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末到1949年，政治暗杀在政坛屡见不鲜。暗杀的兴起，源于对俄国虚无党人（俄国无政府主义政团）的模仿，清末已有的“破坏主义”思想，以及中国游民文化中的“任侠”思想。会党的泛滥，使得暗杀活动尤其兴盛。
从清末到民初,暗杀失去了法律的制约，完全蜕变为争权夺利的工具。尚未掌握全国政权的革命党内部，热衷使用政治暗杀方法，来对付持不同意见者或不同派系的人。比如，1912年1月13日,光复会领袖之一陶成章，在上海被陈其美授意、蒋介石组织暗杀而丧命，而陶成章原本就是主张靠暗杀进行革命的人。
暗杀对政治及历史有怎样的影响？就此，凤凰评论《高见》专访了张耀杰。张耀杰在新书《喋血枭雄》里，围绕陈其美的传奇经历，对辛亥革命前后一系列政治谋杀大案进行了系统研究，并提出了一些新看法。
访谈嘉宾：张耀杰 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史学者、传记作家
凤凰评论《高见》栏目访谈员：张弘（凤凰网主笔）
一、没有证据证明袁世凯暗杀
凤凰评论《高见》：政治暗杀伴随着几乎民国所有时期，这在中国甚至世界政治史上，都是非常特殊的现象。我们都知道，清末的时候会党习气严重，四川的哥老会，包括你在书里面写到的青红帮，在自己的地盘都有一定势力。这些会党是如何形成的？
张耀杰：在农耕社会，一般人安居乐业，不能安居乐业的人流出来就是游民，游民的灰色组织就是江湖会党。在水陆码头抢地盘，争利益，以此为生。
按照传统的说法，洪门原来有一个政治理念：反清复明。但是，这种理想化的东西不会持久，终究还要有利益支撑，青帮是从洪门分化出来的。后来有了运河漕运（运粮食），洪门的一部分人被清政府的官员所收买，演变成了维护大清朝利益的青帮。清政府把运河漕运的垄断权的一部分让渡给了青帮，由青帮成员霸占运河上的漕运码头。后来漕运没有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外国的海船过来了，运河上的青帮这些人，船夫、码头装卸工一下子失业了，就开始聚集到上海和上海周边经济发达地区，渗透到各个码头和各个行业，上海的青帮就这样搞起来的。这些人要活下来，要获取利益，就开始搞帮会。洪门的一部分人也开始与青帮合流，号称青红帮。
凤凰评论《高见》：你在书里面也写到，帮会控制了很多地方，茶馆、烟馆、戏院、码头等。
张耀杰：对，总体来说就是你给他钱，他就可以卖命，没有钱就打劫、绑票。这些人对于革命党来说是骨干力量。农村那些人有田种，有饭吃，不会跟着你干。只有这群人，给一笔钱，说搞个事，这些人马上可以聚集起来行动。所以，不管孙中山还是陈其美，能成功的人都是利用会党比较好的，陈其美最为典型。
凤凰评论《高见》：孙中山在海外就加入了致公堂，他的身份是洪棍。这在洪门中，属于什么级别？
张耀杰：中等吧，不算太高，相当于军队里的先锋官。后来同盟会搞完以后，孙中山有力量整合洪门，洪门有几个大佬支持他，配合他募捐，搞同盟会，把致公堂整合成为同盟会的一部分。有一个叫黄三德的洪门堂大佬后来写文章控诉，说我们给你那么多钱，你孙中山当上临时大总统之后，我们想回国注册一个合法的致公堂，你都不情愿。后来，致公堂领袖变成了与孙中山和国民党决裂的陈炯明。
凤凰评论《高见》：有人将暗杀机构分为清政府的宗社党、革命党人和袁世凯政府三方分别研究。但是我想，如果按时代来划分可能会更方便一些，比如说晚清的政治暗杀，北洋时代的政治暗杀，国民党时代的政治暗杀。如果按照时间段来分的话，你觉得这三个时期的政治暗杀有什么特点？
张耀杰：说袁世凯在中国搞政治暗杀，几乎找不到任何确凿的证据。我认为，一个掌握军队掌握政权的人完全可以明杀，用不着暗杀。搞暗杀的人都是习惯于从事地下工作的革命党，再就是有钱卖、无钱打劫的帮会人士搞暗杀。我查过，到现在所有说袁世凯搞政治暗杀的都是嫁祸栽赃。革命党孙中山、陈其美、章太炎这些人会搞组织，会组党，会宣传造势，袁世凯是旧派人物，不太会搞这个。我一直认为，如果有足够的时间，袁世凯斗不过孙中山。孙中山具有国际视野，掌握了近现代的组织技术和宣传手段。
凤凰评论《高见》：先说晚清的政治暗杀，感觉这段时间的政治暗杀，主要由晚晴革命派挑起来的，汪精卫去暗杀摄政王载沣，吴樾暗杀出洋的五大臣。这些行为，大概都是因为革命处于低潮才实施的吧？
张耀杰：其实就是革命党人绝望了，以个人之力拼死一搏。这种情况，和后来辛亥革命的政治暗杀还不是一样。辛亥革命期间，尤其是陈其美掌权之后，继续延用江湖会党的黑社会手段搞政治暗杀，这是很可怕的。汪精卫他们那个时候的暗杀只是简单、局部的事件。
二、暗杀宋教仁的可能是陈其美
凤凰评论《高见》：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虽然有些名气，但是没有任何实权。伦敦蒙难，清政府“帮助”他声名远扬，但他还没有正式踏上政治舞台。辛亥革命发生后，他一下进入政治舞台的中心，那三个月足以让他积累大量的人脉和政治资源。但在此之前，类似张謇、赵竹君、伍廷芳这样的精英和名流，包括其他一些政治核心人物，肯定不会把孙中山太当回事。从这一点说，孙中山是辛亥革命最大的受益者。至于说会党，说到政治暗杀，我记得你原来说过，孙中山之前发起的几次起义，都是出钱依靠会党的力量发动的，这种“革命的原罪”，是否也是民国期间政治暗杀层出不穷的原因之一？
张耀杰：孙中山后来的政治资本，就是靠的这三个月临时大总统，没有这个经历，他就没有什么号召力。孙中山搞的几次起义，就是因为他声称要救国，拿了海外华侨的钱，所以必须周期性地搞一下。
但是我觉得，在革命党内部，从智慧上说，孙中山眼界远远超过黄兴、宋教仁、章太炎这些人。孙中山见过世面，他能用一些新的词汇扩大号召力，包括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等等；他也会用一些古老的办法如会党暗杀，他的手段比任何人都多。可以说，在当时的中国，孙中山比几乎同时代所有人看的远、懂得多。
所谓暗杀，更多的是搞地下活动的人干的。一个正大光明的政党偶尔也会有暗杀，但是不会有暗杀的路径依赖。蒋介石参与暗杀陶成章，也是这个路径。我觉得，蒋介石并没有暗杀的习惯，陶成章案是他跟着陈其美干的仅有的一票。杨杏佛和史量才这两个案件我觉得比较复杂，我个人掌握的材料，应该与宋庆龄有关系。真正掌权的人搞暗杀的，我觉得只有陈其美和孙中山。蒋介石并没有太依赖暗杀，很多个案都是栽赃的，李公朴和闻一多的暗杀，是下面的人要效忠，搞小动作干的。
凤凰评论《高见》：从政治影响来说，宋教仁被暗杀应该说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很长时间以来，都说是袁世凯指使人去暗杀了宋教仁。你在《谁谋杀了宋教仁？》（团结出版社）中的推测认为，已有的证据指向了陈其美，但是无法完全确定。那么，袁世凯是否有暗杀宋教仁的动机？
张耀杰：袁世凯暗杀宋教仁的说法是由来已久，一直到现在。如果要是从掌握的军事和经济力量，从威信等方面来说，当时只有袁世凯能镇得住这个国家，他的力量最强大，所有人至少在表面上表示了服从。我觉得，至少从动机来说，袁世凯暗杀宋教仁的动机没有那么强烈，宋教仁的力量不足以让袁世凯重视他。
凤凰评论《高见》：如果陈其美有可能暗杀宋教仁，这么干他能得到什么好处？
张耀杰：当年报纸上都说了，让陈其美做总理候选人，当然陈其美也不见得看重这个职务。他关心的是，宋教仁去当总理，带着国民党的人去和袁世凯合作了，我们这些人怎么办？陈其美的地盘在上海，他不会轻易离开，他也容不得别的人带着国民党精英，跑到北京和袁世凯合作。
凤凰评论《高见》：以你现在接触到的史料，有哪些比较明显政治暗杀和孙中山直接有关的？
张耀杰：好多事都能感到有他的影子，但是他留下的第一手证据很少。不过在《孙中山全集》里，我找到了两个未遂暗杀的文字证据，一是他给居正发电报，让居正联合日本人暗杀柏文蔚；另一是在此之前，他指示东南亚的国民党人暗杀李烈钧、柏文蔚、陈炯明。孙中山说：有人报告我说，李烈钧带了几十万大洋去了南洋，这个钱是公家的钱，他交出来，我们可以让他当党魁；不交出来，你们就可以对他采取措施。这都是白纸黑字的，《孙中山全集》里面都有。
凤凰评论《高见》：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陈其美指示他暗杀陶成章之后，孙中山才开始对他有一定信任，这是他政治地位上升的开始。你在《喋血枭雄》中专门提到，此前，杨天石老师的观点不全对，你强调的是，蒋介石是暗杀陶成章的组织者，但是没有直接实施暗杀行动。
张耀杰：陈其美暗杀和别人最大的区别，就是暗杀之后的嫁祸于人，包括陶成章案。暗杀完以后，《民立报》声称，据说是北方来的宗社党干的。而且，陶成章被暗杀几天以后，陈其美专门给陶成章办了盛大的追悼会，声称要为陶成章先生报仇，转移目标。陶成章遗体运回杭州以后，姚勇忱也声称要为陶成章报仇。那个时候，孙中山、黄兴都说要查出真凶，他们办了好多报纸，都这么说。
当时，谁都不敢承认是他们暗杀的，包括蒋介石、陈其美。蒋介石掌握政权以后，他才承认这个事是自己干的，说是为了不把这个事情牵扯到陈其美身上，自己承担责任跑到日本了。事后，蒋介石说自己杀陶成章是为了救党，所以自己接孙中山的班有合法性。蒋介石说得很含蓄。
黄埔军校一期的一个蒋介石的亲信学生叫邓文仪，抗日战争期间他在重庆出版的《蒋主席》一书里面，用小说化的笔法虚构说，蒋主席拿着枪找到陶成章，质问他为什么要反对孙总理，反对陈都督（陈其美），陶成章还要狡辩，蒋先生一枪就把他打死了。
事实上，开枪打死陶成章的人叫陈锡奎。辛亥革命之后前，他与陈其美、王金发、应桂馨、王竹卿、刘永顺等人关系密切，陈锡奎与王竹卿、刘永顺还是结拜兄弟。王辛亥革命期间，陈锡奎与刘永顺在陈其美的部队里当过一段连长、营长之类的军官。由于大规模裁军，陈锡奎、刘永顺回归民间，再一次干起了有钱卖命、无钱打劫的黑道勾当。他们在连续制造了几次重大的抢劫案件之后，被公共租界的侦探抓捕。陈锡奎在法庭上主动承认，陶成章是自己与刘永顺去开的枪。当时，陈其美还在做都督，他听说了之后，派人专门引渡陈锡奎等人，说这种大案不属于你们公共租界管，我们要调查真相。交涉时人家不买他的账，说我们还没正式承认中华民国，不移交。不久陈其美下台，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蒋介石日记也只是说这个事是自己干的，没有说陶成章是自己亲手打死的。只能说，暗杀陶成章，是陈其美的授意，蒋介石和王竹卿组织。杀一个大人物是很复杂的，会牵扯好多人，蒋介石怎么着也是在日本留学的人，当过团长，一个团长不用亲手干这种事，只要给钱就行了。
三、暗杀也会形成路径依赖
凤凰评论《高见》：可以大致总结一下，民国时期，政治人物掌握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有限的时候，他们想实施一个行动，没有正常渠道就会用暗杀的手段；但是，当他有足够的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的时候，他就用不着实施暗杀的手段。
张耀杰：搞过会党和地下活动的人，有路径依赖。掌握政权的人有足够的资源，不会首先选择暗杀。选择暗杀的人，没有固定地盘，没有固定资源，为了抢东西，习惯于选择暗杀。我一直说，穷人永远不会是天生道德高尚的人，因为一个有产者不会因为一个面包去杀人，穷人挨饿的时候，当真可以因为一个面包杀人的。
凤凰评论《高见》：陈其美掌握权力之后还有路径依赖，继续搞暗杀活动，这种个案在民国很少。
张耀杰：陈其美辈分很低，实际上是一个政治暴发户，在党内的资历、名义远远比不了宋教仁，谭人凤、黄兴、于右任，这些人都是前辈，他是后辈。他虽然年龄大一点，但出道很晚。他能够当上上海都督，主要依靠的是靠黑社会，靠刘福彪拿着手榴弹威胁得来的。他的合法性危机比其他人都要强，因为他来路不正。刘福彪就是一个青红帮的混混，还关过监狱，辛亥革命成功之后一直说要裁军，好不容易通过辛亥革命洗白了当上司令，部队一解散什么都不是了，又得回归民间。枪杀陶成章的陈锡奎也是这样，他混到了营长位置，部队一解散他又回到黑道去了，干了几起事租界就把他抓了。审判的时候，陈锡奎觉得，反正把人都打成重伤了，于是就承认自己杀了陶成章。
凤凰评论《高见》：唐绍仪被暗杀好像是一个悬案。
张耀杰：现在的说法，是蒋介石授命戴笠派人杀的，我觉得可信度比较高。因为唐绍仪晚年在上海租界玩古董，买文物，留着不走就是想等着日本人来。
中国的政治老人下台以后，总想东山再起，包括段祺瑞。一直到抗日战争的时候东北沦陷，段祺瑞还想着与跑到东北的溥仪联手，在华北地区另立伪政权。后来蒋介石这边知道了，一次次劝说，最后干脆用火车把他拉到了南京，他才发表抗日声明。他派密使对阎锡山说，你有军队你当老大，我只当名义上的首领。阎锡山说，这种事我干过几回了，这是对国家犯罪，不能再干了。至少阎锡山还有一点操守。
凤凰评论《高见》：汤化龙在海外被暗杀，他的后代一直声称是孙中山下令干的。这件事你怎么看？
张耀杰：这个事情在台湾已经定论了，暗杀汤化龙的是林森的保镖，这个保镖在台湾，临死前把这个事说出来了，台湾学界已经承认这个结论了。林森的资格很老，那个时候是孙中山派到美洲的总代表，授意暗杀的，应该是孙中山。
孙中山和汤化龙的矛盾，说起来比较复杂。辛亥革命在武汉，其实是湖北人和湖南人联合干起来，文学社的人主要是湖南人，是要跟黄兴和宋教仁的；共进社的人主要是湖北人，支持黎元洪等人。武昌起义之后，参加起义的张振武这些人认为，是我们打的枪，汤化龙怎么就掌权了？接着，宋教仁和黄兴来到武汉，也想找一些支持的力量，他们一到湖北就拉着汤化龙、蒋翊武等人开了黑会，提议搞一个两湖大都督。后来湖北人不干，说黎元洪已经当上了都督。那个时候，人们的地域意识是很强的。
黄兴在武汉指挥作战，打了败仗想逃跑，黎元洪也想逃跑，因为黎元洪也不是主动参加革命的。但是，张振武这些人是拿命拼出来的，他自己也负过伤，于是当着黄兴的面拿刀砍桌子，称谁再说逃跑就砍脑袋了，黄兴不敢说，但晚上就跑了。汤化龙也跟着他们一起跑了。武汉首义成功后，张振武等人很快就剥夺了汤化龙的行政权力，这样一来，他就与武汉的革命党人以及孙中山这边的比较激进的革命党人产生了裂痕。
黄兴跑了之后，武汉的军方张振武这些人就开始骂黄兴是逃跑将军，从此汤化龙和张振武这些人就结仇了。给汤化龙授二等勋章的时候，这些人给袁世凯发电报说，这个人是我们的叛将，是革命党的叛徒，怎么可以授勋？后来，这些比较激进的革命党人都成为孙中山手下。二次革命的时候，汤化龙坚决反对。再往后，梁启超、汤化龙组成了进步党，一直和同盟会和孙中山，包括孙中山手下人作对，这也导致双方矛盾加深。
凤凰评论《高见》：陈其美从事政治暗杀以谋权，他自己又被别人暗杀，冥冥之中，似有天意。
张耀杰：陈其美一案我不敢说写明白了，有许多档案没公开，我觉得，陈其美被暗杀算在袁世凯头上也不对，他被暗杀应该有几股力量，包括他得罪过的革命党内部那些人，后来投靠冯国璋的张宗昌这样一些人，还有日本人。当然这里面也还是有孙中山的影子。一方面，孙中山几十万几十万地给他钱，他没干多少事情，想干干不了，身体也不行了。另一方面，陈其美是在日本人山田纯三郎家的一楼被暗杀的，三楼上的胡汉民、廖仲恺等人正在下棋。如果是冯国璋等人指使干的，完全可以把胡汉民、廖仲恺等人一网打尽，甚至可以顺藤摸瓜找到孙中山。
凤凰评论《高见》：廖仲恺后来也是死于政治暗杀。
张耀杰：暗杀宋教仁的时候在场几个人，几乎都没有好下场，廖仲恺是其中之一。黄兴很快就病死了，拓鲁生、陈勤宣后来没有消息了。于右任、吴铁城算是比较幸运的两个人。
四、不能因政治暗杀把国家绑到战车上
凤凰评论《高见》：从晚清到1949年，政治暗杀一直没有停止过。1949年以后，会党力量被整肃，后来全部都消失了，会党大佬黄金荣都不得不到大街上扫马路。这是否能够说明，蒋介石没有那么强的组织能力、统治能力和技术，把会党力量全部给肃清？
张耀杰：为什么蒋介石和共产党斗一定要失败？怎样发动阶级斗争，怎么组党……列宁那一套政党理论很完整，不是中国本土垢传统文化能抵御的。蒋介石本身就是小混混，混到后来说要继承传统文化，继承基督教，他真想做圣人，但没有那个底子，也没有任何感召力。
凤凰评论《高见》：从晚清到民国的这一段暗杀风潮，对民国政治产生了怎么样的后果和影响？
张耀杰：现代治国讲究程序正义，任何事情正大光明摆出来，不能搞个暗杀把真相给掩盖了不承认，还嫁祸给别人，然后又搞出更大的事情来。一次暗杀也谈不上有多大的罪恶，真正的罪恶就是暗杀以后掩盖事实搅浑水，最后把一个国家绑到战车上，把国家卷入内战，这很可怕。
从这个角度来说，吴樾，徐锡麟、汪精卫这些人的暗杀，还是相对孤立的暗杀，不会影响全局。辛亥革命以后，陈其美的暗杀，性质十分恶劣，而且每次都不敢承担，把水搅浑，推卸给中央政府，推卸到宗社党，推卸到外面不相干的人身上。陶成章案是最恶的先例，明明辛亥革命打上海打南京的主要力量是光复会，光复会至少和同盟会起到了旗鼓相当的作用，陈其美就为了跟人争权，一下把人暗杀了。光复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还没有正式步入政坛就解散了，那么多人要么投靠同盟会，要么到民间又成了土匪黑社会了，对社会的危害也是很大的。
好多事情都是一环套一环，做坏事开了头，恶性循环一环一环套下去。宋教仁就算是被暗杀的，也不能因一个人的暗杀案，把整个国家绑到战车上。就算没有真相，也不能把一个国家和一个人相提并论，更不能说因为这个人被暗杀了，一个国家就要重新搞二次革命。革命不是多么光荣的事情，而是一个比较劣质的选项。是实在没办法的时候，才可以选择暴力革命，你不能暴力革命干上瘾了，一次二次三次，一直干革命，那么，这个国家怎么办，谁来搞建设，又怎么可能搞建设呢？
从清末到1949年，政治暗杀在政坛屡见不鲜。暗杀的兴起，源于对俄国虚无党人（俄国无政府主义政团）的模仿，清末已有的“破坏主义”思想，以及中国游民文化中的“任侠”思想。会党的泛滥，使得暗杀活动尤其兴盛。
从清末到民初,暗杀失去了法律的制约，完全蜕变为争权夺利的工具。尚未掌握全国政权的革命党内部，热衷使用政治暗杀方法，来对付持不同意见者或不同派系的人。比如，1912年1月13日,光复会领袖之一陶成章，在上海被陈其美授意、蒋介石组织暗杀而丧命，而陶成章原本就是主张靠暗杀进行革命的人。
暗杀对政治及历史有怎样的影响？就此，凤凰评论《高见》专访了张耀杰。张耀杰在新书《喋血枭雄》里，围绕陈其美的传奇经历，对辛亥革命前后一系列政治谋杀大案进行了系统研究，并提出了一些新看法。
访谈嘉宾：张耀杰 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史学者、传记作家
凤凰评论《高见》栏目访谈员：张弘（凤凰网主笔）
一、没有证据证明袁世凯暗杀
凤凰评论《高见》：政治暗杀伴随着几乎民国所有时期，这在中国甚至世界政治史上，都是非常特殊的现象。我们都知道，清末的时候会党习气严重，四川的哥老会，包括你在书里面写到的青红帮，在自己的地盘都有一定势力。这些会党是如何形成的？
张耀杰：在农耕社会，一般人安居乐业，不能安居乐业的人流出来就是游民，游民的灰色组织就是江湖会党。在水陆码头抢地盘，争利益，以此为生。
按照传统的说法，洪门原来有一个政治理念：反清复明。但是，这种理想化的东西不会持久，终究还要有利益支撑，青帮是从洪门分化出来的。后来有了运河漕运（运粮食），洪门的一部分人被清政府的官员所收买，演变成了维护大清朝利益的青帮。清政府把运河漕运的垄断权的一部分让渡给了青帮，由青帮成员霸占运河上的漕运码头。后来漕运没有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外国的海船过来了，运河上的青帮这些人，船夫、码头装卸工一下子失业了，就开始聚集到上海和上海周边经济发达地区，渗透到各个码头和各个行业，上海的青帮就这样搞起来的。这些人要活下来，要获取利益，就开始搞帮会。洪门的一部分人也开始与青帮合流，号称青红帮。
凤凰评论《高见》：你在书里面也写到，帮会控制了很多地方，茶馆、烟馆、戏院、码头等。
张耀杰：对，总体来说就是你给他钱，他就可以卖命，没有钱就打劫、绑票。这些人对于革命党来说是骨干力量。农村那些人有田种，有饭吃，不会跟着你干。只有这群人，给一笔钱，说搞个事，这些人马上可以聚集起来行动。所以，不管孙中山还是陈其美，能成功的人都是利用会党比较好的，陈其美最为典型。
凤凰评论《高见》：孙中山在海外就加入了致公堂，他的身份是洪棍。这在洪门中，属于什么级别？
张耀杰：中等吧，不算太高，相当于军队里的先锋官。后来同盟会搞完以后，孙中山有力量整合洪门，洪门有几个大佬支持他，配合他募捐，搞同盟会，把致公堂整合成为同盟会的一部分。有一个叫黄三德的洪门堂大佬后来写文章控诉，说我们给你那么多钱，你孙中山当上临时大总统之后，我们想回国注册一个合法的致公堂，你都不情愿。后来，致公堂领袖变成了与孙中山和国民党决裂的陈炯明。
凤凰评论《高见》：有人将暗杀机构分为清政府的宗社党、革命党人和袁世凯政府三方分别研究。但是我想，如果按时代来划分可能会更方便一些，比如说晚清的政治暗杀，北洋时代的政治暗杀，国民党时代的政治暗杀。如果按照时间段来分的话，你觉得这三个时期的政治暗杀有什么特点？
张耀杰：说袁世凯在中国搞政治暗杀，几乎找不到任何确凿的证据。我认为，一个掌握军队掌握政权的人完全可以明杀，用不着暗杀。搞暗杀的人都是习惯于从事地下工作的革命党，再就是有钱卖、无钱打劫的帮会人士搞暗杀。我查过，到现在所有说袁世凯搞政治暗杀的都是嫁祸栽赃。革命党孙中山、陈其美、章太炎这些人会搞组织，会组党，会宣传造势，袁世凯是旧派人物，不太会搞这个。我一直认为，如果有足够的时间，袁世凯斗不过孙中山。孙中山具有国际视野，掌握了近现代的组织技术和宣传手段。
凤凰评论《高见》：先说晚清的政治暗杀，感觉这段时间的政治暗杀，主要由晚晴革命派挑起来的，汪精卫去暗杀摄政王载沣，吴樾暗杀出洋的五大臣。这些行为，大概都是因为革命处于低潮才实施的吧？
张耀杰：其实就是革命党人绝望了，以个人之力拼死一搏。这种情况，和后来辛亥革命的政治暗杀还不是一样。辛亥革命期间，尤其是陈其美掌权之后，继续延用江湖会党的黑社会手段搞政治暗杀，这是很可怕的。汪精卫他们那个时候的暗杀只是简单、局部的事件。
二、暗杀宋教仁的可能是陈其美
凤凰评论《高见》：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虽然有些名气，但是没有任何实权。伦敦蒙难，清政府“帮助”他声名远扬，但他还没有正式踏上政治舞台。辛亥革命发生后，他一下进入政治舞台的中心，那三个月足以让他积累大量的人脉和政治资源。但在此之前，类似张謇、赵竹君、伍廷芳这样的精英和名流，包括其他一些政治核心人物，肯定不会把孙中山太当回事。从这一点说，孙中山是辛亥革命最大的受益者。至于说会党，说到政治暗杀，我记得你原来说过，孙中山之前发起的几次起义，都是出钱依靠会党的力量发动的，这种“革命的原罪”，是否也是民国期间政治暗杀层出不穷的原因之一？
张耀杰：孙中山后来的政治资本，就是靠的这三个月临时大总统，没有这个经历，他就没有什么号召力。孙中山搞的几次起义，就是因为他声称要救国，拿了海外华侨的钱，所以必须周期性地搞一下。
但是我觉得，在革命党内部，从智慧上说，孙中山眼界远远超过黄兴、宋教仁、章太炎这些人。孙中山见过世面，他能用一些新的词汇扩大号召力，包括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等等；他也会用一些古老的办法如会党暗杀，他的手段比任何人都多。可以说，在当时的中国，孙中山比几乎同时代所有人看的远、懂得多。
所谓暗杀，更多的是搞地下活动的人干的。一个正大光明的政党偶尔也会有暗杀，但是不会有暗杀的路径依赖。蒋介石参与暗杀陶成章，也是这个路径。我觉得，蒋介石并没有暗杀的习惯，陶成章案是他跟着陈其美干的仅有的一票。杨杏佛和史量才这两个案件我觉得比较复杂，我个人掌握的材料，应该与宋庆龄有关系。真正掌权的人搞暗杀的，我觉得只有陈其美和孙中山。蒋介石并没有太依赖暗杀，很多个案都是栽赃的，李公朴和闻一多的暗杀，是下面的人要效忠，搞小动作干的。
凤凰评论《高见》：从政治影响来说，宋教仁被暗杀应该说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很长时间以来，都说是袁世凯指使人去暗杀了宋教仁。你在《谁谋杀了宋教仁？》（团结出版社）中的推测认为，已有的证据指向了陈其美，但是无法完全确定。那么，袁世凯是否有暗杀宋教仁的动机？
张耀杰：袁世凯暗杀宋教仁的说法是由来已久，一直到现在。如果要是从掌握的军事和经济力量，从威信等方面来说，当时只有袁世凯能镇得住这个国家，他的力量最强大，所有人至少在表面上表示了服从。我觉得，至少从动机来说，袁世凯暗杀宋教仁的动机没有那么强烈，宋教仁的力量不足以让袁世凯重视他。
凤凰评论《高见》：如果陈其美有可能暗杀宋教仁，这么干他能得到什么好处？
张耀杰：当年报纸上都说了，让陈其美做总理候选人，当然陈其美也不见得看重这个职务。他关心的是，宋教仁去当总理，带着国民党的人去和袁世凯合作了，我们这些人怎么办？陈其美的地盘在上海，他不会轻易离开，他也容不得别的人带着国民党精英，跑到北京和袁世凯合作。
凤凰评论《高见》：以你现在接触到的史料，有哪些比较明显政治暗杀和孙中山直接有关的？
张耀杰：好多事都能感到有他的影子，但是他留下的第一手证据很少。不过在《孙中山全集》里，我找到了两个未遂暗杀的文字证据，一是他给居正发电报，让居正联合日本人暗杀柏文蔚；另一是在此之前，他指示东南亚的国民党人暗杀李烈钧、柏文蔚、陈炯明。孙中山说：有人报告我说，李烈钧带了几十万大洋去了南洋，这个钱是公家的钱，他交出来，我们可以让他当党魁；不交出来，你们就可以对他采取措施。这都是白纸黑字的，《孙中山全集》里面都有。
凤凰评论《高见》：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陈其美指示他暗杀陶成章之后，孙中山才开始对他有一定信任，这是他政治地位上升的开始。你在《喋血枭雄》中专门提到，此前，杨天石老师的观点不全对，你强调的是，蒋介石是暗杀陶成章的组织者，但是没有直接实施暗杀行动。
张耀杰：陈其美暗杀和别人最大的区别，就是暗杀之后的嫁祸于人，包括陶成章案。暗杀完以后，《民立报》声称，据说是北方来的宗社党干的。而且，陶成章被暗杀几天以后，陈其美专门给陶成章办了盛大的追悼会，声称要为陶成章先生报仇，转移目标。陶成章遗体运回杭州以后，姚勇忱也声称要为陶成章报仇。那个时候，孙中山、黄兴都说要查出真凶，他们办了好多报纸，都这么说。
当时，谁都不敢承认是他们暗杀的，包括蒋介石、陈其美。蒋介石掌握政权以后，他才承认这个事是自己干的，说是为了不把这个事情牵扯到陈其美身上，自己承担责任跑到日本了。事后，蒋介石说自己杀陶成章是为了救党，所以自己接孙中山的班有合法性。蒋介石说得很含蓄。
黄埔军校一期的一个蒋介石的亲信学生叫邓文仪，抗日战争期间他在重庆出版的《蒋主席》一书里面，用小说化的笔法虚构说，蒋主席拿着枪找到陶成章，质问他为什么要反对孙总理，反对陈都督（陈其美），陶成章还要狡辩，蒋先生一枪就把他打死了。
事实上，开枪打死陶成章的人叫陈锡奎。辛亥革命之后前，他与陈其美、王金发、应桂馨、王竹卿、刘永顺等人关系密切，陈锡奎与王竹卿、刘永顺还是结拜兄弟。王辛亥革命期间，陈锡奎与刘永顺在陈其美的部队里当过一段连长、营长之类的军官。由于大规模裁军，陈锡奎、刘永顺回归民间，再一次干起了有钱卖命、无钱打劫的黑道勾当。他们在连续制造了几次重大的抢劫案件之后，被公共租界的侦探抓捕。陈锡奎在法庭上主动承认，陶成章是自己与刘永顺去开的枪。当时，陈其美还在做都督，他听说了之后，派人专门引渡陈锡奎等人，说这种大案不属于你们公共租界管，我们要调查真相。交涉时人家不买他的账，说我们还没正式承认中华民国，不移交。不久陈其美下台，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蒋介石日记也只是说这个事是自己干的，没有说陶成章是自己亲手打死的。只能说，暗杀陶成章，是陈其美的授意，蒋介石和王竹卿组织。杀一个大人物是很复杂的，会牵扯好多人，蒋介石怎么着也是在日本留学的人，当过团长，一个团长不用亲手干这种事，只要给钱就行了。
三、暗杀也会形成路径依赖
凤凰评论《高见》：可以大致总结一下，民国时期，政治人物掌握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有限的时候，他们想实施一个行动，没有正常渠道就会用暗杀的手段；但是，当他有足够的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的时候，他就用不着实施暗杀的手段。
张耀杰：搞过会党和地下活动的人，有路径依赖。掌握政权的人有足够的资源，不会首先选择暗杀。选择暗杀的人，没有固定地盘，没有固定资源，为了抢东西，习惯于选择暗杀。我一直说，穷人永远不会是天生道德高尚的人，因为一个有产者不会因为一个面包去杀人，穷人挨饿的时候，当真可以因为一个面包杀人的。
凤凰评论《高见》：陈其美掌握权力之后还有路径依赖，继续搞暗杀活动，这种个案在民国很少。
张耀杰：陈其美辈分很低，实际上是一个政治暴发户，在党内的资历、名义远远比不了宋教仁，谭人凤、黄兴、于右任，这些人都是前辈，他是后辈。他虽然年龄大一点，但出道很晚。他能够当上上海都督，主要依靠的是靠黑社会，靠刘福彪拿着手榴弹威胁得来的。他的合法性危机比其他人都要强，因为他来路不正。刘福彪就是一个青红帮的混混，还关过监狱，辛亥革命成功之后一直说要裁军，好不容易通过辛亥革命洗白了当上司令，部队一解散什么都不是了，又得回归民间。枪杀陶成章的陈锡奎也是这样，他混到了营长位置，部队一解散他又回到黑道去了，干了几起事租界就把他抓了。审判的时候，陈锡奎觉得，反正把人都打成重伤了，于是就承认自己杀了陶成章。
凤凰评论《高见》：唐绍仪被暗杀好像是一个悬案。
张耀杰：现在的说法，是蒋介石授命戴笠派人杀的，我觉得可信度比较高。因为唐绍仪晚年在上海租界玩古董，买文物，留着不走就是想等着日本人来。
中国的政治老人下台以后，总想东山再起，包括段祺瑞。一直到抗日战争的时候东北沦陷，段祺瑞还想着与跑到东北的溥仪联手，在华北地区另立伪政权。后来蒋介石这边知道了，一次次劝说，最后干脆用火车把他拉到了南京，他才发表抗日声明。他派密使对阎锡山说，你有军队你当老大，我只当名义上的首领。阎锡山说，这种事我干过几回了，这是对国家犯罪，不能再干了。至少阎锡山还有一点操守。
凤凰评论《高见》：汤化龙在海外被暗杀，他的后代一直声称是孙中山下令干的。这件事你怎么看？
张耀杰：这个事情在台湾已经定论了，暗杀汤化龙的是林森的保镖，这个保镖在台湾，临死前把这个事说出来了，台湾学界已经承认这个结论了。林森的资格很老，那个时候是孙中山派到美洲的总代表，授意暗杀的，应该是孙中山。
孙中山和汤化龙的矛盾，说起来比较复杂。辛亥革命在武汉，其实是湖北人和湖南人联合干起来，文学社的人主要是湖南人，是要跟黄兴和宋教仁的；共进社的人主要是湖北人，支持黎元洪等人。武昌起义之后，参加起义的张振武这些人认为，是我们打的枪，汤化龙怎么就掌权了？接着，宋教仁和黄兴来到武汉，也想找一些支持的力量，他们一到湖北就拉着汤化龙、蒋翊武等人开了黑会，提议搞一个两湖大都督。后来湖北人不干，说黎元洪已经当上了都督。那个时候，人们的地域意识是很强的。
黄兴在武汉指挥作战，打了败仗想逃跑，黎元洪也想逃跑，因为黎元洪也不是主动参加革命的。但是，张振武这些人是拿命拼出来的，他自己也负过伤，于是当着黄兴的面拿刀砍桌子，称谁再说逃跑就砍脑袋了，黄兴不敢说，但晚上就跑了。汤化龙也跟着他们一起跑了。武汉首义成功后，张振武等人很快就剥夺了汤化龙的行政权力，这样一来，他就与武汉的革命党人以及孙中山这边的比较激进的革命党人产生了裂痕。
黄兴跑了之后，武汉的军方张振武这些人就开始骂黄兴是逃跑将军，从此汤化龙和张振武这些人就结仇了。给汤化龙授二等勋章的时候，这些人给袁世凯发电报说，这个人是我们的叛将，是革命党的叛徒，怎么可以授勋？后来，这些比较激进的革命党人都成为孙中山手下。二次革命的时候，汤化龙坚决反对。再往后，梁启超、汤化龙组成了进步党，一直和同盟会和孙中山，包括孙中山手下人作对，这也导致双方矛盾加深。
凤凰评论《高见》：陈其美从事政治暗杀以谋权，他自己又被别人暗杀，冥冥之中，似有天意。
张耀杰：陈其美一案我不敢说写明白了，有许多档案没公开，我觉得，陈其美被暗杀算在袁世凯头上也不对，他被暗杀应该有几股力量，包括他得罪过的革命党内部那些人，后来投靠冯国璋的张宗昌这样一些人，还有日本人。当然这里面也还是有孙中山的影子。一方面，孙中山几十万几十万地给他钱，他没干多少事情，想干干不了，身体也不行了。另一方面，陈其美是在日本人山田纯三郎家的一楼被暗杀的，三楼上的胡汉民、廖仲恺等人正在下棋。如果是冯国璋等人指使干的，完全可以把胡汉民、廖仲恺等人一网打尽，甚至可以顺藤摸瓜找到孙中山。
凤凰评论《高见》：廖仲恺后来也是死于政治暗杀。
张耀杰：暗杀宋教仁的时候在场几个人，几乎都没有好下场，廖仲恺是其中之一。黄兴很快就病死了，拓鲁生、陈勤宣后来没有消息了。于右任、吴铁城算是比较幸运的两个人。
四、不能因政治暗杀把国家绑到战车上
凤凰评论《高见》：从晚清到1949年，政治暗杀一直没有停止过。1949年以后，会党力量被整肃，后来全部都消失了，会党大佬黄金荣都不得不到大街上扫马路。这是否能够说明，蒋介石没有那么强的组织能力、统治能力和技术，把会党力量全部给肃清？
张耀杰：为什么蒋介石和共产党斗一定要失败？怎样发动阶级斗争，怎么组党……列宁那一套政党理论很完整，不是中国本土垢传统文化能抵御的。蒋介石本身就是小混混，混到后来说要继承传统文化，继承基督教，他真想做圣人，但没有那个底子，也没有任何感召力。
凤凰评论《高见》：从晚清到民国的这一段暗杀风潮，对民国政治产生了怎么样的后果和影响？
张耀杰：现代治国讲究程序正义，任何事情正大光明摆出来，不能搞个暗杀把真相给掩盖了不承认，还嫁祸给别人，然后又搞出更大的事情来。一次暗杀也谈不上有多大的罪恶，真正的罪恶就是暗杀以后掩盖事实搅浑水，最后把一个国家绑到战车上，把国家卷入内战，这很可怕。
从这个角度来说，吴樾，徐锡麟、汪精卫这些人的暗杀，还是相对孤立的暗杀，不会影响全局。辛亥革命以后，陈其美的暗杀，性质十分恶劣，而且每次都不敢承担，把水搅浑，推卸给中央政府，推卸到宗社党，推卸到外面不相干的人身上。陶成章案是最恶的先例，明明辛亥革命打上海打南京的主要力量是光复会，光复会至少和同盟会起到了旗鼓相当的作用，陈其美就为了跟人争权，一下把人暗杀了。光复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还没有正式步入政坛就解散了，那么多人要么投靠同盟会，要么到民间又成了土匪黑社会了，对社会的危害也是很大的。
好多事情都是一环套一环，做坏事开了头，恶性循环一环一环套下去。宋教仁就算是被暗杀的，也不能因一个人的暗杀案，把整个国家绑到战车上。就算没有真相，也不能把一个国家和一个人相提并论，更不能说因为这个人被暗杀了，一个国家就要重新搞二次革命。革命不是多么光荣的事情，而是一个比较劣质的选项。是实在没办法的时候，才可以选择暴力革命，你不能暴力革命干上瘾了，一次二次三次，一直干革命，那么，这个国家怎么办，谁来搞建设，又怎么可能搞建设呢？
政治向左，经济向右？不少人对中国当下时局的这一判断，契合了部分精英群体的困惑。即使是针对党内而突出强调的政治纪律与政治规矩，以及不得妄议中央，其所带来的震动已扩至整个社会层面。
如何读懂十八大后的中国时局？去年底，深圳，第二届大梅沙论坛期间，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周为民接受凤凰评论《高见》栏目独家访谈。
周为民认为，十八大后，以反腐败为重点的全面从严治党有很强的现实必要性和紧迫性，就其应有的目的来说，反腐包含三重意义：重振纲纪，重建官场生态，重新澄清基本的政治伦理，“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周为民亦指出，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健全发展党内民主，有效保障党员能够行使党章确认的党员的权利（当然与遵守党的纪律、履行党员义务相一致），从而凝聚起广大党员。
对当下一些党内外人士对时局的困惑，周为民向凤凰网强调，意识形态给社会各群体提供的预期具有全局影响力，因此要正确恰当评估当前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
访谈嘉宾：周为民 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
凤凰评论《高见》栏目访谈员：凤凰网主笔陈芳
突出全面从严治党有三重含义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十八大后格外强调全面从严治党且力度空前？
周为民：从严治党是历来强调的，但十八大以来，突出强调从严治党的确有特殊重要性和紧迫性。十八大提出党要经受四大考验、化解四种危险（四大考验，指长期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和外部环境的考验；四种危险，即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突出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从严治党，现在集中体现在反腐上，首先是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为什么？若干年来，种种矛盾、问题非常突出，得不到有效处理，不断积累加剧，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纲纪废弛，腐败的滋生蔓延也与此有直接的关系。这种情况任其发展下去，的确很危险。
凤凰评论《高见》：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有着很强的问题导向，是针对什么问题？
周为民：重振纲纪的同时，是要重建官场生态。多年纲纪废弛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官场生态的恶化，出现很多匪夷所思的现象，官场生态已经恶化到相当严重的地步，这种局面必须扭转。
与这两点相联系，是要澄清一些基本的政治伦理。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也直接导致政治伦理上一些基本的是非、善恶、荣耻的错乱。一些官员似乎已经不知道、不在意作为一个官员（更不用说作为共产党的干部），真正的体面和尊严在哪里、是什么了。而这种状况对社会是有极强烈的腐蚀性的，是造成社会风气败坏的重要原因之一。
凤凰评论《高见》：你刚才讲的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政治伦理错乱等问题，长期积累，甚至官场中不少人习以为常，为什么这个问题过去没有得到解决？
周为民：口号一直是都有的，但怎么以有效的措施，特别是从制度层面体现从严治党，一直是比较薄弱的，这就导致了这些后果。如果没有良好的体制制度，执政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又掌握如此巨大的权力和资源，党就会一直处在危险之中。严重的腐败问题就说明了这一点。一些地方出现塌方式大面积腐败，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这样最高层级上的腐败，还不说明党的肌体正在发生变质吗？当然这还是局部的变质，但其严重程度也已经触目惊心了。从这方面来看，十八大后强调全面从严治党，特别是以反腐败为重点来从严治党，其应有的意义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党内民主为反腐提供制度保障
凤凰评论《高见》：强力反腐，从严治党，但在过程中，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比如认为反腐是不是选择性？还有党内出现人人自危的现象，一些人感慨过去大环境如此，现在来抓是不是人人都有问题。这种声音背后其实是对反腐的不确定，对这种声音你怎么看？
周为民：这些问题都需要重视，但首要的和最紧急的是要遏制住腐败，这是救党、救军之举的要求。否则任其发展下去，腐败导致亡党亡国不是一句空话。
全面从严治党，根本任务是制度建设，制度建设除党自身的制度改革，还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等等，这些都是与全面从严治党联系在一起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不仅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同时有深刻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对反腐败来说也是一项治本之策。我一再讲，腐败是什么问题？腐败是官场侵犯市场的问题，是本来应该由市场配置的资源，被过多控制在权力手中导致的。因此，明确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为目标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尽可能把由权力过多控制的资源交还给市场，既是完善市场体制的要求，同时对腐败也具有釜底抽薪的作用。
凤凰评论《高见》：从党的建设角度来讲，制度上体现从严治党，最根本的是什么？
周为民：从制度建设上体现从严治党，根本还是要认真推进发展党内民主。对民主的理解，首先我想应该从功能的意义上去理解。
凤凰评论《高见》：而不是从意识形态。
周为民：对，从功能意义上来理解民主，民主的实质就是权力制衡。一定要在这方面着力，按照这样的方向真正发展党内民主，来推进党的建设和制度改革。包括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当中非常关键的干部制度改革，也要按照发展和健全民主制度的方向来思考设计。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避免干部队伍的逆淘汰现象，体制制度的缺陷导致真正优秀的干部上不来，能够上来的有不少往往是投机钻营、吹牛拍马和一味谋取官位来谋求私利的。如果这种逆淘汰现象得不到纠正，一定带来整个干部队伍的劣质化，这对执政党来说是致命的。
警惕党的领导机关和干部脱离广大党员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要强调政治规矩？
周为民：充分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这同样是治党中一个具有基础性的问题。按照党章规定，保证每一个党员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包括提出意见建议、批评和要求的权利，要认真对待，充分保障，否则党心是凝聚不了的。
凤凰评论《高见》：怎么理解妄议中央？
周为民：我们党历来强调执政党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我多次讲在这个最大危险当中，首先存在的一个危险，就是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脱离广大党员。如果这样，这个党人数再多也是没有力量的，因为没有向心力、凝聚力，党员感受不到自己的民主权利。很多普通党员，面对转型时期的矛盾和危机，的确是忧党忧国的，可以说谈到很多问题都是痛心疾首的，但是没有足够有效的渠道来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建议和批评，甚至总是处在被压制的状态，这样一定导致实际上的人心离散。
凤凰评论《高见》：有分析认为现在是重新唤醒党章，它和党章规定的党员民主权利是一种什么关系？
周为民：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治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去健全发展党内民主，让广大党员能够切实行使党章规定的权利，从而有认同感、归属感、荣誉感。
凤凰评论《高见》：正本清源怎么讲？
周为民：正本清源，就是一定要澄清过去在党的基本理论上存在的一些教条式理解和错误观点。
例如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这是一直强调的，但现实当中一个不必讳言的现象，就是马克思主义好像越来越不被人当回事，甚至认为那套东西过时了、没用了。这样一种现实跟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地位形成巨大反差。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不少人也在不断呼吁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建设，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但为什么效果还是不理想？
如果把这样的问题简单归结为所谓政治立场和西方影响，那是不得要领的。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们长期所了解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基本是从苏联来的，是和苏联模式相联系的一套意识形态观念体系。这套东西跟本来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是有重大区别的，用中央的话来说，就是其中存在不少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是这些东西错了，过时了，但它一直被误以为就是正宗的标准的马克思主义，所以很多人好像理所当然地认为马克思主义错了，过时了。这是一个莫大的误解。
另一方面，针对这个问题，强化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固然重要，但如果其中的不少内容，还在沿袭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还把它当成是马克思主义，那么越是强化对这些东西的宣传，就越是适得其反。
当下意识形态领域仍需正本清源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今天我们依然要强调正本清源？
周为民： 邓小平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提出在党的思想理论上正本清源的任务，强调要重新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是和正本清源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要把思想从苏联模式和苏联意识形态的长期束缚中解放出来。
今天既然要全面深化改革，而且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也就需要继续推进这项工作，继续正本清源，不能够再把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当作是马克思主义来传播、强化。
凤凰评论《高见》：邓小平提出这个问题30多年了，我们的市场经济也实行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今天反复出现这一问题？
周为民：这个原因也是比较复杂的。正本清源这项工作确实取得很大的成效，集中到一点就是新的理论创造，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也一再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革命性的改革的命题。很多人问什么叫中国特色，所谓中国特色，一般讲当然是立足中国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但是不要忘记它最直接最现实最深刻的含义，是强调一定要摆脱苏联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相对于苏联式社会主义来说的。
凤凰评论《高见》：现在提出正本清源，正什么，清什么？
周为民：还是进一步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认识。
改革开放一开始所面临的思想理论上的主要障碍，就是左的东西，每向前走一步，都是在克服这些阻力。这些左的东西虽然存在，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作用是有限的，因为改革在顺利推进，社会普遍受益，那些左的声音起不了太大作用。
但是近若干年情况有所不同，转型时期、转轨过程当中很多矛盾问题在积累加剧，有些问题发展到相当严重甚至失控的程度，引起社会上很多群体的广泛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就容易任意想象过去，任意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觉得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好像没有贫富悬殊、社会不平等、官场腐败等现象。这实际是因为对现实不满而导致的一种对过去的想象。
对现实不满的人开始想象、美化旧体制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会出现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
周为民：左的极端思潮认为，这都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带来的，解决办法就是要重新肯定过去的体制，甚至公开主张要重新肯定文化大革命。因为矛盾、问题的积累加剧，这样一种左的极端思潮，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相当的蛊惑力。在意识形态上，如果利用民众的不满，来重新主张过去的一些极端的左的思想和观点，那就是严重的问题了。对这种极端的左的东西是需要特别警惕的，包括各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
事实上，改革开放不仅仅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也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这一点很多人不能接受，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搞市场经济搞出这么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贫富差距这么大，怎么还敢说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对收入差距包括更重要的财产差距，是要认真来对待的，但是以为旧体制之下很平等，没有这些问题，那完全是不符合事实的。
凤凰评论《高见》：具体指什么？
周为民：想一想旧体制下中国的农民，想想中国农民的当代命运和他们遭受过的重重苦难。旧体制以诸如户籍制度、商品粮制度、城市消费品配给制度、就业福利保障制度等等。所有这些制度、政策构成一道坚硬的壁垒来隔绝城乡，把农民挡在城市之外，人为地把社会成员划分为两类不同身份的人，一类是乡下人，农民，一类是城里人，职工，由这种身份的不平等带来的是全面的机会不平等，几乎一切机会对农民都是封闭的。这是举世罕见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是在人的基本权利上的严重不平等。当然计划经济有它不得不这样做的苦衷，但毕竟这是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完全不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
凤凰评论《高见》：这种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是怎么打破的？
周为民：是改革开放打破的。农民终于有了进城的自由，以及到城里去打工挣钱、争取脱贫致富的权利，这是不是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当然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包括农民工的地位、待遇、所受到的歧视等等，而现在这些问题，恰恰是旧体制之下严重的不平等还没有完全消除的表现。
认为旧体制之下没有腐败，又是一个任意的想象，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旧体制之下那样一种高度集中的权力，甚至是绝对的权力，你说会没有腐败？
凤凰评论《高见》：但大家观感上觉得旧体制之下好像比较清廉。
周为民：一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货币化程度很低，所以那时的腐败主要不表现在贪了多少钱，而是表现在各种特权上，倚仗特权的各种各样腐败同样是触目惊心的。改革开放以后，搞市场经济，经济的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这时的腐败更多表现在倚仗权力来攫取钱财。
第二个原因是过去旧体制之下，整个社会的公开透明程度是很低的，很多情况民众根本不可能知道。现在信息传播方式、传播技术的变化，已经大大提高了信息的公开透明程度。
极端的左的思潮，包括主张用过去的办法，甚至文革的办法，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他们所使用的基本思想资源，就是过去被高度简单化、教条化了的阶级斗争理论，而他们对阶级、阶级斗争理论的理解，基本上沿袭苏联意识形态和过去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这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这样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一定要出大乱子。哪有执政党主张阶级斗争的？执政党的基本责任是要尽可能充分维护全社会各个群体的利益，最大限度地促进全社会的团结与和谐，防止社会出现阶级分化，而决不能鼓动社会对立，制造所谓阶级斗争。
这些问题都需要从基本的理论上去做进一步澄清。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一定不能够背离这个方向。左的东西的要害就是动摇、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对这样一套左的东西不能够含糊、暧昧、甚至迁就，更不能够有意无意去试图利用。
左的思潮一旦蔓延，会严重恶化党内和社会上的政治风气，一定导致很多宵小之徒的政治投机。要看到，在中国凡是政治投机，总是向左的方向去投机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邓小平就中国发展的全局和长远提出的最重要的告诫之一，不能忘掉。
意识形态要给公民提供安全的预期
凤凰评论《高见》：常听到不少人提出这样的困惑：一方面我们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市场资源起决定作用、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提高现代治理能力，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方面又感觉到呈现收紧态势。中国究竟往什么方向走？
周为民：意识形态是有全局影响力的，因为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是提供预期，对企业家也好、知识分子也好、社会各群体也好，起到一种提供预期的作用。环境是不是安全、对未来是不是确定，人们会通过意识形态的状况来作出判断。为什么说极左的东西有害呢，就是因为它提供的是一种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
意识形态的核心目的，是要赢得人心、凝聚人心。如果在意识形态上整天喊打喊杀能凝聚人心吗？那不是造成人心恐慌吗？因此一旦意识形态上给社会提供的是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在其他各个方面都会产生不良影响。
凤凰评论《高见》：类似的警醒其实并不算多。
周为民：如果意识形态领域左的东西沉渣泛起，人们还是不放心的，还是有疑虑的，这样就很难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活力了。如果再以简单、强制的方式对待意识形态问题，那就更会导致人心疏离，影响党与社会各群体特别是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同时也会加剧意识形态方面的虚假化，使人们为了安全都以所谓“政治正确”的假话空话互相敷衍，更不用说那些正好以此投机的了。这是道德的堕落、思想的腐败和政治风气的败坏。
海外有些议论常简单化地说邓小平是什么“政左经右”，这个看法不对。邓既不是“经右”，也不是“政左”。邓小平开辟中国改革和现代化的大局，首先是在意识形态上、政治上推进思想解放，排除左的障碍，这样才焕发出全党全社会的生机和活力，才有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和推进，才出现邓小平所说的那种局面：“中国真正活跃起来了”。这就是意识形态对全局的影响。意识形态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注重开放包容，就有感召力、凝聚力，就有全局的主动，反之就会导致全局被动。
凤凰评论《高见》：如何有效防止左的危害？
周为民：要防止左的危害，首先要恰当地认识评估当前意识形态、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不能把思想文化上的一些现象或者问题简单笼统地看成阶级斗争，不能把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以后，意识形态领域的状况看成是战争状态，甚至把党在这个领域的处境，看得跟孤守于四面受困的山头一样。
同时，还需要特别防止那样一种现象：本来是一些机关一些干部自身工作没有做好，但出了问题就编造、夸大“敌情”，滥用什么“敌对势力”作为诿过卸责的遁辞。
经过几十年发展，中国的实力和过去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更有底气，这是好的。但一定要防止轻躁虚骄，不能把强调中国特色狭隘理解为我们在任何方面都独一无二，和任何人不同，别人那套东西统统不足为训。要看到，非常重要的中国特色之一，也是中华文化最显著的特色之一，就是我们中国人、中华文化对外来文化外部文明有足够的包容、吸纳和融合能力，不仅能以“既来之，则安之”的从容大度安顿、欣赏外来文化，而且会以“西天取经”的精神不畏任何艰难地主动去学习外部文化，而且以真诚的敬重对待它，把它尊称为“经”。
（凤凰评论原创出品，版权稿件，转载请注明来源，违者必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