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复旦大学国务学院副教授包刚升以《民主崩溃的政治学》（商务印书馆）一书，获得了《新京报》2014年度社科图书奖。前不久，他又连续出版了《政治学通识》（北京大学出版社）、《被误解的民主》（法律出版社）两本著作，深受好评，也得到了读者的认可。包刚升的政治学研究，主要聚焦于民主的转型与民主的巩固等问题——这也是近年来国际学术界的焦点。近日，凤凰评论与包刚升就此展开了对话。此为系列访谈之二，访谈之一《避免寡头统治的三种方法》见文末。
访谈嘉宾：包刚升 复旦大学国务学院副教授
凤凰评论《高见》栏目访谈员：张弘（凤凰网主笔）
国家要有效能，但要受到制约
凤凰评论《高见》：《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认为，要想让民主制度实现底层授权并发展包容性政治制度，政府首先需要一定的集权，使得挑战现有机制的社会运动，不会立即造成法律制度的缺失。另外，还需要多元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独立自由的媒体。在中国，有关民主的论述中，强调分权和权力制衡比较多，《美利坚是怎样炼成的》显示，汉密尔顿一直强调要建立强大的中央政府。对此你怎么看？
包刚升：政治要搞好并非易事，很多国家的最大难题是如何把政治搞好。不少发展中国家容易走向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国家或政府无力统治，难以控制严重的社会冲突，无法构建有效的政治秩序；另一个极端是国家或政府权力过分集中，无视社会的诉求与呼声，缺乏起码的政治约束与制衡。如果走向这两个极端，国家的公共生活将会是一场悲剧。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是2012年西方流行的一部学术畅销书。两位作者德隆·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罗宾逊是知名经济学家，但他们讨论的很多内容都是政治问题，或者说是政治经济学问题。他们一方面强调政府需要一定的集权，另一方面强调多元政治和媒体自由，也是试图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换句话说，政治权力必须要有效能，同时政治权力必须要受制约。
其实，这也是《联邦党人文集》的主要观点，但国内学界过去更重视《联邦党人文集》对政治自由、共和政体、分权制衡和联邦主义的论述，较少提及他们对当时的美国需要一个有效的联邦政府的呼吁。
因此，更务实的政治智慧在于寻求某种平衡：一方面，国家要有力量，但这种力量不至于强大到足以压制社会和侵害自由；另一方面国家的政治权力要受到制衡，但又不要使其无力采取必要的行动。当然，这样的政治原则是容易论述的，而真正实践起来的难度则相当之大。很多国家的教训是，要么是政治权力过大而完全失控，要么是政治权力由于过度竞争或过度制衡而丧失起码的效能。如何在参与和效能、分权和集权、民主和有效政府之间寻求平衡的确是一个重要课题。
经济起飞需要正确的政治激励结构
凤凰评论《高见》：钱乘旦《世界现代化历程》中，研究了世界各国现代化过程后提出，现代化意味着经济的“起飞”，一个国家要想“起飞”，在政治上至少需要三个基本条件：统一、独立自主和克服专制。你如何看待这一观点？
包刚升：经济起飞需要何种政治条件？这个问题很重要。钱乘旦教授这里所讲的“经济起飞”（take off）是借鉴了经济学家瓦尔特·罗斯托的说法。罗斯托在《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需要经过一个关键的“起飞”阶段。他认为，实现这个起飞需要有主导产业、发明创新等诸多条件，而一个最重要的经济条件则是投资率要达到10%——这主要是一个资本积累的指标。如果说经济学家更关心经济起飞的经济条，那么政治学家更关心经济起飞的政治条件。经济起飞是否需要某种特定的政治条件呢？如果是，这个政治条件又是什么？
在《世界现代化历程·总论卷》中，钱乘旦教授认为，经济起飞需要有“合适的政治结构来保证”，这个政治结构主要是三个基本条件：一、这个国家是统一的；二、这个国家是独立自主的；三、这个国家克服了个人专制。作为世界史和现代化理论的专家，他的这种归纳主要是立足于对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欧和北美现代化进程的考察。在比较政治学框架中，统一可以理解为完成国家构建，结束政治上的封建格局或可能的冲突状态；独立自主就是政治上的自主或去殖民化；克服个人专制可以理解为要打破无规则的独裁，使政治生活步入法治轨道。
钱乘旦教授的观点，让我联想到很多政治经济学家的见解。同样基于西欧历史经验的比较，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把界定和保护产权视为经济增长的条件，而只有在立宪体制、有限政府与法治等政治条件下，产权才能得到确定无疑的保障。
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强调，在无政府状态下，经济发展是不可能的，因而国家是必需的，但执掌国家权力的统治者又可能胡作非为。所以，在奥尔森看来，用民主与宪政来约束政治权力是持久繁荣的政治条件。他在《权力与繁荣》一书还阐述了另一个观点：当存在激励因素促使人们去攫取而不是创造，也就是从掠夺而不是从生产或者互为有利的行为中获得更多收益的时候，那么社会就会陷入低谷。我们上文提到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也表述了类似观点，即对国家长期繁荣来说，包容性制度要远远优于攫取性制度。
这些讨论大概代表了几位重要政治经济学家的观点。无论他们的具体观点怎样，我想他们都大致同意一个原则：塑造正确的激励结构，应该是实现经济起飞与增长的关键条件。这种激励结构，应该把人的时间精力引导到生产性的、创新性的努力方向上，而非再分配的、甚至是掠夺性的努力方向上。
举个例子，比如，有的国家，企业家主要靠从事更好的生产和创新来挣钱；有的国家，企业家可以靠攫取资源和获取特权来挣钱；有的国家，位高权重者就直接控制了资源和利润的流向，企业家就只有靠边站了。在这些不同模式之下，一个社会的长期经济绩效当然会有很大的不同。按照这种逻辑，政治上最重要的是，为经济起飞与增长创造一种正确的激励结构。
当然，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它们的经济起飞需要的具体政治条件可能不同。比如，对一些非常落后国家来说，通过对先进国家的学习模仿和不同部门之间的要素转移，就能获得较快的经济发展，甚至创造快速增长的经济奇迹。但是，当这样的国家接近先进国家的发展水平时，学习模仿和要素转移的边际效应，就会减弱，将不得不更多的依靠效率改善和技术创新——这一点更需要以正确的激励结构作为基础性的发展条件。
从消极方面讲，正确激励结构的首要原则，是防止各种直接的和隐形的掠夺，所以，基本的秩序是重要——可以防止私人与私人之间的掠夺；法治和有限政府是重要的——可以防止政治权力对私人部门的掠夺。从积极方面讲，正确的激励结构需要塑造一种在个人的有效努力与其经济回报之间的正向反馈系统，因而建立健全有效的市场制度，也是一个关键的政治条件。
多数人暴政只是民主的最坏情形
凤凰评论《高见》：民主制度诞生至今，一直有人担心，大众民主会妨碍自由，举得最多的例子，就是苏格拉底之死。你如何看待这一难题？
包刚升：苏格拉底之死是古典民主的悲剧。苏格拉底之死，或许还影响了他学生柏拉图对雅典民主的基本态度。自从民主首次出现以来，人类对民主的质疑和声讨就从未停止过。一批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往往还是反民主的主力。在他们看来，把政治权力交给普通大众怎么靠得住呢？质疑民主的一个重要理由是，民主有可能侵犯自由，多数暴政就是最为常用的概念。由于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和英国思想家约翰·密尔的讨论，多数暴政的观点已广为流传，深入人心。
关于民主与自由的关系，我在《被误解的民主》一书中有过简略的讨论。必须承认，民主有可能侵犯自由。民主强调的是政治参与和多数决定，但当民主政体下的决策超越应有边界，侵犯少数人的基本权利时，民主就有可能破坏自由。
历史上也发生过此种情形。较为著名的例子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群众政治，他们未经审判而仅凭演说与呼声，就把一些贵族和政治活动家送上了断头台。这促成了英国思想家埃德蒙·伯克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进而使保守主义学说在欧洲的思想舞台上正式登场。
正是由于这种风险，现代民主实际上已经发展出一系列防止“民主侵害自由”的保护措施。特别是在发达国家，现代民主实现了与宪政、法治和分权制衡的联姻。宪政和法治所崇尚的宪法至上、法律至上原则，不仅确定了政府权力的边界，而且规制了民主参与、多数决策可能的边界。政治权力也不会集中在一个人或一个机构手中，不同模式的民主政体（比如无论议会制还是总统制）都有一整套分权制衡的制度安排。所以，作为一种制度组合，现代民主政体不惟独强调政治参与和多数决定，还强调宪政、法治与权力制衡的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安排，就是防止民主侵犯自由或多数暴政的刹车片。
还需要提醒的是，当我们讨论民主侵害自由时，大家容易忽视的是，非民主政体侵犯自由的可能性更大。后者已经被大量历史事实所证实。对自由侵害较少的非民主政体，其实只是一种特定类型，即在近代欧洲所兴起的合乎法治原则的君主制政体。但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与民主政体相比，威权政体从来是自由更危险的敌人。从人类政治经验来看，严格意义上的多数暴政非常罕见，但历史长河中的少数暴政则比比皆是。当多数暴政几个字脱口而出时，他们所说的其实是民主可能的最坏情形，但当他们这样说时，却常常忘记非民主政体可能的最坏情形。
凤凰评论《高见》：有人担心，在民主制度下，多数人可能侵犯少数人的权利。比如，由于财富分配的不均衡，占绝大多数的平民可能想瓜分少数富人的财富。对此，需要以宪政来制衡。那么，民主的边界在哪里？
包刚升：民主或民主决策的边界在哪里？这个问题颇难回答。民主意味着人民是主权者，主权者的权力需要边界吗？
卡尔·马克思曾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必定是虚伪的，因为如果资产阶级民主是真实的，占有人口多数的无产者将会通过政治手段来剥夺资产阶级的财产。马克思这一论述背后的逻辑，值得我们去细细地体会。19世纪中后期，英国的很多保守派思想家也对工人阶级可能会获得普选权表示忧虑。他们的一个主要担心是，工人阶级获得普选权后是否会破坏英国的财产制度与自由市场体系。
实际上，从19世纪的欧洲，到20世纪的拉丁美洲，不少国家的政治生活中都充斥着这种政治权利与财产权利之间的较量。结果是，这些国家最终形成了一个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之间的“政治大妥协”——获得普选权的下层阶级，同意不再把剥夺上层阶级的财产权作为政治诉求，上层阶级则同意有差别的所得税等制度安排，以及为低收入阶层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与福利。时至今日，这个政治大妥协，仍然是发达民主国家维系“民主政治加市场经济”这一制度框架的基础共识。
与之相关的另一个共识是，民主决策应当被限定在宪法框架之内。即便是民主规则下的多数决定或公共决策，亦不能侵犯宪法所赋予的每个公民的基本自由与权利。任何情况下，公民的生命权、自由权与财产权都应该受到确定无疑的保障。
这种制度与观念把人的基本权利置于人为的制定法或民主的多数决策之上，即便是多数人，也不能通过民主或立法方式对此加以剥夺。当然，这通常是成熟民主国家的理想状态。对新兴民主国家来说，能否把民主决策限定在宪法框架之内，仍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对这样的国家来说，即便宪法明确规定了民主决策的范围与边界，这仍然只是一种脆弱的平衡。
还可以进一步讨论，民主决策固然不能剥夺富人阶层的财产，但民主决策却可以对富人阶层征收高额的所得税、一定的财产税和高额的遗产税，并通过再分配方式将其补贴给中低收入阶层。此种情形下，合理的税率或再分配率又在哪里呢？
这个问题并没有标准答案。但无论怎样，这种民主规则之下的再分配率至少应该符合两条原则：第一，不致引起上层阶级的激烈反对；第二，不致严重削弱一个社会的正常激励结构。倘若违背了这两条原则，民主规则之下的再分配要么容易引发激烈的政治冲突，要么容易导致经济增长乏力。这样，这种再分配就是不可持续的，甚至会反过来损害民主政体本身。
有怎样的政治精英，就有怎样的政治
凤凰评论《高见》：欧洲国家的民主化，基本是先从封建到专制，再到民主。但是，中国的制度，是从封建到专制，然后两千多年没有变，直到近现代之后，走向民主的道路曲折坎坷。回顾近一百多年来的历史，你觉得有哪些经验是尤其需要吸取的？
包刚升：你的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过去，而且关系到未来。欧洲很难说经历过东方意义上的专制，英国的宪政体制就是从封建主义结构上生长出来的。欧洲的问题，此处暂且不论。中国的政局，粗略地说，从秦汉到明清都在重复一种既定的模式——尽管这种模式的很多细节都在变迁。现代中国的觉醒是从晚清开始的，1840年的中英战争，构成了中国历史的新起点。此后，中国的政治经济变迁不再是一个孤立的进程，而是被卷入了某种全球进程之中。
回顾中国过去170余年的变迁，很多人关心：我们究竟能从历史中学到什么政治经验？这个问题要回答好，至少需要一部专著，零星的回答大概只能是盲人摸象。
首先，政治决非知识界良好的愿望所塑造的，而是现实的力量对比、权力争夺乃至武力角逐所塑造的。公共舆论场往往为一流知识界的声音所占据，但他们在真实的政治权力结构中，往往只占据较小的影响。知识界在政治上的良好愿望能否成为现实，更多还需要考察现实政治中的力量与权力结构。
更为冷峻的现实是，中国近现代的政治进程揭示，武力从来都是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之一。一流知识界通常都对现实政治抱有某种善良意图和美好期待，但这种意图和期待，缺少政治条件配合时就会落空。自1912年以后，中国近现代史反复揭示着这样一条重要的法则。
其次，政治不是独立于社会的，而是镶嵌于社会之中，因此中国的政治变迁时刻都受经济、阶级、教育、边疆问题及国际格局等诸种社会条件的影响。或者可以说，政治进化与这些因素是互为因果的。
比如，19世纪的西方入侵、20世纪上半叶的中日战争、20世纪中叶的中苏结盟、西方对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的封锁到80年代的重新接纳，无不影响着中国国内的政治变迁。这方面的一条重要经验是，当中国与全球性的民主大国维系良好关系时，中国更有可能步入政治经济的良性成长轨道。
再比如，经济发展水平也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市场经济与工业革命推动的是更加多元化的社会力量，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就越依赖于人与人之间的自愿合作而非强制力量。李普塞特的研究揭示，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更有可能推动一个社会的民主程度。韩国就是一个从经济发展到政治转型的成功例子。中国自邓小平时代以来工业革命的初步完成、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的初步实现，对未来的政治生态是极重要的。这也使今日中国处于与一个世纪之前完全不同的社会场景之中。
第三，对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政治精英的角色尤其重要。在每一历史过程中，政治精英们不是产生好的作用，就是产生坏的作用。美国学者约瑟夫·熊彼特在研究民主维系的社会条件时，专门讨论过政治阶层的重要性。从这个视角看，有什么样的政治阶层或政治精英，就会有什么样的政治。
很多国家的转型经验揭示，民主的实践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政治精英们的民主信念、正确选择与良性互动。美国的制宪史也证实，共和政体正是借助一批杰出政治人物的手，才成为一项永久的制度安排的。当然，从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反面的案例则更多。
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主要教训是，政治精英缺少坚实的民主信念，又缺少知识和训练上的充分准备。政治精英阶层民主理念和训练的缺失，还直接影响到政治领导集团的互动模式。那些最初只是获得一点职位或权力优势的人，可能借此成为大权独揽者，其同僚中无法发展出实质性的政治制衡力量。这样，由于政治领导集团互动模式的威权化，整个政体的政治属性也随之改变。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当该国政治精英阶层能够担当起政治再造者的角色时，该国才有机会步入现代政治文明的正常轨道。
附：包刚升谈民主之一 《避免寡头统治的三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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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复旦大学国务学院副教授包刚升以《民主崩溃的政治学》（商务印书馆）一书，获得了《新京报》2014年度社科图书奖。前不久，他又连续出版了《政治学通识》（北京大学出版社）、《被误解的民主》（法律出版社）两本著作，深受好评，也得到了读者的认可。包刚升的政治学研究，主要聚焦于民主的转型与民主的巩固等问题——这也是近年来国际学术界的焦点。近日，凤凰评论与包刚升就此展开了对话。此为系列访谈之二，访谈之一《避免寡头统治的三种方法》见文末。
访谈嘉宾：包刚升 复旦大学国务学院副教授
凤凰评论《高见》栏目访谈员：张弘（凤凰网主笔）
国家要有效能，但要受到制约
凤凰评论《高见》：《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认为，要想让民主制度实现底层授权并发展包容性政治制度，政府首先需要一定的集权，使得挑战现有机制的社会运动，不会立即造成法律制度的缺失。另外，还需要多元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独立自由的媒体。在中国，有关民主的论述中，强调分权和权力制衡比较多，《美利坚是怎样炼成的》显示，汉密尔顿一直强调要建立强大的中央政府。对此你怎么看？
包刚升：政治要搞好并非易事，很多国家的最大难题是如何把政治搞好。不少发展中国家容易走向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国家或政府无力统治，难以控制严重的社会冲突，无法构建有效的政治秩序；另一个极端是国家或政府权力过分集中，无视社会的诉求与呼声，缺乏起码的政治约束与制衡。如果走向这两个极端，国家的公共生活将会是一场悲剧。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是2012年西方流行的一部学术畅销书。两位作者德隆·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罗宾逊是知名经济学家，但他们讨论的很多内容都是政治问题，或者说是政治经济学问题。他们一方面强调政府需要一定的集权，另一方面强调多元政治和媒体自由，也是试图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换句话说，政治权力必须要有效能，同时政治权力必须要受制约。
其实，这也是《联邦党人文集》的主要观点，但国内学界过去更重视《联邦党人文集》对政治自由、共和政体、分权制衡和联邦主义的论述，较少提及他们对当时的美国需要一个有效的联邦政府的呼吁。
因此，更务实的政治智慧在于寻求某种平衡：一方面，国家要有力量，但这种力量不至于强大到足以压制社会和侵害自由；另一方面国家的政治权力要受到制衡，但又不要使其无力采取必要的行动。当然，这样的政治原则是容易论述的，而真正实践起来的难度则相当之大。很多国家的教训是，要么是政治权力过大而完全失控，要么是政治权力由于过度竞争或过度制衡而丧失起码的效能。如何在参与和效能、分权和集权、民主和有效政府之间寻求平衡的确是一个重要课题。
经济起飞需要正确的政治激励结构
凤凰评论《高见》：钱乘旦《世界现代化历程》中，研究了世界各国现代化过程后提出，现代化意味着经济的“起飞”，一个国家要想“起飞”，在政治上至少需要三个基本条件：统一、独立自主和克服专制。你如何看待这一观点？
包刚升：经济起飞需要何种政治条件？这个问题很重要。钱乘旦教授这里所讲的“经济起飞”（take off）是借鉴了经济学家瓦尔特·罗斯托的说法。罗斯托在《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需要经过一个关键的“起飞”阶段。他认为，实现这个起飞需要有主导产业、发明创新等诸多条件，而一个最重要的经济条件则是投资率要达到10%——这主要是一个资本积累的指标。如果说经济学家更关心经济起飞的经济条，那么政治学家更关心经济起飞的政治条件。经济起飞是否需要某种特定的政治条件呢？如果是，这个政治条件又是什么？
在《世界现代化历程·总论卷》中，钱乘旦教授认为，经济起飞需要有“合适的政治结构来保证”，这个政治结构主要是三个基本条件：一、这个国家是统一的；二、这个国家是独立自主的；三、这个国家克服了个人专制。作为世界史和现代化理论的专家，他的这种归纳主要是立足于对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欧和北美现代化进程的考察。在比较政治学框架中，统一可以理解为完成国家构建，结束政治上的封建格局或可能的冲突状态；独立自主就是政治上的自主或去殖民化；克服个人专制可以理解为要打破无规则的独裁，使政治生活步入法治轨道。
钱乘旦教授的观点，让我联想到很多政治经济学家的见解。同样基于西欧历史经验的比较，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把界定和保护产权视为经济增长的条件，而只有在立宪体制、有限政府与法治等政治条件下，产权才能得到确定无疑的保障。
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强调，在无政府状态下，经济发展是不可能的，因而国家是必需的，但执掌国家权力的统治者又可能胡作非为。所以，在奥尔森看来，用民主与宪政来约束政治权力是持久繁荣的政治条件。他在《权力与繁荣》一书还阐述了另一个观点：当存在激励因素促使人们去攫取而不是创造，也就是从掠夺而不是从生产或者互为有利的行为中获得更多收益的时候，那么社会就会陷入低谷。我们上文提到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也表述了类似观点，即对国家长期繁荣来说，包容性制度要远远优于攫取性制度。
这些讨论大概代表了几位重要政治经济学家的观点。无论他们的具体观点怎样，我想他们都大致同意一个原则：塑造正确的激励结构，应该是实现经济起飞与增长的关键条件。这种激励结构，应该把人的时间精力引导到生产性的、创新性的努力方向上，而非再分配的、甚至是掠夺性的努力方向上。
举个例子，比如，有的国家，企业家主要靠从事更好的生产和创新来挣钱；有的国家，企业家可以靠攫取资源和获取特权来挣钱；有的国家，位高权重者就直接控制了资源和利润的流向，企业家就只有靠边站了。在这些不同模式之下，一个社会的长期经济绩效当然会有很大的不同。按照这种逻辑，政治上最重要的是，为经济起飞与增长创造一种正确的激励结构。
当然，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它们的经济起飞需要的具体政治条件可能不同。比如，对一些非常落后国家来说，通过对先进国家的学习模仿和不同部门之间的要素转移，就能获得较快的经济发展，甚至创造快速增长的经济奇迹。但是，当这样的国家接近先进国家的发展水平时，学习模仿和要素转移的边际效应，就会减弱，将不得不更多的依靠效率改善和技术创新——这一点更需要以正确的激励结构作为基础性的发展条件。
从消极方面讲，正确激励结构的首要原则，是防止各种直接的和隐形的掠夺，所以，基本的秩序是重要——可以防止私人与私人之间的掠夺；法治和有限政府是重要的——可以防止政治权力对私人部门的掠夺。从积极方面讲，正确的激励结构需要塑造一种在个人的有效努力与其经济回报之间的正向反馈系统，因而建立健全有效的市场制度，也是一个关键的政治条件。
多数人暴政只是民主的最坏情形
凤凰评论《高见》：民主制度诞生至今，一直有人担心，大众民主会妨碍自由，举得最多的例子，就是苏格拉底之死。你如何看待这一难题？
包刚升：苏格拉底之死是古典民主的悲剧。苏格拉底之死，或许还影响了他学生柏拉图对雅典民主的基本态度。自从民主首次出现以来，人类对民主的质疑和声讨就从未停止过。一批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往往还是反民主的主力。在他们看来，把政治权力交给普通大众怎么靠得住呢？质疑民主的一个重要理由是，民主有可能侵犯自由，多数暴政就是最为常用的概念。由于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和英国思想家约翰·密尔的讨论，多数暴政的观点已广为流传，深入人心。
关于民主与自由的关系，我在《被误解的民主》一书中有过简略的讨论。必须承认，民主有可能侵犯自由。民主强调的是政治参与和多数决定，但当民主政体下的决策超越应有边界，侵犯少数人的基本权利时，民主就有可能破坏自由。
历史上也发生过此种情形。较为著名的例子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群众政治，他们未经审判而仅凭演说与呼声，就把一些贵族和政治活动家送上了断头台。这促成了英国思想家埃德蒙·伯克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进而使保守主义学说在欧洲的思想舞台上正式登场。
正是由于这种风险，现代民主实际上已经发展出一系列防止“民主侵害自由”的保护措施。特别是在发达国家，现代民主实现了与宪政、法治和分权制衡的联姻。宪政和法治所崇尚的宪法至上、法律至上原则，不仅确定了政府权力的边界，而且规制了民主参与、多数决策可能的边界。政治权力也不会集中在一个人或一个机构手中，不同模式的民主政体（比如无论议会制还是总统制）都有一整套分权制衡的制度安排。所以，作为一种制度组合，现代民主政体不惟独强调政治参与和多数决定，还强调宪政、法治与权力制衡的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安排，就是防止民主侵犯自由或多数暴政的刹车片。
还需要提醒的是，当我们讨论民主侵害自由时，大家容易忽视的是，非民主政体侵犯自由的可能性更大。后者已经被大量历史事实所证实。对自由侵害较少的非民主政体，其实只是一种特定类型，即在近代欧洲所兴起的合乎法治原则的君主制政体。但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与民主政体相比，威权政体从来是自由更危险的敌人。从人类政治经验来看，严格意义上的多数暴政非常罕见，但历史长河中的少数暴政则比比皆是。当多数暴政几个字脱口而出时，他们所说的其实是民主可能的最坏情形，但当他们这样说时，却常常忘记非民主政体可能的最坏情形。
凤凰评论《高见》：有人担心，在民主制度下，多数人可能侵犯少数人的权利。比如，由于财富分配的不均衡，占绝大多数的平民可能想瓜分少数富人的财富。对此，需要以宪政来制衡。那么，民主的边界在哪里？
包刚升：民主或民主决策的边界在哪里？这个问题颇难回答。民主意味着人民是主权者，主权者的权力需要边界吗？
卡尔·马克思曾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必定是虚伪的，因为如果资产阶级民主是真实的，占有人口多数的无产者将会通过政治手段来剥夺资产阶级的财产。马克思这一论述背后的逻辑，值得我们去细细地体会。19世纪中后期，英国的很多保守派思想家也对工人阶级可能会获得普选权表示忧虑。他们的一个主要担心是，工人阶级获得普选权后是否会破坏英国的财产制度与自由市场体系。
实际上，从19世纪的欧洲，到20世纪的拉丁美洲，不少国家的政治生活中都充斥着这种政治权利与财产权利之间的较量。结果是，这些国家最终形成了一个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之间的“政治大妥协”——获得普选权的下层阶级，同意不再把剥夺上层阶级的财产权作为政治诉求，上层阶级则同意有差别的所得税等制度安排，以及为低收入阶层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与福利。时至今日，这个政治大妥协，仍然是发达民主国家维系“民主政治加市场经济”这一制度框架的基础共识。
与之相关的另一个共识是，民主决策应当被限定在宪法框架之内。即便是民主规则下的多数决定或公共决策，亦不能侵犯宪法所赋予的每个公民的基本自由与权利。任何情况下，公民的生命权、自由权与财产权都应该受到确定无疑的保障。
这种制度与观念把人的基本权利置于人为的制定法或民主的多数决策之上，即便是多数人，也不能通过民主或立法方式对此加以剥夺。当然，这通常是成熟民主国家的理想状态。对新兴民主国家来说，能否把民主决策限定在宪法框架之内，仍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对这样的国家来说，即便宪法明确规定了民主决策的范围与边界，这仍然只是一种脆弱的平衡。
还可以进一步讨论，民主决策固然不能剥夺富人阶层的财产，但民主决策却可以对富人阶层征收高额的所得税、一定的财产税和高额的遗产税，并通过再分配方式将其补贴给中低收入阶层。此种情形下，合理的税率或再分配率又在哪里呢？
这个问题并没有标准答案。但无论怎样，这种民主规则之下的再分配率至少应该符合两条原则：第一，不致引起上层阶级的激烈反对；第二，不致严重削弱一个社会的正常激励结构。倘若违背了这两条原则，民主规则之下的再分配要么容易引发激烈的政治冲突，要么容易导致经济增长乏力。这样，这种再分配就是不可持续的，甚至会反过来损害民主政体本身。
有怎样的政治精英，就有怎样的政治
凤凰评论《高见》：欧洲国家的民主化，基本是先从封建到专制，再到民主。但是，中国的制度，是从封建到专制，然后两千多年没有变，直到近现代之后，走向民主的道路曲折坎坷。回顾近一百多年来的历史，你觉得有哪些经验是尤其需要吸取的？
包刚升：你的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过去，而且关系到未来。欧洲很难说经历过东方意义上的专制，英国的宪政体制就是从封建主义结构上生长出来的。欧洲的问题，此处暂且不论。中国的政局，粗略地说，从秦汉到明清都在重复一种既定的模式——尽管这种模式的很多细节都在变迁。现代中国的觉醒是从晚清开始的，1840年的中英战争，构成了中国历史的新起点。此后，中国的政治经济变迁不再是一个孤立的进程，而是被卷入了某种全球进程之中。
回顾中国过去170余年的变迁，很多人关心：我们究竟能从历史中学到什么政治经验？这个问题要回答好，至少需要一部专著，零星的回答大概只能是盲人摸象。
首先，政治决非知识界良好的愿望所塑造的，而是现实的力量对比、权力争夺乃至武力角逐所塑造的。公共舆论场往往为一流知识界的声音所占据，但他们在真实的政治权力结构中，往往只占据较小的影响。知识界在政治上的良好愿望能否成为现实，更多还需要考察现实政治中的力量与权力结构。
更为冷峻的现实是，中国近现代的政治进程揭示，武力从来都是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之一。一流知识界通常都对现实政治抱有某种善良意图和美好期待，但这种意图和期待，缺少政治条件配合时就会落空。自1912年以后，中国近现代史反复揭示着这样一条重要的法则。
其次，政治不是独立于社会的，而是镶嵌于社会之中，因此中国的政治变迁时刻都受经济、阶级、教育、边疆问题及国际格局等诸种社会条件的影响。或者可以说，政治进化与这些因素是互为因果的。
比如，19世纪的西方入侵、20世纪上半叶的中日战争、20世纪中叶的中苏结盟、西方对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的封锁到80年代的重新接纳，无不影响着中国国内的政治变迁。这方面的一条重要经验是，当中国与全球性的民主大国维系良好关系时，中国更有可能步入政治经济的良性成长轨道。
再比如，经济发展水平也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市场经济与工业革命推动的是更加多元化的社会力量，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就越依赖于人与人之间的自愿合作而非强制力量。李普塞特的研究揭示，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更有可能推动一个社会的民主程度。韩国就是一个从经济发展到政治转型的成功例子。中国自邓小平时代以来工业革命的初步完成、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的初步实现，对未来的政治生态是极重要的。这也使今日中国处于与一个世纪之前完全不同的社会场景之中。
第三，对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政治精英的角色尤其重要。在每一历史过程中，政治精英们不是产生好的作用，就是产生坏的作用。美国学者约瑟夫·熊彼特在研究民主维系的社会条件时，专门讨论过政治阶层的重要性。从这个视角看，有什么样的政治阶层或政治精英，就会有什么样的政治。
很多国家的转型经验揭示，民主的实践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政治精英们的民主信念、正确选择与良性互动。美国的制宪史也证实，共和政体正是借助一批杰出政治人物的手，才成为一项永久的制度安排的。当然，从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反面的案例则更多。
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主要教训是，政治精英缺少坚实的民主信念，又缺少知识和训练上的充分准备。政治精英阶层民主理念和训练的缺失，还直接影响到政治领导集团的互动模式。那些最初只是获得一点职位或权力优势的人，可能借此成为大权独揽者，其同僚中无法发展出实质性的政治制衡力量。这样，由于政治领导集团互动模式的威权化，整个政体的政治属性也随之改变。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当该国政治精英阶层能够担当起政治再造者的角色时，该国才有机会步入现代政治文明的正常轨道。
附：包刚升谈民主之一 《避免寡头统治的三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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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向左，经济向右？不少人对中国当下时局的这一判断，契合了部分精英群体的困惑。即使是针对党内而突出强调的政治纪律与政治规矩，以及不得妄议中央，其所带来的震动已扩至整个社会层面。
如何读懂十八大后的中国时局？去年底，深圳，第二届大梅沙论坛期间，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周为民接受凤凰评论《高见》栏目独家访谈。
周为民认为，十八大后，以反腐败为重点的全面从严治党有很强的现实必要性和紧迫性，就其应有的目的来说，反腐包含三重意义：重振纲纪，重建官场生态，重新澄清基本的政治伦理，“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周为民亦指出，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健全发展党内民主，有效保障党员能够行使党章确认的党员的权利（当然与遵守党的纪律、履行党员义务相一致），从而凝聚起广大党员。
对当下一些党内外人士对时局的困惑，周为民向凤凰网强调，意识形态给社会各群体提供的预期具有全局影响力，因此要正确恰当评估当前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
访谈嘉宾：周为民 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
凤凰评论《高见》栏目访谈员：凤凰网主笔陈芳
突出全面从严治党有三重含义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十八大后格外强调全面从严治党且力度空前？
周为民：从严治党是历来强调的，但十八大以来，突出强调从严治党的确有特殊重要性和紧迫性。十八大提出党要经受四大考验、化解四种危险（四大考验，指长期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和外部环境的考验；四种危险，即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突出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从严治党，现在集中体现在反腐上，首先是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为什么？若干年来，种种矛盾、问题非常突出，得不到有效处理，不断积累加剧，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纲纪废弛，腐败的滋生蔓延也与此有直接的关系。这种情况任其发展下去，的确很危险。
凤凰评论《高见》：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有着很强的问题导向，是针对什么问题？
周为民：重振纲纪的同时，是要重建官场生态。多年纲纪废弛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官场生态的恶化，出现很多匪夷所思的现象，官场生态已经恶化到相当严重的地步，这种局面必须扭转。
与这两点相联系，是要澄清一些基本的政治伦理。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也直接导致政治伦理上一些基本的是非、善恶、荣耻的错乱。一些官员似乎已经不知道、不在意作为一个官员（更不用说作为共产党的干部），真正的体面和尊严在哪里、是什么了。而这种状况对社会是有极强烈的腐蚀性的，是造成社会风气败坏的重要原因之一。
凤凰评论《高见》：你刚才讲的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政治伦理错乱等问题，长期积累，甚至官场中不少人习以为常，为什么这个问题过去没有得到解决？
周为民：口号一直是都有的，但怎么以有效的措施，特别是从制度层面体现从严治党，一直是比较薄弱的，这就导致了这些后果。如果没有良好的体制制度，执政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又掌握如此巨大的权力和资源，党就会一直处在危险之中。严重的腐败问题就说明了这一点。一些地方出现塌方式大面积腐败，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这样最高层级上的腐败，还不说明党的肌体正在发生变质吗？当然这还是局部的变质，但其严重程度也已经触目惊心了。从这方面来看，十八大后强调全面从严治党，特别是以反腐败为重点来从严治党，其应有的意义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党内民主为反腐提供制度保障
凤凰评论《高见》：强力反腐，从严治党，但在过程中，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比如认为反腐是不是选择性？还有党内出现人人自危的现象，一些人感慨过去大环境如此，现在来抓是不是人人都有问题。这种声音背后其实是对反腐的不确定，对这种声音你怎么看？
周为民：这些问题都需要重视，但首要的和最紧急的是要遏制住腐败，这是救党、救军之举的要求。否则任其发展下去，腐败导致亡党亡国不是一句空话。
全面从严治党，根本任务是制度建设，制度建设除党自身的制度改革，还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等等，这些都是与全面从严治党联系在一起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不仅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同时有深刻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对反腐败来说也是一项治本之策。我一再讲，腐败是什么问题？腐败是官场侵犯市场的问题，是本来应该由市场配置的资源，被过多控制在权力手中导致的。因此，明确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为目标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尽可能把由权力过多控制的资源交还给市场，既是完善市场体制的要求，同时对腐败也具有釜底抽薪的作用。
凤凰评论《高见》：从党的建设角度来讲，制度上体现从严治党，最根本的是什么？
周为民：从制度建设上体现从严治党，根本还是要认真推进发展党内民主。对民主的理解，首先我想应该从功能的意义上去理解。
凤凰评论《高见》：而不是从意识形态。
周为民：对，从功能意义上来理解民主，民主的实质就是权力制衡。一定要在这方面着力，按照这样的方向真正发展党内民主，来推进党的建设和制度改革。包括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当中非常关键的干部制度改革，也要按照发展和健全民主制度的方向来思考设计。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避免干部队伍的逆淘汰现象，体制制度的缺陷导致真正优秀的干部上不来，能够上来的有不少往往是投机钻营、吹牛拍马和一味谋取官位来谋求私利的。如果这种逆淘汰现象得不到纠正，一定带来整个干部队伍的劣质化，这对执政党来说是致命的。
警惕党的领导机关和干部脱离广大党员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要强调政治规矩？
周为民：充分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这同样是治党中一个具有基础性的问题。按照党章规定，保证每一个党员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包括提出意见建议、批评和要求的权利，要认真对待，充分保障，否则党心是凝聚不了的。
凤凰评论《高见》：怎么理解妄议中央？
周为民：我们党历来强调执政党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我多次讲在这个最大危险当中，首先存在的一个危险，就是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脱离广大党员。如果这样，这个党人数再多也是没有力量的，因为没有向心力、凝聚力，党员感受不到自己的民主权利。很多普通党员，面对转型时期的矛盾和危机，的确是忧党忧国的，可以说谈到很多问题都是痛心疾首的，但是没有足够有效的渠道来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建议和批评，甚至总是处在被压制的状态，这样一定导致实际上的人心离散。
凤凰评论《高见》：有分析认为现在是重新唤醒党章，它和党章规定的党员民主权利是一种什么关系？
周为民：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治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去健全发展党内民主，让广大党员能够切实行使党章规定的权利，从而有认同感、归属感、荣誉感。
凤凰评论《高见》：正本清源怎么讲？
周为民：正本清源，就是一定要澄清过去在党的基本理论上存在的一些教条式理解和错误观点。
例如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这是一直强调的，但现实当中一个不必讳言的现象，就是马克思主义好像越来越不被人当回事，甚至认为那套东西过时了、没用了。这样一种现实跟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地位形成巨大反差。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不少人也在不断呼吁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建设，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但为什么效果还是不理想？
如果把这样的问题简单归结为所谓政治立场和西方影响，那是不得要领的。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们长期所了解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基本是从苏联来的，是和苏联模式相联系的一套意识形态观念体系。这套东西跟本来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是有重大区别的，用中央的话来说，就是其中存在不少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是这些东西错了，过时了，但它一直被误以为就是正宗的标准的马克思主义，所以很多人好像理所当然地认为马克思主义错了，过时了。这是一个莫大的误解。
另一方面，针对这个问题，强化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固然重要，但如果其中的不少内容，还在沿袭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还把它当成是马克思主义，那么越是强化对这些东西的宣传，就越是适得其反。
当下意识形态领域仍需正本清源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今天我们依然要强调正本清源？
周为民： 邓小平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提出在党的思想理论上正本清源的任务，强调要重新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是和正本清源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要把思想从苏联模式和苏联意识形态的长期束缚中解放出来。
今天既然要全面深化改革，而且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也就需要继续推进这项工作，继续正本清源，不能够再把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当作是马克思主义来传播、强化。
凤凰评论《高见》：邓小平提出这个问题30多年了，我们的市场经济也实行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今天反复出现这一问题？
周为民：这个原因也是比较复杂的。正本清源这项工作确实取得很大的成效，集中到一点就是新的理论创造，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也一再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革命性的改革的命题。很多人问什么叫中国特色，所谓中国特色，一般讲当然是立足中国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但是不要忘记它最直接最现实最深刻的含义，是强调一定要摆脱苏联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相对于苏联式社会主义来说的。
凤凰评论《高见》：现在提出正本清源，正什么，清什么？
周为民：还是进一步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认识。
改革开放一开始所面临的思想理论上的主要障碍，就是左的东西，每向前走一步，都是在克服这些阻力。这些左的东西虽然存在，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作用是有限的，因为改革在顺利推进，社会普遍受益，那些左的声音起不了太大作用。
但是近若干年情况有所不同，转型时期、转轨过程当中很多矛盾问题在积累加剧，有些问题发展到相当严重甚至失控的程度，引起社会上很多群体的广泛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就容易任意想象过去，任意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觉得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好像没有贫富悬殊、社会不平等、官场腐败等现象。这实际是因为对现实不满而导致的一种对过去的想象。
对现实不满的人开始想象、美化旧体制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会出现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
周为民：左的极端思潮认为，这都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带来的，解决办法就是要重新肯定过去的体制，甚至公开主张要重新肯定文化大革命。因为矛盾、问题的积累加剧，这样一种左的极端思潮，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相当的蛊惑力。在意识形态上，如果利用民众的不满，来重新主张过去的一些极端的左的思想和观点，那就是严重的问题了。对这种极端的左的东西是需要特别警惕的，包括各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
事实上，改革开放不仅仅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也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这一点很多人不能接受，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搞市场经济搞出这么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贫富差距这么大，怎么还敢说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对收入差距包括更重要的财产差距，是要认真来对待的，但是以为旧体制之下很平等，没有这些问题，那完全是不符合事实的。
凤凰评论《高见》：具体指什么？
周为民：想一想旧体制下中国的农民，想想中国农民的当代命运和他们遭受过的重重苦难。旧体制以诸如户籍制度、商品粮制度、城市消费品配给制度、就业福利保障制度等等。所有这些制度、政策构成一道坚硬的壁垒来隔绝城乡，把农民挡在城市之外，人为地把社会成员划分为两类不同身份的人，一类是乡下人，农民，一类是城里人，职工，由这种身份的不平等带来的是全面的机会不平等，几乎一切机会对农民都是封闭的。这是举世罕见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是在人的基本权利上的严重不平等。当然计划经济有它不得不这样做的苦衷，但毕竟这是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完全不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
凤凰评论《高见》：这种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是怎么打破的？
周为民：是改革开放打破的。农民终于有了进城的自由，以及到城里去打工挣钱、争取脱贫致富的权利，这是不是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当然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包括农民工的地位、待遇、所受到的歧视等等，而现在这些问题，恰恰是旧体制之下严重的不平等还没有完全消除的表现。
认为旧体制之下没有腐败，又是一个任意的想象，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旧体制之下那样一种高度集中的权力，甚至是绝对的权力，你说会没有腐败？
凤凰评论《高见》：但大家观感上觉得旧体制之下好像比较清廉。
周为民：一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货币化程度很低，所以那时的腐败主要不表现在贪了多少钱，而是表现在各种特权上，倚仗特权的各种各样腐败同样是触目惊心的。改革开放以后，搞市场经济，经济的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这时的腐败更多表现在倚仗权力来攫取钱财。
第二个原因是过去旧体制之下，整个社会的公开透明程度是很低的，很多情况民众根本不可能知道。现在信息传播方式、传播技术的变化，已经大大提高了信息的公开透明程度。
极端的左的思潮，包括主张用过去的办法，甚至文革的办法，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他们所使用的基本思想资源，就是过去被高度简单化、教条化了的阶级斗争理论，而他们对阶级、阶级斗争理论的理解，基本上沿袭苏联意识形态和过去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这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这样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一定要出大乱子。哪有执政党主张阶级斗争的？执政党的基本责任是要尽可能充分维护全社会各个群体的利益，最大限度地促进全社会的团结与和谐，防止社会出现阶级分化，而决不能鼓动社会对立，制造所谓阶级斗争。
这些问题都需要从基本的理论上去做进一步澄清。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一定不能够背离这个方向。左的东西的要害就是动摇、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对这样一套左的东西不能够含糊、暧昧、甚至迁就，更不能够有意无意去试图利用。
左的思潮一旦蔓延，会严重恶化党内和社会上的政治风气，一定导致很多宵小之徒的政治投机。要看到，在中国凡是政治投机，总是向左的方向去投机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邓小平就中国发展的全局和长远提出的最重要的告诫之一，不能忘掉。
意识形态要给公民提供安全的预期
凤凰评论《高见》：常听到不少人提出这样的困惑：一方面我们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市场资源起决定作用、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提高现代治理能力，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方面又感觉到呈现收紧态势。中国究竟往什么方向走？
周为民：意识形态是有全局影响力的，因为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是提供预期，对企业家也好、知识分子也好、社会各群体也好，起到一种提供预期的作用。环境是不是安全、对未来是不是确定，人们会通过意识形态的状况来作出判断。为什么说极左的东西有害呢，就是因为它提供的是一种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
意识形态的核心目的，是要赢得人心、凝聚人心。如果在意识形态上整天喊打喊杀能凝聚人心吗？那不是造成人心恐慌吗？因此一旦意识形态上给社会提供的是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在其他各个方面都会产生不良影响。
凤凰评论《高见》：类似的警醒其实并不算多。
周为民：如果意识形态领域左的东西沉渣泛起，人们还是不放心的，还是有疑虑的，这样就很难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活力了。如果再以简单、强制的方式对待意识形态问题，那就更会导致人心疏离，影响党与社会各群体特别是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同时也会加剧意识形态方面的虚假化，使人们为了安全都以所谓“政治正确”的假话空话互相敷衍，更不用说那些正好以此投机的了。这是道德的堕落、思想的腐败和政治风气的败坏。
海外有些议论常简单化地说邓小平是什么“政左经右”，这个看法不对。邓既不是“经右”，也不是“政左”。邓小平开辟中国改革和现代化的大局，首先是在意识形态上、政治上推进思想解放，排除左的障碍，这样才焕发出全党全社会的生机和活力，才有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和推进，才出现邓小平所说的那种局面：“中国真正活跃起来了”。这就是意识形态对全局的影响。意识形态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注重开放包容，就有感召力、凝聚力，就有全局的主动，反之就会导致全局被动。
凤凰评论《高见》：如何有效防止左的危害？
周为民：要防止左的危害，首先要恰当地认识评估当前意识形态、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不能把思想文化上的一些现象或者问题简单笼统地看成阶级斗争，不能把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以后，意识形态领域的状况看成是战争状态，甚至把党在这个领域的处境，看得跟孤守于四面受困的山头一样。
同时，还需要特别防止那样一种现象：本来是一些机关一些干部自身工作没有做好，但出了问题就编造、夸大“敌情”，滥用什么“敌对势力”作为诿过卸责的遁辞。
经过几十年发展，中国的实力和过去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更有底气，这是好的。但一定要防止轻躁虚骄，不能把强调中国特色狭隘理解为我们在任何方面都独一无二，和任何人不同，别人那套东西统统不足为训。要看到，非常重要的中国特色之一，也是中华文化最显著的特色之一，就是我们中国人、中华文化对外来文化外部文明有足够的包容、吸纳和融合能力，不仅能以“既来之，则安之”的从容大度安顿、欣赏外来文化，而且会以“西天取经”的精神不畏任何艰难地主动去学习外部文化，而且以真诚的敬重对待它，把它尊称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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