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锁定竖排方向

 

为什么要反思庚子事变

网友评论 ( 0) 2017.3.13 第101期

文丨凤凰网主笔 张弘

庚子事变过去已有一百多年,这场战争,由官方纵容义和拳开始,以战败、议和、赔款和剿灭义和团为终。慈禧仓惶逃走西安,中国付出了巨大代价。事后签订《辛丑条约》,向十多个国家赔偿白银4.5亿两。马忠文所著的《荣禄与晚清政局》一书,就以详尽的史料耙梳,展示了清政府进退失据,酿成大祸的过程。

鹰派惹祸,鸽派补“天”

戊戌政变之后,一批支持新政的官员遭到革职、流放,朝中一些资历深厚的汉族官员亦遭排挤,满族权贵势力大增。在满族权贵内部,大学士、军机大臣荣禄与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刚毅明争暗斗。荣禄的后盾是庆王等人,处理对外关系主张谨慎小心,是为鸽派。刚毅的后盾是端王载漪、大学士徐桐等人,对外主张强硬,是名副其实的鹰派。“荣禄虽不足称胆识,而心地尚明白,与端、刚等向不相侔”。

由于载漪之子溥儁被光绪1899年12月24日封为皇子,端王载漪地位骤升。1900年春天,荣禄因病请假休养,他精心筹划侄女瓜尔佳氏与溥伦联姻,并通过慈禧指婚。

此前,发源于山东的义和团运动已经呈星火燎原之势。所到之处广泛吸纳成员,到处焚烧教堂、杀死教民、拆毁铁路,并打出了“扶清灭洋”的旗号。军机处中,荣禄主张镇压义和团,以消除与列强冲突的隐患;载漪、刚毅等人主张“劝导”,并试图利用义和团遏制列强。

刚毅相信义和团“神术可恃”,鼓吹“民心可用”。慈禧采纳了载漪等人的意见。1899年12月11日,清廷受到主战的鹰派载漪、刚毅、徐桐、毓贤等人影响,曾颁布上谕,要求地方官对地方滋事“持平办理”。各国驻京办视之为朝廷对“暴民”的支持,驻京公使在12月和次年1月2月三次向总理衙门提出抗议,要求朝廷明确禁止大刀会和义和团的活动。但是,总理衙门都没有正面回复。2月初10,列强以自卫为由,将兵舰开往天津大沽,恐吓清朝。3月间,义和团拳民活动遍及保定、涿州、天津等近畿地区。不久,大批义和团民进入北京。此时,外国军舰在大沽口外聚集增加,清廷腹背受敌。

4月中旬,拳民活动范围越来越大,地方秩序已经不受官员掌控。派去讨伐的清军营官杨福同4月24日被杀。4月底,拳民焚烧了卢汉铁路丰台、长辛店一带及附属设施。此时,多位官员上书并发来电报,要求清廷镇压义和团。荣禄将意见转给了总理衙门。5月1日,拳民拆毁琉璃河、长新一带铁路和电杆,导致京师电报中断。5月2日起,荣禄几次上书,要求剿办。3日,他派武卫军中卫提督孙万林率军赶往丰台,又派记名总兵王明福率军奔赴马家堡驻扎,并亲自去马家堡、丰台查看。因为他觉得卢沟桥一带空虚,于是将派往丰台的军队移驻扎守。5月6日,义和团焚毁了高碑店以北的电线铁路。盛宣怀发来急电,称保定以南顺桥等地被烧,涿州拳民占城竖旗,保定岌岌可危。荣禄下令,让聂士成急赴保定。但是,这些做法,引起了慈禧等人不满。初七颁布上谕,称“该大学士不得孟浪从事,率行派队剿办,激成变端,是为至要”。慈禧命令荣禄遵守原则:“解散义和拳,万不可剿”。10日,上谕派刚毅、赵舒翘晓谕拳民。

由于受到责备,荣禄不再坚持“剿灭”拳民,这让其下属和同僚很着急。幕僚樊增祥反复建议荣禄及早剿灭拳民并提醒他,“……我不用兵则洋兵至,洋兵一至,玉石不分,吾民受害岂堪设想?是打拳匪正是爱百姓,此理甚明。”12日,许景淳又致函荣禄,告诉他这几天义和团的种种破坏行径。但是,荣禄遵奉“勿得孟浪”的谕旨,无所作为。湖广总督张之洞以及盛宣怀、李鸿章、刘坤一等人都主张剿灭。慑于慈禧、载漪等人压力,荣禄没有力谏。5月1日,京城与保定的电报线中断,5月17日,天津以北电报线中断,东南督抚与京城之间被迫采用马拨传递公文。京城公使馆与津沪领事和军官的联系也中断。

5月15日,日本驻华使馆书记生杉山彬前往火车站迎候联军,被董福祥的军队杀死,“先断其四肢,又割其身体”。事发后,载漪抚董背,并伸拇指赞之曰:“汝真好汉,各大帅能尽如尔胆量,洋人不足平矣! ”董大喜,益自夸不已。杉山彬被杀之后,总署(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派人到日本使馆道歉。荣禄建议调李鸿章回京,重掌外交,慈禧接受了他的建议。次日,清廷发布上谕,命荣禄派武卫中军保护东交民巷各个大使馆。5月19日,京津电报中断,铁路也中断,外国军队大举北上。5月20日,拳民纵火焚烧大栅栏商铺,商业繁华地带被烧毁,火势延及到正阳门。

这天早上,荣禄上交了江苏粮道罗嘉杰提供的消息,里面提到洋人要求“归政”,即慈禧交出权力。实际上,这一消息并不真实。荣禄递上这一情报,本来是为了让慈禧等人感受到形势严峻,采取缓和策略。不料效果适得其反,慈禧大怒,坚定了排外的决心。当天下午两点左右叫大起(召集四品以上官员),向70多名官员问计。会后,军机大臣暂留并做出决定:第一,责成刚毅、董福祥对义和团“一面亲自开导,勒令解散;其又年力精壮者,即行招募成军,严加约束,以备折冲御侮之资”。第二,命荣禄“速派武卫军得力队伍,即日前往东交民巷一带,将各使馆实力保护,不得稍有疏虞”。同时,清廷各路部队进京勤王。清廷还决定,先派许景淳、那桐前往马家堡南,组织洋兵入京,同时照会俄国公使格尔思,“如不听命,则立调董军阻拦,再不服阻,则决战”。

5月21日傍晚6时左右,慈禧在此召集群臣到仪鸾殿。此时,列强占领大沽的消息已经传到京城。慈禧情绪激动决计与洋人开战。此后连续两天大起,荣禄不敢再劝慈禧。25日,清政府以光绪的名义发布宣战诏书,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奥十一国同时宣战,并招抚义和团与清军一起抵御八国联军。很快,奥地利、荷兰使馆被烧毁,附近的中国通商银行也被烧。5月22日,清廷命徐桐、崇绮与奕励、载漪等会商,慈禧召见群臣,载漪提议进攻大使馆,并得到了慈禧的同意。

5月24日,董福祥部及义和团开始进攻东交民巷及西什库教堂,刚毅、赵舒翘坐城楼观战,饮酒欢呼,刚毅说:“使馆破,夷人无种矣!天下自是当太平!”5月25日,慈禧再召群臣,许景澄、袁赦、立山等人恳求不可与各国宣战,载漪当面斥责许等为逆说,骂他们为汉奸。

但是,战事没有慈禧、载漪想象的顺利。进攻大使馆进展不大,西什库教堂也没有被攻下来。东城繁华商业区的商铺、官宅却遭到兵勇抢劫。5月27日,荣禄抓住抢掠的兵勇11人,假冒的兵勇23人,但抢劫的兵勇并没有减少。对外要面对八国联军,对内要维护秩序,慈禧等统治者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在南方,盛宣怀、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人团结起来,与外国公使达成协议,实现东南互保。

6月27日,许景澄、袁昶奏劾大臣信崇邪术,误国殃民,称拳匪肇乱,兵连祸结,要求将刚毅、启秀、赵舒翘、裕禄、毓贤、董福祥治以重典,通篇未敢点载漪等亲贵的名讳。慈禧很生气。7月3日,载漪促慈禧杀许景澄、袁昶。12日,联军攻陷杨村,直隶总督裕禄自杀。17日,清廷又杀徐用仪、立山、联元。6月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带同翻译柯达士前往总理衙门等候清廷对延缓离京的回复,行至东单北大街西总布胡同的西口,被端王部属恩海枪杀。

但是,慈禧、载漪等人诛杀忠言逆耳者,并不能保证战场上的顺利。7月20日,联军攻入北京。21日,慈禧、载漪等出京西逃。22日,徐桐在北京自缢身亡。8月22日,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四位督抚联衔出奏,请求将载漪、载勋、刚毅、载澜、英年、赵舒翘六人“革职彻查”。刚毅自知闯下大祸,又为满清权贵指责,闰8月24日,刚毅在山西侯马病死。

9月初,八国联军在直隶四处出兵抢劫,进攻张家口、保定,声称要扩大战事,继续西进。李鸿章不断将列强要求严惩载漪、毓贤、董福祥等人的条件奏报。其后,这一帮之前鼓噪招抚义和团,和洋人开战的大臣均受到惩处。载漪被发配到边疆,他的儿子溥儁被废黜,赶出皇宫。

义和团盲目排外,滥杀平民

佐藤公彦《义和团的起源及其运动》显示,随着《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签订,基督教在中国宣教活动逐渐活跃。德国天主教的宣教士,在山东南部农村竭力布道,使得一些中国人入教。但是,这扰乱了乡村秩序,教民与平民频频发生纠纷,且多次打官司。宣教士以条约保护宣教活动为由,向地方官员施压,干预司法,维护教民。此外,德国还通过外交压力维护宣教士和教民。于是,他们享有了法外治权,公使馆、教堂成为“帝国中的帝国”,民众视宣教士为洋鬼,反教情绪日益高涨。

深受土匪横行之苦的农民,结成了武术自卫团体大刀会。在1897年11月1日的巨野事件中,这一组织杀害了两名德国宣教士。德国以此为借口租借了胶州湾,并派军驻守。这激化了山东内地的仇教活动。在北部围绕着村玉皇庙的常年纷争,宗教武术集团梅花拳加入村民一方,自称义和拳(义气和合拳),提出扶清灭洋,揭竿而起,袭击教堂和教民。鲁东南发生沂州教案,德国派青岛驻军镇压,民众更视教会为外国势力的先锋队并招来外国军队。于是,山东西北部拳民借用民俗萨满,希望召唤孙悟空、关羽等小说戏剧中民族英雄神灵附体,从而获得超自然力量成为不死之身,以此为防护力毁灭“洋鬼世界”。他们提出了“神助灭洋”、“扶清灭洋”的口号,袭击教堂教民。

在义和团崛起的过程中,仇外的山东巡抚毓贤刻意纵容、支持和扶植了义和团。

义和团杀死的是哪些人?除了极少数是在华的“洋鬼子”,大部分都是被义和团蔑称为“二毛子”——因为种种原因入教的中国人。柯文的《历史三调》引用了美国人哈罗德·伊萨克斯的说法,“1900年的血光之灾结束之前,有200余名‘洋鬼子’遇害,被杀死的教民据说超过3万人。”

有研究者认为,被义和团杀死的中国人无法统计,但决不止3万。有数据称,仅山西就有5700人被杀。7月中旬,在天津之战结束前,管鹤携妻儿逃出城门,乘船南下。他在《拳匪》中记录了沿途情形:“沿河所见,浮尸甚多。或无头,或四肢不全。妇人之尸,往往乳头割去,阴处受伤,男妇大小,怆形万状,不忍瞩目。且有浅搁河边,鸦雀集喙者。气味恶臭,终日掩鼻,而竟无有出而收瘗者,或谓此皆教民,为拳匪所杀,平人不敢过问也。”

1900年7月,在河北景州,在发生了一系列屠杀教民的事件后,景州周围七八个县的教民逃到朱家河教堂避难,一个小小的村子涌进了三千多人。7月17日,两千多义和团和两千多清军士兵包围了朱家河村。义和团和官兵们向“汉奸”发起进攻,他们先把教堂外的教民们杀光,再点燃浇了油的席子,扔进教堂,把教堂里的人烧死熏死。也有从大火中逃出来的人,也有从教堂楼上的窗户跳下来的人,他们没有烧死摔死,也大都被杀害。到7月20日,屠杀结束,一共有2500人遇难,只有500人逃生。

义和团进入北京后,据《庚子国变记》记载:1900年6月18日,“城中日焚劫,火光连日夜……夙所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其杀人则刀矛并下,肌体分裂,婴儿生未匝月者,亦杀之残酷无复人理”,“京师盛时,居人殆四百万。自拳匪暴军之乱,劫盗乘之,卤掠一空,无得免者。坊市萧条,狐狸昼出,向之摩肩击毂者,如行墟墓间矣。”另有记载称,“义和团之杀教民毛子也,备诸酷虐,锉舂,烧磨,活埋,炮烹,支解,腰杀,殆难尽述。京西天主堂坟地,悉遭发掘,若利玛窦,庞迪我,汤若望,南怀仁诸名公遗骨,无一免者。胜代及本朝御碑,皆为椎碎。保定属有张登者,多教民,团匪得其妇女,则挖坑倒置,填土露其下体,以为笑乐。”

除此外,义和团屠杀教民的手段极其残忍,将教民的婴儿也碎尸万段(《历史三调》135页)。刘孟扬在《天津拳匪变乱纪事》中说义和拳“杀人之法,一刀毙命者甚少,多用乱刀齐下,将尸剁碎,其杀戮之惨,较之凌迟处死为尤甚。”

义和团禁止拥有或买卖洋货,甚至不允许店铺招牌使用“洋”字。连外国进口的煤油也禁止使用。党中西小学被义和团纵火烧毁之后,7岁的梁漱溟偷偷烧掉了所有英文课本。

义和团对宣教士和教民的大屠杀,直接引来了八国联军的报复。根据哈罗德·伊萨克斯的记载,八国联军“从天津开进北京,后来杀向中国东北,所获总报酬超过损失许多倍。先是教徒遭受了牺牲,后来,为教徒复仇的军队则大肆抢掠,大开杀戒。”《历史三调》显示,八国联军中的俄军、法军、日军、德军均极其残暴,大肆屠杀清军和百姓。

纵观庚子事变,民族主义的觉醒和爱国主义情感或许是义和团反教排外的原因之一。但是,没有毓贤等官方极度排外人士的纵容与扶植,它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发展壮大,并很快蔓延到华北各地。义和团最初可谓民众自发组织,但就其发展壮大而言,却是奉旨造反的结果。如果没有清廷中的鹰派官员载漪、刚毅、徐桐、毓贤等人的支持,义和团不可能在华北地区星火燎原。

义和团的兴亡,可谓成也官家,败也官家:当慈禧和载漪等鹰派觉得义和团可以用来作为抵抗洋人的工具时,于是就加以利用,义和团其兴也勃;当慈禧向11国宣战,利用义和团与清军并肩抵抗八国联军失利,北京被占领,慈禧就下令剿灭,义和团其亡也忽。而庚子事变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在其后签订的《辛丑条约》规定,惩办罪犯,战争赔偿白银4.5亿两,北京至海道驻扎外国军队。不仅如此,1900年7月,俄国借口镇压暴民,派出20万军队强占东北,这导致列强纷纷提出租借和划分势力范围。

被官方支持和煽动,极度排外、仇外的非理性的义和团运动最终以悲剧收场。可以说,庚子事变很大程度上是清廷的鹰派官员祸国殃民的结果,义和团只是被他们利用的棋子。事后,主战派大臣有的被处死或赐死,如启秀、徐承煜、赵舒翘、毓贤、载勋等,有的被发配边疆,如载漪、载澜等,董福祥等被解职。但是,他们给那些数以万计无辜死亡民众所带来的灾难,却是万死莫赎。对于活着的中国人来说,这4.5亿两白银,无疑是压在他们身上的巨大包袱。毫无疑问,主要决策者慈禧,以及这些鹰派官员是罪魁祸首。而更应该反思的,却是秦代以后持续两千多年的专制体制。

责编:熊志 pn024

凤凰评论 官方微信

微信扫描二维码
每天获取精彩资讯

往期《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