平等，没有这些问题，那完全是不符合事实的。
凤凰评论《高见》：具体指什么？
周为民：想一想旧体制下中国的农民，想想中国农民的当代命运和他们遭受过的重重苦难。旧体制以诸如户籍制度、商品粮制度、城市消费品配给制度、就业福利保障制度等等。所有这些制度、政策构成一道坚硬的壁垒来隔绝城乡，把农民挡在城市之外，人为地把社会成员划分为两类不同身份的人，一类是乡下人，农民，一类是城里人，职工，由这种身份的不平等带来的是全面的机会不平等，几乎一切机会对农民都是封闭的。这是举世罕见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是在人的基本权利上的严重不平等。当然计划经济有它不得不这样做的苦衷，但毕竟这是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完全不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
凤凰评论《高见》：这种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是怎么打破的？
周为民：是改革开放打破的。农民终于有了进城的自由，以及到城里去打工挣钱、争取脱贫致富的权利，这是不是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当然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包括农民工的地位、待遇、所受到的歧视等等，而现在这些问题，恰恰是旧体制之下严重的不平等还没有完全消除的表现。
认为旧体制之下没有腐败，又是一个任意的想象，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旧体制之下那样一种高度集中的权力，甚至是绝对的权力，你说会没有腐败？
凤凰评论《高见》：但大家观感上觉得旧体制之下好像比较清廉。
周为民：一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货币化程度很低，所以那时的腐败主要不表现在贪了多少钱，而是表现在各种特权上，倚仗特权的各种各样腐败同样是触目惊心的。改革开放以后，搞市场经济，经济的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这时的腐败更多表现在倚仗权力来攫取钱财。
第二个原因是过去旧体制之下，整个社会的公开透明程度是很低的，很多情况民众根本不可能知道。现在信息传播方式、传播技术的变化，已经大大提高了信息的公开透明程度。
极端的左的思潮，包括主张用过去的办法，甚至文革的办法，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他们所使用的基本思想资源，就是过去被高度简单化、教条化了的阶级斗争理论，而他们对阶级、阶级斗争理论的理解，基本上沿袭苏联意识形态和过去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这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这样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一定要出大乱子。哪有执政党主张阶级斗争的？执政党的基本责任是要尽可能充分维护全社会各个群体的利益，最大限度地促进全社会的团结与和谐，防止社会出现阶级分化，而决不能鼓动社会对立，制造所谓阶级斗争。
这些问题都需要从基本的理论上去做进一步澄清。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一定不能够背离这个方向。左的东西的要害就是动摇、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对这样一套左的东西不能够含糊、暧昧、甚至迁就，更不能够有意无意去试图利用。
左的思潮一旦蔓延，会严重恶化党内和社会上的政治风气，一定导致很多宵小之徒的政治投机。要看到，在中国凡是政治投机，总是向左的方向去投机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邓小平就中国发展的全局和长远提出的最重要的告诫之一，不能忘掉。
意识形态要给公民提供安全的预期
凤凰评论《高见》：常听到不少人提出这样的困惑：一方面我们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市场资源起决定作用、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提高现代治理能力，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方面又感觉到呈现收紧态势。中国究竟往什么方向走？
周为民：意识形态是有全局影响力的，因为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是提供预期，对企业家也好、知识分子也好、社会各群体也好，起到一种提供预期的作用。环境是不是安全、对未来是不是确定，人们会通过意识形态的状况来作出判断。为什么说极左的东西有害呢，就是因为它提供的是一种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
意识形态的核心目的，是要赢得人心、凝聚人心。如果在意识形态上整天喊打喊杀能凝聚人心吗？那不是造成人心恐慌吗？因此一旦意识形态上给社会提供的是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在其他各个方面都会产生不良影响。
凤凰评论《高见》：类似的警醒其实并不算多。
周为民：如果意识形态领域左的东西沉渣泛起，人们还是不放心的，还是有疑虑的，这样就很难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活力了。如果再以简单、强制的方式对待意识形态问题，那就更会导致人心疏离，影响党与社会各群体特别是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同时也会加剧意识形态方面的虚假化，使人们为了安全都以所谓“政治正确”的假话空话互相敷衍，更不用说那些正好以此投机的了。这是道德的堕落、思想的腐败和政治风气的败坏。
海外有些议论常简单化地说邓小平是什么“政左经右”，这个看法不对。邓既不是“经右”，也不是“政左”。邓小平开辟中国改革和现代化的大局，首先是在意识形态上、政治上推进思想解放，排除左的障碍，这样才焕发出全党全社会的生机和活力，才有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和推进，才出现邓小平所说的那种局面：“中国真正活跃起来了”。这就是意识形态对全局的影响。意识形态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注重开放包容，就有感召力、凝聚力，就有全局的主动，反之就会导致全局被动。
凤凰评论《高见》：如何有效防止左的危害？
周为民：要防止左的危害，首先要恰当地认识评估当前意识形态、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不能把思想文化上的一些现象或者问题简单笼统地看成阶级斗争，不能把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以后，意识形态领域的状况看成是战争状态，甚至把党在这个领域的处境，看得跟孤守于四面受困的山头一样。
同时，还需要特别防止那样一种现象：本来是一些机关一些干部自身工作没有做好，但出了问题就编造、夸大“敌情”，滥用什么“敌对势力”作为诿过卸责的遁辞。
经过几十年发展，中国的实力和过去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更有底气，这是好的。但一定要防止轻躁虚骄，不能把强调中国特色狭隘理解为我们在任何方面都独一无二，和任何人不同，别人那套东西统统不足为训。要看到，非常重要的中国特色之一，也是中华文化最显著的特色之一，就是我们中国人、中华文化对外来文化外部文明有足够的包容、吸纳和融合能力，不仅能以“既来之，则安之”的从容大度安顿、欣赏外来文化，而且会以“西天取经”的精神不畏任何艰难地主动去学习外部文化，而且以真诚的敬重对待它，把它尊称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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