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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妥协如何影响英法的历史进程

网友评论 ( 0) 2017.3.8 第100期

编者按:在这个信息碎片化的时代,为了寻找高品质的阅读体现,凤凰评论将推出“高见之书”栏目。该栏目旨在通过对新书的爬梳,大浪淘沙,遴选出优秀的书籍,推介给读者,为泛娱乐时代的深阅读提供指引。此为第二期,凤凰网主笔张弘整理。

一、《余音》  葛兆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简介:国家与民族的动荡不安,把晚清以降的所有学者抛进巨浪颠簸之中,把那个时代知识人的心灵撕得四分五裂。在这些学者身上,可以看到时代的吊诡、潮流的变迁和思想的动荡,一个时代的学风与人格,仿佛在暗黑之雾中渐渐消失,学术和思想在互相刺激,知识与政治在彼此纠缠,理智与情感在相对角力。尽管说余音绕梁也可以“三日不绝”,但是“三日”之后呢?余音或成绝响,总会袅袅远去。本书收录了葛兆光教授纪念晚清民国以来16位已故学人的随笔。这些人中,有的融入历史的大动脉中,有的成了被遗忘的暗流。作者回顾他们的经历,探寻他们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的“变”与“不变”,捕捉思想史与学术史、时代与个人间那微妙的角力与交融。

评点:历史学者回忆前辈,眼光多有旁人不及之处,在同情之理解的温情之外,更有专业视角和长时段的学术理路。

二、《重申启蒙》  斯蒂芬·埃里克·布隆纳;殷杲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简介:本书是布隆纳教授针对如何在现当代环境中理解启蒙的问题展开的讨论。布隆纳的观点是,尽管启蒙运动本身已经时过境迁,现代社会不复存在当年知识分子们面临的社会问题,但是启蒙精神本身依然坚挺,不应当被忘却。人类仍旧应当在这种精神的照耀下前进。

评点:中国的启蒙一直没有完成,近年来,学界一直有人呼吁再启蒙。本书可以与《启蒙:一个欧洲项目》、《工业启蒙》、《启蒙运动》(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相互参看。

三、《幸福的流失》  罗伯特·莱恩/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简介:西方社会病了,生了一种叫做“GDP崇拜症”的病。症状表现为:你不幸福,我不幸福,大家都不幸福;你抑郁了,我抑郁了,大家都抑郁了。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目前全球各年龄层共有约4亿人患有抑郁症,且发达国家的发病率要远远高于不发达国家。以号称市场制和民主制典范的美国为例,有研究表明自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国民幸福指数和抑郁症的发病率之间呈现出一种微妙的此消彼长之势。尽管当前发达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民主和市场制)是基于幸福的功利哲学——为尽可能多的人谋取尽可能多的利益——制定的,但这些体制似乎并没能发挥其功效,即填补人们的欲求之壑,反而将人们引向了一种更加不幸的境地。那么这一切又是怎么发生的呢?本书将在深入阐释上述现象的同时对此做出回答。

评点:读者首先必须意识到,本书作者提出的是更高的要求。本书可以与彭凯平《吾心可鉴:澎湃的福流》相参看。

四、《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汉娜·阿伦特;安尼译/译林出版社

简介:1961年,耶路撒冷地方法院对纳粹战犯、“犹太问题最终解决方案”重要执行者阿道夫·艾希曼开展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审判。汉娜·阿伦特向《纽约客》毛遂自荐,作为特派记者写了五篇报告,后集结成书。《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详细记录了这次引发全球关注的审判的全过程,并结合对大量历史资料的分析,提出了“平庸的恶”的概念。恶的化身未必是狂暴的恶魔,也有可能是平凡、敬业、忠诚的小公务员。艾希曼由于没有思想、盲目服从而犯下的罪,并不能以“听命行事”或“国家行为”的借口得到赦免。

评点:近年来,中国人的“平庸之恶”大有蔓延之势,道德重建和法治建设均未完成。本书可与张宏杰《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全新修订版)》对读。

五、《税收公平与民间正义》  史蒂文·A·谢福林/杨海燕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简介:在美国,人们为什么如此痛恨财产税?税收公平究竟对普通民众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民众对税收政策的反应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支撑?本书对此进行了严肃的思考,认为道德使命感和制度正当化理论从心理学角度解释了以上问题,而且正是这两个因素造成了人们纳税时的不同状态。这对于国家制定相应的税收政策和税收体系改革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评点:美国人有句谚语,只有税收和死亡无法逃避。毫无疑问,税收也是政治的核心部分。本书可与《君主专制政体下的财政极限》相互参看。

聚焦:《妥协:政治与哲学的历史》 

阿林·弗莫雷斯科;启蒙编译所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政治妥协如何影响英法的历史进程

在建设现代国家的进程中,英国自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确立了宪政制度,逐步走向法治和民主。而法国1789后爆发了大革命,其后又被专制所扰,反复多次才确立了民主体制。相邻的两国,其现代化进程差异巨大。相对于法国大革命走向了暴力统治,光荣革命至今仍被人津津乐道。相对于法国大革命中政治派别之间的针锋相对和互不退让,光荣革命体现出的理性和克制,以及政治妥协更值得推崇。如果说,成王败寇、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意味着几家欢乐几家愁,那么,政治妥协则意味着双赢或者多赢,参与博弈者虽然没有达成全部目标,但每一方都各有所获,可算皆大欢喜。

但是,在很多时候,妥协并不容易实现,《妥协:政治与哲学的历史》证实,对于政治妥协的不同理解,在英国与法国造成了不同后果。

英文的“妥协”compromise最早来源于古罗马,它指的是为了解决争端,通过公正及中立的第三方即仲裁者的决断双方做出相互承诺(共同承诺)。这种口头契约,可以避免上法庭打官司。其后,妥协具有了第二种含义,选出仲裁者担任相关的党派或者社群的代表。从16世纪到18世纪晚期,尽管英法两国思想交流越来越多,但是两国对于妥协的理解却迥然相异。

英国作者相信,妥协是一种优点或美德。海伍德、莎士比亚到斯威夫特或博内特,数十位英国作家在正面或至少是中性的语境中使用“妥协”一词,并显著一致。在他们看来,妥协意味着讨价还价,为了达成本来不可能达成的协定彼此迁就。这意味着,妥协是唯一可以替代暴力的方式。此时,连基督都被称之为妥协者,因为它调停冲突,许多作者公开谈论妥协的优点。17世纪初,妥协包含的公正中立的第三方仲裁这种古典意义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双方的共同协定、契约、盟约或一群人的自愿联合。

在法国,16世纪后半叶之前科基耶、蒙田和沙朗已经担心过“妥协”。高乃依、笛卡尔甚至卢梭、基佐等不同时代和风格的作者,一个又一个地因为妥协影响“他的良心”、“他的德性”、“他自己”而担忧。对于法国人来说,“妥协”以前和现在都是一个危险的词。在16世纪末,法国人对妥协越来越有戒心,而英国人对妥协越来越热衷。

《妥协》一书揭示,英法两国政治思想的分道扬镳,在对于妥协的不同理解和使用上得到了印证。17世纪初,妥协在英格兰表示一种和平的协议,并非暗含公正中立的仲裁者在场。在英格兰,议会赢得了最后胜利,社会契约理论的不同版本越来越流行;在法兰西,整个17世纪经历了中央集权化和政治专制主义的兴起。在17世纪结束、18世纪开始时,法国人渐渐熟悉了以个人意志为基础的代表和社会契约理论,个人的代表和自我表现深入人心,是法国人集体想象的一部分,以至于任何“舶来品”都很难长期影响它。

16世纪后半叶,妥协为何在英法两国的用法如此不同?主要由于海峡两岸个人的自我感知发生了某些变化。重视个人即将自己理解成为独一无二的独立个体,又将自己理解成一个或几个团体的成员,别人也这样理解他们。从16世纪开始,法国个人主义的中心是世俗、宗教和哲学背景下的自我真实性,这种个人主义以某种方式与近代国家和专制主义的兴起联系在一起。在作者看来,由于坚持理性渗透意志,妥协成了一种不可靠的惯例,特别是在政治层面上。这是一种向心的个人主义。在16和17世纪,法院或者三级会议有可能代表个人的思想从未出现过。依照古典人士的看法,代表下级的人就是自贬身份,而在内在领域,人不可能作为个人被代表,非常怀疑其他个人以及有代表性的主体对政治权威的要求。他们排斥其他人“为他们的利益”代言的想法。

此时,罗马法在欧洲绝大部分地区盛行,而普通法在英格兰获得了独特成功。领主们设法与国王甚至国家同化,制约国王权力,限制平民与日俱增的权利。麦克法兰主张,英国人认为,构成社会的是自治、平等,单位是独立的个人,在根本上,这样的个体比任何较大的选民集团都更重要。在17世纪中期的英国,“人民”不是有机的整体,而是个人的集合。这是一种离心式的个人主义。到17世纪中叶,英国各个党派都明白,个人是政治权力最出色的提供者。政治、地域和宗教方面的分歧令法国的三级会议瘫痪,而英国议会则成功克服了这些困难。在今天,大部分学者都同意,1688年光荣革命实际上是辉格党和托利党对君主制度态度的折中妥协,或者议会主张与君主要求的折中妥协。

法国的向心式个人主义,英国离心式个人主义的差别,导致了两国不同的契约主义理论,也导致了对于妥协的不同认识。法国人的契约的各种版本,均缺乏两个“新”妥协必须的准则:参与契约的个人之间互相平等的假定,和/或有一个时刻这些人把他们的权利委托给另一方,从而创造出仲裁人的权威,而不是简单地承认权威。由此,两国的政治变革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分野,两国也走上了不同的现代化道路。

妥协是困难的,但如果没有妥协,就无法治理一个民主国家。《妥协的精神》(艾米·戈特曼、丹尼斯·汤普森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将拒绝妥协和执政竞选这一当今美国民主的永久性活动联系起来。竞选公职需要对抗妥协的思维,要坚持动员选民、猜疑对手的原则,以赢得竞选。而良好的政府却需要相反的态度和做法,妥协的思维使政客们偏向于调整自己的原则并尊重对手,有助于他们欣赏并利用可欲的妥协带来的机会。

历史上的妥协事件,如1986年里根总统时期的税制改革和2010年奥巴马总统的医疗改革,均来之不易,但只有税制改革的妥协发生在两党之间。这些美国政治中重要的妥协及失败的妥协能为人们提供不少借鉴,改变和调整现有的政治体制、程序及思维方式,从而在竞选和治理之间取得更好的平衡。当代政治中,应多一些更加广泛的合作。

责编:熊志 pn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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