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凤凰网主笔 张弘
《美国平权运动史》
作者：特里·H.安德森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7年1月
对于中国读者而言，《美国平权运动史》展示了一个悖论：一方面，从富兰克林·D·罗斯福当政的1940年代开始的平权运动，使得美国黑人和少数族裔在求学和就业以及收入方面有了巨大改善，另一方面，平权运动给予补偿黑人在过去年代遭受的歧视时，又产生了让白人利益受损的反向歧视。这导致它在90年代之后走向衰亡。考察这一运动的起源和兴起，高潮到衰落，无疑将启发人们对于平等的思考。
罗斯福发布“第二份《奴隶解放宣言》”
1929年，美国爆发了经济危机，随后到来的大萧条，导致黑人面临更糟糕的处境。在全国范围内，黑人的收入不及白人的40%。大萧条使得黑人被“最先解雇”，工作竞争比以前更激烈。1930年，亚特兰大的失业白人组织起来，声称“直到每一位白人找到工作才能轮到黑人找工作”。5年后，亚特兰大65%的黑人失业，而诺福克市则达到了80%。到1932年，南方城市有一半的黑人找不到工作，次年，全国失业人口中靠救济度日的黑人男性，是白人人数的3倍以上。
1933年，罗斯福的内政部长，同情民权的哈罗德·L·伊克斯颁布了一项令人瞩目的命令：禁止市政工程署项目中的歧视。此后，市政工程署合同就包含了一项非歧视条款。1930年，在一些“有相当黑人人口”的城市，市政工程的承包商被要求雇佣固定百分比的黑人技工，这基本上是一种定额制。在一些南方城市，承包商仅仅只是为了拿到市政工程而雇佣黑人木工，资金到位后就解雇他们。一些雇主、工会和州市官员不理会这项规定。但是，黑人确实从一些新政项目中得到了好处，一些白人工会被迫雇用男性黑人。1935年成为公共事业振兴署负责人的哈利·霍普金斯，则让走上工作岗位的女人和男人挣到了同样多的工资。这一年，纽约州民主党参议员罗伯特·瓦格纳推动国会，通过了《国家劳资关系法案》，它赋予工人组织工会集体与老板议价的权利，它禁止雇主采用“不正当劳动行为”，比如拒绝议价或解雇工会成员，如果歧视工人，则要采取“平权行动”，将受害者的工资等级或职位提升到正常水平。与此同时，罗斯福的夫人埃莉诺·罗斯福也帮助了非裔美国人，她用自己的行动公开抵制种族歧视。
1941年6月，非裔美国人领袖之一伦道夫打算组织10万人进军华盛顿，迫使罗斯福签署了第8802号行政命令，宣布“国防工业或政府不得因为种族、信仰、肤色或者国籍原因而用工歧视”。政府机构、雇主和劳工组织有责任“为所有工人提供充足且平等的参与机会”。为了执行这项命令，他成立了临时就业公平委员会，并在五名委员中任命了两名黑人。一些黑人称罗斯福的行政命令是“第二份《奴隶解放宣言》”。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德意两国向美国宣战。造船业、飞机业都雇用了一些黑人，但工作都缺少技术含量，而工会大都隔离。在南方的军事工业中，当地的黑人劳动力充沛，但是管理者们不雇用，而是从其他地方招聘白人。尽管如此，由于战争导致人力资源短缺，黑人的就业率仍大大增加。在部队，国会1940年通过了《义务兵役法案》，禁止因为“种族或者肤色”遭到歧视，但是大部分公民不支持废除种族隔离。
由于联邦当局让存在地域偏见的州决定征兵，这导致白人上战场，黑人留在国内，一些白人因此不满和忧惧：白人男性参战之后，“每个黑人都将拥有一个白人姑娘”。抛开种族之外的因素，海陆空三军不愿招募黑人的原因更为现实：被招入伍的黑人仅有17%高中毕业，而白人则有41%。但是，非裔美国人在军队仍明显受到歧视：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战列舰“西弗吉尼亚号”受到日军袭击，炊事兵米勒将受伤的上尉拖下火线。他没有受训操作机枪，但是在被迫放弃舰艇前至少击毁了四架敌机。即便如此，海军仍继续让他做炊事兵。一年之后，才授予海军十字勋章。此外，妇女也在军队中遭到歧视。
由于全面战争对人员的沉重需求，种族隔离遭到沉重打击。1945年之后，从二战战场归来的美国黑人拥有了强烈的自豪感，它放大了美国就业与民主实践的不一致。二战之后发生的针对非裔美国人的暴民暴力行为激怒了新总统杜鲁门。他决定，成立一个负责民权事务的委员会。1947年，这个委员会出版了调查报告《保障这些权利》，提倡平等，并阐明了种族歧视问题。这本书影响很大，促成了下一代美国人将自由的立法纳入议程个，并最终由林登·贝恩斯·约翰逊签署成为法律。1947年6月，杜鲁门成为首个加入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总统，几个月后，杜鲁门行府提出，废除所有州的人头税，建议联邦废除私刑条案和选举权利法案，取消军队隔离政策，在司法部设立一个民权委员会。杜鲁门赢得了黑人的支持，并赢得了1948年大选。到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时，占总数6%的黑人海军陆战队被派去作战。1954年，最后一个黑人分队被整合，国防部在南方范围内取消了陆军和海军民用设施的种族隔离。
罗斯福和杜鲁门证明，联邦政府可以在一些领域向全体公民敞开平等的大门。而经济萧条和两次战争，让平等的概念在美国开始生根发芽。
平权运动的兴起与高潮
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后，行府支持通过了州的反歧视法，并将公平就业实践委员会标榜成为“联邦国家义务事项”。艾森豪威尔致力于废除军队和联邦政府中的种族隔离，成立了由副总统尼克松主持的政府合同委员会。7年内，委员会促使两家承包商停止歧视。政府在华盛顿取消了餐厅、旅店、公园、游泳池隔离，但其他公共基础设施依然如故。总统认为，各州有权管理包括种族关系在内的地方事务。
1954年，黑人学生琳达·布朗被从自己所在的白人社区接出来，送到一所黑人学校去上学。此案上诉到最高法院后，最高法院裁定分设教育设施是“内在的不平等”，它违反了宪法第14修正案。次年，法院勒令种族隔离地区以“适宜的速度”取消隔离。这在全国引发巨大反响，南方各州决定不遵守布朗案决议，并企图通过450多部法律和决议防止或限制种族融合，三个州明令禁止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在本州运营。
艾森豪威尔政府并不强迫各州废除学校中的隔离。1957年夏，阿肯色州首府小石城教育委员会接受联邦地区法院执行布朗案的判决，允许9名黑人学生进入小石城中央高中就读。9月2日秋季开学，民主党州长奥维尔·福布斯动用国民警卫队封锁学校，禁止黑人学生入学。在法院干预下，奥维尔20日撤回国民警卫队，任凭一些白人暴民捣乱。由于州长奥维尔挑战联邦政府，25日，艾森豪威尔总统不得不动用美国陆军101空降师“占领”了小石城，维持秩序。在全副武装的军队保护下，9名黑人学生最终得以入学。
1960年的非裔美国人陷入了恶性循环：由于就业歧视减少了工作机会，造成了低收入，而这一现状又限制了他们受到教育和培训，而这又进一步维持了低端技术并降低工作机会和收入。当年，白人家庭平均收入超过5800美元，而黑人家庭刚过3200美元。这一年，民主党人肯尼迪当选为美国总统。非裔美国人通过静坐示威，消除了南方近200座城市的午餐柜台和剧院的种族隔离。1962年，副总统约翰逊施压，让联邦政府各部及承包商聘用少数族裔，到1964年，联邦政府雇员中的黑人增加到30万人。1963年，国会通过了《同酬法案》，在后来10年的妇女解放运动中，它变得非常重要。但是，肯尼迪在1963年11月22日遇刺身亡。继任总统约翰逊提出了更全面也更具争议的《民权法案》，第7条旨在结束雇员25人及以上的全部公司里的就业歧视，另一项条款要求成立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1964年6月10日，众议院通过了自己版本的《民权法案》，并于6月19日在参议院通过。这是一部里程碑式的立法。第7条宣布，美国的就业歧视普遍不合法。在1965年的前8个月，约翰逊通过了80多项法律，许多设计旨在帮助全国3500万穷人的国内计划。1964-1965年的立法和行政法规大大减少了职场歧视。1965年7月，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开门运营，头9个月就收到了5000多起投诉。
尽管《民权法案》的通过导致多处出现了暴乱，但是，政府在克利夫兰等地仍取得了成功。联邦合同遵循办公室要求获邀投标方的计划中必须附带“人员配备表”，以便于“在结果上保障”少数群体有代表。国家航空航天局在克利夫兰的一个承包商递交的申请书，其中规定如果得到政府合同，他将会雇用的少数族裔人数的数字或“目标”。联邦遵循合同办公室把这一观念用到了克利夫兰市所有联邦建筑合同，在承包商递交合适计划之前，它所扣留的资金约8000万美元。1968年1月，约翰逊说服了15位行业巨头采取类似的措施。1968年5月，劳工部发布了一项重要的新条例，凡从事联邦资助工作的承包商和工会，必须设有附带改正给他们的少数族裔雇用及晋升惯例不足的进度表和预定日期，或“特定的目标和时间表”的平权计运动划。
到尼克松执政时，平权运动达到全盛时期。1972年1月，《平等就业机会法案》通过。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有权把公司告上法庭，还有扩充的经费和律师支持，1973年后尼克松因水门事件受到调查，委员会开始了在历史上最激进的执法政策，起诉了大量公司。1976年，吉米·卡特赢得了大选，黑人选民的支持是其入主白宫的重要因素。1977年的巴基案，最高法院宣告，照顾少数民族的定额制违宪。
1972年，32岁的艾伦·巴基申请包括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在内的11所分校，成绩是全优，入学考试分数高于一般申请者。但是，他连续两年都被拒绝，他了解到，戴维斯分校对于黑人和少数族裔的录取名额有特殊照顾，于是提起诉讼，由于他是白人，他的申诉被称为“逆向歧视”。最高法院最终宣判加州大学违宪。对此，《新闻周刊》的总结是，“优待行，定额不行”。
平权运动的反弹与消亡
1980年，共和党的里根赢得大选，入主白宫。“政府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里根称，“政府本身才是问题”。对于平权运动，他的观点是：“我们决不允许高尚的机会平等观念被歪曲成那种要求种族、族裔或者性别——而非能力和资格——充当招聘或者教育的主要因素的联邦政策或者定额。”里根行府开始放弃平权运动，称它是“逆向歧视”。首先，他向平等就业机会委员“掺沙子”，将成员由6人扩充为8人，并任命了委员会主席。同时，里根釜底抽薪，削减了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和联邦合同遵循项目办公室的预算。使前者人员缩减了12%，后者人员缩减了34%。其效果可谓立竿见影：1981-1983年，两机构因预算削减而减少了三分之二的赔偿欠薪判决。在8年任期内，里根任命了三名最高法院的大法官，370多名联邦法官，这将使法院转向右派。其后的老布什继续奉行保守主义政策，平权运动进一步削弱，公众对平权运动的支持进一步降低。
1992年，克林顿赢得了大选。此时，多样性在美国变成了一项强大的社会运动。公司的管理顾问提倡，劳动力的多样性负有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能提升创造力，同时还能规避潜在的歧视诉讼，并有益于未来全球经济中的业务。在内阁提名中，克林顿也加入了多样性的潮流。他的经济团队主要是白种男性，有几十名黑人在其内阁任职。对于平权运动，克林顿的观点是，“改进它，而非结束它”。其后，美国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充足的就业机会，在多样性的潮流下，种族歧视问题越来越失去了原来的重要性，社会对平权运动是否有助于公平的质疑也越来越多。在小布什入主白宫之后，平权运动逐渐消亡。
今天的绝大多数美国公民都支持机会平等。平权运动从起源到发展，经过数十年的时间，种族歧视在美国已经逐渐成为历史，美国的民族融合，在相当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但是，有些问题并没有消除。1997年，德克萨斯大学校长说，该州每年达到大学入学的非裔美国人由3.6万，刚好三分之二上完了高中，只有1000人得分足以满足有竞争性大学的入学标准。非裔美国人罗纳德·弗格森考察了种族混合郊区3.4万名七至十一年级学生，发现白人平均B+，黑人C+，那些黑人孩子一半以上只和父母一方或不和父母一起生活，而白人孩子只有15%……这些问题如何解决？显然，这并非大学招生办公室力所能及。追求结果的平等还是机会的平等？这一问题或许还将继续困扰美国人。
事实上，在平权运动之前，非裔美国人已经为争取自身权利奋斗了很久。纵观美国平权运动半个世纪的历程不难发现，权利的平等和机会的平等并非出于天赐，它来自非裔美国人持续不断的抗争。而这种抗争能够产生实际的效果，很大程度在于，美国的宪政制度使得非裔美国人可以利用种种政治手段作为利益表达的渠道。例如，他们可以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表达自己的诉求而游行示威。在舆论工具上，非裔美国人可以借助各种媒体，以及自办的报刊、广播等媒介传播自己的声音。此外，非裔美国人可以自行组织各种各样的团体，为个体维权，为整个种族谋福利。更重要的是，在民主制度之下，美国两党的总统候选人及政客都想争取非裔美国人的选票。为此，他们必须许诺并且在当选之后，用实际行动努力满足非裔美国人的要求。而《独裁者手册》提供的独裁要素却是，找到尽可能多的钱，收买最关键但尽可能最少的人。以苏联为例，在斯大林统治以降的很长时间，它既有民族歧视，也有族内歧视。但是，在国家机器严厉的暴力镇压，以及严密的社会控制之下，非裔美国人所拥有的抗争手段，没有一项为苏联人所拥有。正因如此，平权运动只可能发生在美国。如果说，美国实现了种族和民族间的融合，那么，民族矛盾则是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而个体权利被国家长期剥夺，使得苏联人彻底抛弃了苏共。在这一点上，宪政民主制度与极权主义统治的优劣，可谓一目了然。
而平权运动带来的另一个思考是，为了纠正过去的歧视给受害群体带来的伤害，是否要用可能影响其他群体的法律和政策来予以补偿？如果为了追求结果的平等，人为地采用法律或政策予以特殊的照顾，它本身是否公正？过去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惨痛教训告诉我们，追求结果的平等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用政治力量去强力实施这种改变，只会酿成巨大的灾难和严重的后果。对国家与政府而言，创造机会的平等和起点的平等更为可取。
文丨凤凰网主笔 张弘
《美国平权运动史》
作者：特里·H.安德森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7年1月
对于中国读者而言，《美国平权运动史》展示了一个悖论：一方面，从富兰克林·D·罗斯福当政的1940年代开始的平权运动，使得美国黑人和少数族裔在求学和就业以及收入方面有了巨大改善，另一方面，平权运动给予补偿黑人在过去年代遭受的歧视时，又产生了让白人利益受损的反向歧视。这导致它在90年代之后走向衰亡。考察这一运动的起源和兴起，高潮到衰落，无疑将启发人们对于平等的思考。
罗斯福发布“第二份《奴隶解放宣言》”
1929年，美国爆发了经济危机，随后到来的大萧条，导致黑人面临更糟糕的处境。在全国范围内，黑人的收入不及白人的40%。大萧条使得黑人被“最先解雇”，工作竞争比以前更激烈。1930年，亚特兰大的失业白人组织起来，声称“直到每一位白人找到工作才能轮到黑人找工作”。5年后，亚特兰大65%的黑人失业，而诺福克市则达到了80%。到1932年，南方城市有一半的黑人找不到工作，次年，全国失业人口中靠救济度日的黑人男性，是白人人数的3倍以上。
1933年，罗斯福的内政部长，同情民权的哈罗德·L·伊克斯颁布了一项令人瞩目的命令：禁止市政工程署项目中的歧视。此后，市政工程署合同就包含了一项非歧视条款。1930年，在一些“有相当黑人人口”的城市，市政工程的承包商被要求雇佣固定百分比的黑人技工，这基本上是一种定额制。在一些南方城市，承包商仅仅只是为了拿到市政工程而雇佣黑人木工，资金到位后就解雇他们。一些雇主、工会和州市官员不理会这项规定。但是，黑人确实从一些新政项目中得到了好处，一些白人工会被迫雇用男性黑人。1935年成为公共事业振兴署负责人的哈利·霍普金斯，则让走上工作岗位的女人和男人挣到了同样多的工资。这一年，纽约州民主党参议员罗伯特·瓦格纳推动国会，通过了《国家劳资关系法案》，它赋予工人组织工会集体与老板议价的权利，它禁止雇主采用“不正当劳动行为”，比如拒绝议价或解雇工会成员，如果歧视工人，则要采取“平权行动”，将受害者的工资等级或职位提升到正常水平。与此同时，罗斯福的夫人埃莉诺·罗斯福也帮助了非裔美国人，她用自己的行动公开抵制种族歧视。
1941年6月，非裔美国人领袖之一伦道夫打算组织10万人进军华盛顿，迫使罗斯福签署了第8802号行政命令，宣布“国防工业或政府不得因为种族、信仰、肤色或者国籍原因而用工歧视”。政府机构、雇主和劳工组织有责任“为所有工人提供充足且平等的参与机会”。为了执行这项命令，他成立了临时就业公平委员会，并在五名委员中任命了两名黑人。一些黑人称罗斯福的行政命令是“第二份《奴隶解放宣言》”。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德意两国向美国宣战。造船业、飞机业都雇用了一些黑人，但工作都缺少技术含量，而工会大都隔离。在南方的军事工业中，当地的黑人劳动力充沛，但是管理者们不雇用，而是从其他地方招聘白人。尽管如此，由于战争导致人力资源短缺，黑人的就业率仍大大增加。在部队，国会1940年通过了《义务兵役法案》，禁止因为“种族或者肤色”遭到歧视，但是大部分公民不支持废除种族隔离。
由于联邦当局让存在地域偏见的州决定征兵，这导致白人上战场，黑人留在国内，一些白人因此不满和忧惧：白人男性参战之后，“每个黑人都将拥有一个白人姑娘”。抛开种族之外的因素，海陆空三军不愿招募黑人的原因更为现实：被招入伍的黑人仅有17%高中毕业，而白人则有41%。但是，非裔美国人在军队仍明显受到歧视：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战列舰“西弗吉尼亚号”受到日军袭击，炊事兵米勒将受伤的上尉拖下火线。他没有受训操作机枪，但是在被迫放弃舰艇前至少击毁了四架敌机。即便如此，海军仍继续让他做炊事兵。一年之后，才授予海军十字勋章。此外，妇女也在军队中遭到歧视。
由于全面战争对人员的沉重需求，种族隔离遭到沉重打击。1945年之后，从二战战场归来的美国黑人拥有了强烈的自豪感，它放大了美国就业与民主实践的不一致。二战之后发生的针对非裔美国人的暴民暴力行为激怒了新总统杜鲁门。他决定，成立一个负责民权事务的委员会。1947年，这个委员会出版了调查报告《保障这些权利》，提倡平等，并阐明了种族歧视问题。这本书影响很大，促成了下一代美国人将自由的立法纳入议程个，并最终由林登·贝恩斯·约翰逊签署成为法律。1947年6月，杜鲁门成为首个加入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总统，几个月后，杜鲁门行府提出，废除所有州的人头税，建议联邦废除私刑条案和选举权利法案，取消军队隔离政策，在司法部设立一个民权委员会。杜鲁门赢得了黑人的支持，并赢得了1948年大选。到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时，占总数6%的黑人海军陆战队被派去作战。1954年，最后一个黑人分队被整合，国防部在南方范围内取消了陆军和海军民用设施的种族隔离。
罗斯福和杜鲁门证明，联邦政府可以在一些领域向全体公民敞开平等的大门。而经济萧条和两次战争，让平等的概念在美国开始生根发芽。
平权运动的兴起与高潮
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后，行府支持通过了州的反歧视法，并将公平就业实践委员会标榜成为“联邦国家义务事项”。艾森豪威尔致力于废除军队和联邦政府中的种族隔离，成立了由副总统尼克松主持的政府合同委员会。7年内，委员会促使两家承包商停止歧视。政府在华盛顿取消了餐厅、旅店、公园、游泳池隔离，但其他公共基础设施依然如故。总统认为，各州有权管理包括种族关系在内的地方事务。
1954年，黑人学生琳达·布朗被从自己所在的白人社区接出来，送到一所黑人学校去上学。此案上诉到最高法院后，最高法院裁定分设教育设施是“内在的不平等”，它违反了宪法第14修正案。次年，法院勒令种族隔离地区以“适宜的速度”取消隔离。这在全国引发巨大反响，南方各州决定不遵守布朗案决议，并企图通过450多部法律和决议防止或限制种族融合，三个州明令禁止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在本州运营。
艾森豪威尔政府并不强迫各州废除学校中的隔离。1957年夏，阿肯色州首府小石城教育委员会接受联邦地区法院执行布朗案的判决，允许9名黑人学生进入小石城中央高中就读。9月2日秋季开学，民主党州长奥维尔·福布斯动用国民警卫队封锁学校，禁止黑人学生入学。在法院干预下，奥维尔20日撤回国民警卫队，任凭一些白人暴民捣乱。由于州长奥维尔挑战联邦政府，25日，艾森豪威尔总统不得不动用美国陆军101空降师“占领”了小石城，维持秩序。在全副武装的军队保护下，9名黑人学生最终得以入学。
1960年的非裔美国人陷入了恶性循环：由于就业歧视减少了工作机会，造成了低收入，而这一现状又限制了他们受到教育和培训，而这又进一步维持了低端技术并降低工作机会和收入。当年，白人家庭平均收入超过5800美元，而黑人家庭刚过3200美元。这一年，民主党人肯尼迪当选为美国总统。非裔美国人通过静坐示威，消除了南方近200座城市的午餐柜台和剧院的种族隔离。1962年，副总统约翰逊施压，让联邦政府各部及承包商聘用少数族裔，到1964年，联邦政府雇员中的黑人增加到30万人。1963年，国会通过了《同酬法案》，在后来10年的妇女解放运动中，它变得非常重要。但是，肯尼迪在1963年11月22日遇刺身亡。继任总统约翰逊提出了更全面也更具争议的《民权法案》，第7条旨在结束雇员25人及以上的全部公司里的就业歧视，另一项条款要求成立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1964年6月10日，众议院通过了自己版本的《民权法案》，并于6月19日在参议院通过。这是一部里程碑式的立法。第7条宣布，美国的就业歧视普遍不合法。在1965年的前8个月，约翰逊通过了80多项法律，许多设计旨在帮助全国3500万穷人的国内计划。1964-1965年的立法和行政法规大大减少了职场歧视。1965年7月，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开门运营，头9个月就收到了5000多起投诉。
尽管《民权法案》的通过导致多处出现了暴乱，但是，政府在克利夫兰等地仍取得了成功。联邦合同遵循办公室要求获邀投标方的计划中必须附带“人员配备表”，以便于“在结果上保障”少数群体有代表。国家航空航天局在克利夫兰的一个承包商递交的申请书，其中规定如果得到政府合同，他将会雇用的少数族裔人数的数字或“目标”。联邦遵循合同办公室把这一观念用到了克利夫兰市所有联邦建筑合同，在承包商递交合适计划之前，它所扣留的资金约8000万美元。1968年1月，约翰逊说服了15位行业巨头采取类似的措施。1968年5月，劳工部发布了一项重要的新条例，凡从事联邦资助工作的承包商和工会，必须设有附带改正给他们的少数族裔雇用及晋升惯例不足的进度表和预定日期，或“特定的目标和时间表”的平权计运动划。
到尼克松执政时，平权运动达到全盛时期。1972年1月，《平等就业机会法案》通过。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有权把公司告上法庭，还有扩充的经费和律师支持，1973年后尼克松因水门事件受到调查，委员会开始了在历史上最激进的执法政策，起诉了大量公司。1976年，吉米·卡特赢得了大选，黑人选民的支持是其入主白宫的重要因素。1977年的巴基案，最高法院宣告，照顾少数民族的定额制违宪。
1972年，32岁的艾伦·巴基申请包括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在内的11所分校，成绩是全优，入学考试分数高于一般申请者。但是，他连续两年都被拒绝，他了解到，戴维斯分校对于黑人和少数族裔的录取名额有特殊照顾，于是提起诉讼，由于他是白人，他的申诉被称为“逆向歧视”。最高法院最终宣判加州大学违宪。对此，《新闻周刊》的总结是，“优待行，定额不行”。
平权运动的反弹与消亡
1980年，共和党的里根赢得大选，入主白宫。“政府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里根称，“政府本身才是问题”。对于平权运动，他的观点是：“我们决不允许高尚的机会平等观念被歪曲成那种要求种族、族裔或者性别——而非能力和资格——充当招聘或者教育的主要因素的联邦政策或者定额。”里根行府开始放弃平权运动，称它是“逆向歧视”。首先，他向平等就业机会委员“掺沙子”，将成员由6人扩充为8人，并任命了委员会主席。同时，里根釜底抽薪，削减了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和联邦合同遵循项目办公室的预算。使前者人员缩减了12%，后者人员缩减了34%。其效果可谓立竿见影：1981-1983年，两机构因预算削减而减少了三分之二的赔偿欠薪判决。在8年任期内，里根任命了三名最高法院的大法官，370多名联邦法官，这将使法院转向右派。其后的老布什继续奉行保守主义政策，平权运动进一步削弱，公众对平权运动的支持进一步降低。
1992年，克林顿赢得了大选。此时，多样性在美国变成了一项强大的社会运动。公司的管理顾问提倡，劳动力的多样性负有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能提升创造力，同时还能规避潜在的歧视诉讼，并有益于未来全球经济中的业务。在内阁提名中，克林顿也加入了多样性的潮流。他的经济团队主要是白种男性，有几十名黑人在其内阁任职。对于平权运动，克林顿的观点是，“改进它，而非结束它”。其后，美国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充足的就业机会，在多样性的潮流下，种族歧视问题越来越失去了原来的重要性，社会对平权运动是否有助于公平的质疑也越来越多。在小布什入主白宫之后，平权运动逐渐消亡。
今天的绝大多数美国公民都支持机会平等。平权运动从起源到发展，经过数十年的时间，种族歧视在美国已经逐渐成为历史，美国的民族融合，在相当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但是，有些问题并没有消除。1997年，德克萨斯大学校长说，该州每年达到大学入学的非裔美国人由3.6万，刚好三分之二上完了高中，只有1000人得分足以满足有竞争性大学的入学标准。非裔美国人罗纳德·弗格森考察了种族混合郊区3.4万名七至十一年级学生，发现白人平均B+，黑人C+，那些黑人孩子一半以上只和父母一方或不和父母一起生活，而白人孩子只有15%……这些问题如何解决？显然，这并非大学招生办公室力所能及。追求结果的平等还是机会的平等？这一问题或许还将继续困扰美国人。
事实上，在平权运动之前，非裔美国人已经为争取自身权利奋斗了很久。纵观美国平权运动半个世纪的历程不难发现，权利的平等和机会的平等并非出于天赐，它来自非裔美国人持续不断的抗争。而这种抗争能够产生实际的效果，很大程度在于，美国的宪政制度使得非裔美国人可以利用种种政治手段作为利益表达的渠道。例如，他们可以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表达自己的诉求而游行示威。在舆论工具上，非裔美国人可以借助各种媒体，以及自办的报刊、广播等媒介传播自己的声音。此外，非裔美国人可以自行组织各种各样的团体，为个体维权，为整个种族谋福利。更重要的是，在民主制度之下，美国两党的总统候选人及政客都想争取非裔美国人的选票。为此，他们必须许诺并且在当选之后，用实际行动努力满足非裔美国人的要求。而《独裁者手册》提供的独裁要素却是，找到尽可能多的钱，收买最关键但尽可能最少的人。以苏联为例，在斯大林统治以降的很长时间，它既有民族歧视，也有族内歧视。但是，在国家机器严厉的暴力镇压，以及严密的社会控制之下，非裔美国人所拥有的抗争手段，没有一项为苏联人所拥有。正因如此，平权运动只可能发生在美国。如果说，美国实现了种族和民族间的融合，那么，民族矛盾则是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而个体权利被国家长期剥夺，使得苏联人彻底抛弃了苏共。在这一点上，宪政民主制度与极权主义统治的优劣，可谓一目了然。
而平权运动带来的另一个思考是，为了纠正过去的歧视给受害群体带来的伤害，是否要用可能影响其他群体的法律和政策来予以补偿？如果为了追求结果的平等，人为地采用法律或政策予以特殊的照顾，它本身是否公正？过去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惨痛教训告诉我们，追求结果的平等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用政治力量去强力实施这种改变，只会酿成巨大的灾难和严重的后果。对国家与政府而言，创造机会的平等和起点的平等更为可取。
政治向左，经济向右？不少人对中国当下时局的这一判断，契合了部分精英群体的困惑。即使是针对党内而突出强调的政治纪律与政治规矩，以及不得妄议中央，其所带来的震动已扩至整个社会层面。
如何读懂十八大后的中国时局？去年底，深圳，第二届大梅沙论坛期间，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周为民接受凤凰评论《高见》栏目独家访谈。
周为民认为，十八大后，以反腐败为重点的全面从严治党有很强的现实必要性和紧迫性，就其应有的目的来说，反腐包含三重意义：重振纲纪，重建官场生态，重新澄清基本的政治伦理，“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周为民亦指出，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健全发展党内民主，有效保障党员能够行使党章确认的党员的权利（当然与遵守党的纪律、履行党员义务相一致），从而凝聚起广大党员。
对当下一些党内外人士对时局的困惑，周为民向凤凰网强调，意识形态给社会各群体提供的预期具有全局影响力，因此要正确恰当评估当前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
访谈嘉宾：周为民 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
凤凰评论《高见》栏目访谈员：凤凰网主笔陈芳
突出全面从严治党有三重含义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十八大后格外强调全面从严治党且力度空前？
周为民：从严治党是历来强调的，但十八大以来，突出强调从严治党的确有特殊重要性和紧迫性。十八大提出党要经受四大考验、化解四种危险（四大考验，指长期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和外部环境的考验；四种危险，即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突出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从严治党，现在集中体现在反腐上，首先是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为什么？若干年来，种种矛盾、问题非常突出，得不到有效处理，不断积累加剧，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纲纪废弛，腐败的滋生蔓延也与此有直接的关系。这种情况任其发展下去，的确很危险。
凤凰评论《高见》：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有着很强的问题导向，是针对什么问题？
周为民：重振纲纪的同时，是要重建官场生态。多年纲纪废弛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官场生态的恶化，出现很多匪夷所思的现象，官场生态已经恶化到相当严重的地步，这种局面必须扭转。
与这两点相联系，是要澄清一些基本的政治伦理。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也直接导致政治伦理上一些基本的是非、善恶、荣耻的错乱。一些官员似乎已经不知道、不在意作为一个官员（更不用说作为共产党的干部），真正的体面和尊严在哪里、是什么了。而这种状况对社会是有极强烈的腐蚀性的，是造成社会风气败坏的重要原因之一。
凤凰评论《高见》：你刚才讲的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政治伦理错乱等问题，长期积累，甚至官场中不少人习以为常，为什么这个问题过去没有得到解决？
周为民：口号一直是都有的，但怎么以有效的措施，特别是从制度层面体现从严治党，一直是比较薄弱的，这就导致了这些后果。如果没有良好的体制制度，执政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又掌握如此巨大的权力和资源，党就会一直处在危险之中。严重的腐败问题就说明了这一点。一些地方出现塌方式大面积腐败，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这样最高层级上的腐败，还不说明党的肌体正在发生变质吗？当然这还是局部的变质，但其严重程度也已经触目惊心了。从这方面来看，十八大后强调全面从严治党，特别是以反腐败为重点来从严治党，其应有的意义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党内民主为反腐提供制度保障
凤凰评论《高见》：强力反腐，从严治党，但在过程中，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比如认为反腐是不是选择性？还有党内出现人人自危的现象，一些人感慨过去大环境如此，现在来抓是不是人人都有问题。这种声音背后其实是对反腐的不确定，对这种声音你怎么看？
周为民：这些问题都需要重视，但首要的和最紧急的是要遏制住腐败，这是救党、救军之举的要求。否则任其发展下去，腐败导致亡党亡国不是一句空话。
全面从严治党，根本任务是制度建设，制度建设除党自身的制度改革，还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等等，这些都是与全面从严治党联系在一起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不仅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同时有深刻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对反腐败来说也是一项治本之策。我一再讲，腐败是什么问题？腐败是官场侵犯市场的问题，是本来应该由市场配置的资源，被过多控制在权力手中导致的。因此，明确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为目标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尽可能把由权力过多控制的资源交还给市场，既是完善市场体制的要求，同时对腐败也具有釜底抽薪的作用。
凤凰评论《高见》：从党的建设角度来讲，制度上体现从严治党，最根本的是什么？
周为民：从制度建设上体现从严治党，根本还是要认真推进发展党内民主。对民主的理解，首先我想应该从功能的意义上去理解。
凤凰评论《高见》：而不是从意识形态。
周为民：对，从功能意义上来理解民主，民主的实质就是权力制衡。一定要在这方面着力，按照这样的方向真正发展党内民主，来推进党的建设和制度改革。包括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当中非常关键的干部制度改革，也要按照发展和健全民主制度的方向来思考设计。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避免干部队伍的逆淘汰现象，体制制度的缺陷导致真正优秀的干部上不来，能够上来的有不少往往是投机钻营、吹牛拍马和一味谋取官位来谋求私利的。如果这种逆淘汰现象得不到纠正，一定带来整个干部队伍的劣质化，这对执政党来说是致命的。
警惕党的领导机关和干部脱离广大党员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要强调政治规矩？
周为民：充分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这同样是治党中一个具有基础性的问题。按照党章规定，保证每一个党员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包括提出意见建议、批评和要求的权利，要认真对待，充分保障，否则党心是凝聚不了的。
凤凰评论《高见》：怎么理解妄议中央？
周为民：我们党历来强调执政党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我多次讲在这个最大危险当中，首先存在的一个危险，就是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脱离广大党员。如果这样，这个党人数再多也是没有力量的，因为没有向心力、凝聚力，党员感受不到自己的民主权利。很多普通党员，面对转型时期的矛盾和危机，的确是忧党忧国的，可以说谈到很多问题都是痛心疾首的，但是没有足够有效的渠道来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建议和批评，甚至总是处在被压制的状态，这样一定导致实际上的人心离散。
凤凰评论《高见》：有分析认为现在是重新唤醒党章，它和党章规定的党员民主权利是一种什么关系？
周为民：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治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去健全发展党内民主，让广大党员能够切实行使党章规定的权利，从而有认同感、归属感、荣誉感。
凤凰评论《高见》：正本清源怎么讲？
周为民：正本清源，就是一定要澄清过去在党的基本理论上存在的一些教条式理解和错误观点。
例如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这是一直强调的，但现实当中一个不必讳言的现象，就是马克思主义好像越来越不被人当回事，甚至认为那套东西过时了、没用了。这样一种现实跟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地位形成巨大反差。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不少人也在不断呼吁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建设，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但为什么效果还是不理想？
如果把这样的问题简单归结为所谓政治立场和西方影响，那是不得要领的。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们长期所了解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基本是从苏联来的，是和苏联模式相联系的一套意识形态观念体系。这套东西跟本来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是有重大区别的，用中央的话来说，就是其中存在不少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是这些东西错了，过时了，但它一直被误以为就是正宗的标准的马克思主义，所以很多人好像理所当然地认为马克思主义错了，过时了。这是一个莫大的误解。
另一方面，针对这个问题，强化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固然重要，但如果其中的不少内容，还在沿袭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还把它当成是马克思主义，那么越是强化对这些东西的宣传，就越是适得其反。
当下意识形态领域仍需正本清源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今天我们依然要强调正本清源？
周为民： 邓小平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提出在党的思想理论上正本清源的任务，强调要重新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是和正本清源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要把思想从苏联模式和苏联意识形态的长期束缚中解放出来。
今天既然要全面深化改革，而且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也就需要继续推进这项工作，继续正本清源，不能够再把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当作是马克思主义来传播、强化。
凤凰评论《高见》：邓小平提出这个问题30多年了，我们的市场经济也实行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今天反复出现这一问题？
周为民：这个原因也是比较复杂的。正本清源这项工作确实取得很大的成效，集中到一点就是新的理论创造，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也一再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革命性的改革的命题。很多人问什么叫中国特色，所谓中国特色，一般讲当然是立足中国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但是不要忘记它最直接最现实最深刻的含义，是强调一定要摆脱苏联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相对于苏联式社会主义来说的。
凤凰评论《高见》：现在提出正本清源，正什么，清什么？
周为民：还是进一步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认识。
改革开放一开始所面临的思想理论上的主要障碍，就是左的东西，每向前走一步，都是在克服这些阻力。这些左的东西虽然存在，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作用是有限的，因为改革在顺利推进，社会普遍受益，那些左的声音起不了太大作用。
但是近若干年情况有所不同，转型时期、转轨过程当中很多矛盾问题在积累加剧，有些问题发展到相当严重甚至失控的程度，引起社会上很多群体的广泛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就容易任意想象过去，任意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觉得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好像没有贫富悬殊、社会不平等、官场腐败等现象。这实际是因为对现实不满而导致的一种对过去的想象。
对现实不满的人开始想象、美化旧体制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会出现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
周为民：左的极端思潮认为，这都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带来的，解决办法就是要重新肯定过去的体制，甚至公开主张要重新肯定文化大革命。因为矛盾、问题的积累加剧，这样一种左的极端思潮，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相当的蛊惑力。在意识形态上，如果利用民众的不满，来重新主张过去的一些极端的左的思想和观点，那就是严重的问题了。对这种极端的左的东西是需要特别警惕的，包括各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
事实上，改革开放不仅仅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也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这一点很多人不能接受，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搞市场经济搞出这么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贫富差距这么大，怎么还敢说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对收入差距包括更重要的财产差距，是要认真来对待的，但是以为旧体制之下很平等，没有这些问题，那完全是不符合事实的。
凤凰评论《高见》：具体指什么？
周为民：想一想旧体制下中国的农民，想想中国农民的当代命运和他们遭受过的重重苦难。旧体制以诸如户籍制度、商品粮制度、城市消费品配给制度、就业福利保障制度等等。所有这些制度、政策构成一道坚硬的壁垒来隔绝城乡，把农民挡在城市之外，人为地把社会成员划分为两类不同身份的人，一类是乡下人，农民，一类是城里人，职工，由这种身份的不平等带来的是全面的机会不平等，几乎一切机会对农民都是封闭的。这是举世罕见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是在人的基本权利上的严重不平等。当然计划经济有它不得不这样做的苦衷，但毕竟这是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完全不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
凤凰评论《高见》：这种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是怎么打破的？
周为民：是改革开放打破的。农民终于有了进城的自由，以及到城里去打工挣钱、争取脱贫致富的权利，这是不是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当然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包括农民工的地位、待遇、所受到的歧视等等，而现在这些问题，恰恰是旧体制之下严重的不平等还没有完全消除的表现。
认为旧体制之下没有腐败，又是一个任意的想象，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旧体制之下那样一种高度集中的权力，甚至是绝对的权力，你说会没有腐败？
凤凰评论《高见》：但大家观感上觉得旧体制之下好像比较清廉。
周为民：一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货币化程度很低，所以那时的腐败主要不表现在贪了多少钱，而是表现在各种特权上，倚仗特权的各种各样腐败同样是触目惊心的。改革开放以后，搞市场经济，经济的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这时的腐败更多表现在倚仗权力来攫取钱财。
第二个原因是过去旧体制之下，整个社会的公开透明程度是很低的，很多情况民众根本不可能知道。现在信息传播方式、传播技术的变化，已经大大提高了信息的公开透明程度。
极端的左的思潮，包括主张用过去的办法，甚至文革的办法，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他们所使用的基本思想资源，就是过去被高度简单化、教条化了的阶级斗争理论，而他们对阶级、阶级斗争理论的理解，基本上沿袭苏联意识形态和过去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这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这样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一定要出大乱子。哪有执政党主张阶级斗争的？执政党的基本责任是要尽可能充分维护全社会各个群体的利益，最大限度地促进全社会的团结与和谐，防止社会出现阶级分化，而决不能鼓动社会对立，制造所谓阶级斗争。
这些问题都需要从基本的理论上去做进一步澄清。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一定不能够背离这个方向。左的东西的要害就是动摇、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对这样一套左的东西不能够含糊、暧昧、甚至迁就，更不能够有意无意去试图利用。
左的思潮一旦蔓延，会严重恶化党内和社会上的政治风气，一定导致很多宵小之徒的政治投机。要看到，在中国凡是政治投机，总是向左的方向去投机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邓小平就中国发展的全局和长远提出的最重要的告诫之一，不能忘掉。
意识形态要给公民提供安全的预期
凤凰评论《高见》：常听到不少人提出这样的困惑：一方面我们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市场资源起决定作用、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提高现代治理能力，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方面又感觉到呈现收紧态势。中国究竟往什么方向走？
周为民：意识形态是有全局影响力的，因为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是提供预期，对企业家也好、知识分子也好、社会各群体也好，起到一种提供预期的作用。环境是不是安全、对未来是不是确定，人们会通过意识形态的状况来作出判断。为什么说极左的东西有害呢，就是因为它提供的是一种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
意识形态的核心目的，是要赢得人心、凝聚人心。如果在意识形态上整天喊打喊杀能凝聚人心吗？那不是造成人心恐慌吗？因此一旦意识形态上给社会提供的是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在其他各个方面都会产生不良影响。
凤凰评论《高见》：类似的警醒其实并不算多。
周为民：如果意识形态领域左的东西沉渣泛起，人们还是不放心的，还是有疑虑的，这样就很难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活力了。如果再以简单、强制的方式对待意识形态问题，那就更会导致人心疏离，影响党与社会各群体特别是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同时也会加剧意识形态方面的虚假化，使人们为了安全都以所谓“政治正确”的假话空话互相敷衍，更不用说那些正好以此投机的了。这是道德的堕落、思想的腐败和政治风气的败坏。
海外有些议论常简单化地说邓小平是什么“政左经右”，这个看法不对。邓既不是“经右”，也不是“政左”。邓小平开辟中国改革和现代化的大局，首先是在意识形态上、政治上推进思想解放，排除左的障碍，这样才焕发出全党全社会的生机和活力，才有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和推进，才出现邓小平所说的那种局面：“中国真正活跃起来了”。这就是意识形态对全局的影响。意识形态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注重开放包容，就有感召力、凝聚力，就有全局的主动，反之就会导致全局被动。
凤凰评论《高见》：如何有效防止左的危害？
周为民：要防止左的危害，首先要恰当地认识评估当前意识形态、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不能把思想文化上的一些现象或者问题简单笼统地看成阶级斗争，不能把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以后，意识形态领域的状况看成是战争状态，甚至把党在这个领域的处境，看得跟孤守于四面受困的山头一样。
同时，还需要特别防止那样一种现象：本来是一些机关一些干部自身工作没有做好，但出了问题就编造、夸大“敌情”，滥用什么“敌对势力”作为诿过卸责的遁辞。
经过几十年发展，中国的实力和过去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更有底气，这是好的。但一定要防止轻躁虚骄，不能把强调中国特色狭隘理解为我们在任何方面都独一无二，和任何人不同，别人那套东西统统不足为训。要看到，非常重要的中国特色之一，也是中华文化最显著的特色之一，就是我们中国人、中华文化对外来文化外部文明有足够的包容、吸纳和融合能力，不仅能以“既来之，则安之”的从容大度安顿、欣赏外来文化，而且会以“西天取经”的精神不畏任何艰难地主动去学习外部文化，而且以真诚的敬重对待它，把它尊称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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