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凤凰网主笔 陈芳
赵白鸽，2014年卸任中国红十字常务副会长不久后，随即以全国人大外事委副主任、中国社科院蓝迪国际智库专家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投入到了“一带一路”战略中。65岁的她依然精力充沛，大量走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实地调研。
赵白鸽将“一带一路”提高到了引领全球新秩序的高度来看，绝不只是圈定的国内18个省区市，也不只是沿线的65个国家和地区，在赵白鸽看来，那显然太低估了“一带一路”战略的意义。
赵白鸽认为，全球充满了失序和不平衡发展，世界正渴望更加公正的国际秩序：一个更符合对等与互惠原则的国际治理与经济模式，一个更尊重多元化的全球公共领域，一个更能够统筹全球大多数国家可持续发展，更能够体现休戚与共及“和而不同”理念的全球秩序。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她表示，“一带一路”对新型全球化的意义在于：一是改进全球治理结构，二是创造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一带一路’是从提出到操作，已经成为全球化的重要载体”。
这位剑桥博士，曾担任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中央理事，又是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副主席，有很强的国际组织协调能力，也是一个很好的对外解释者。赵白鸽提出，陈述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首先要强调中国是一个13.8亿人口的世界大国，“这不仅仅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市场概念，更重要的是占世界20%人口的国家所形成的经验及其引以关注的问题，对全世界能产生很大影响”。
中国在走出去过程中，除了经济贸易，必定伴随着软实力的输出，尽管中国并非刻意。输出什么？在赵白鸽看来，除了“世界大同、和而不同”的文化力量，还有中国一整套系统、包容、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以及对新技术的应用。赵白鸽说，新能源、新材料、IT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在全世界发展，而中国最大的特点在于把这些技术应用到数以亿万计的人，而不是几百万人。
占世界人口20%的中国发展经验及问题至关重要
高见：三年后回看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原商务部长高虎城说建设“一带一路”是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当时高层考虑的“两个大局”指什么？
赵白鸽：首先是考虑到全球化趋势，全球化不以人民的意志为转移，是滚滚向前的，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化和人工智能的出现又为全球化插上了翅膀，而且是不可阻挡的。另一方面世界秩序冲突不断，这是由于发展的不平衡造成的。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考虑新一轮的全球治理结构，如何形成新一轮世界秩序，“一带一路”就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我想澄清一点，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设想，但并不代表“一带一路”就是一个中国项目。
在这样的全球化趋势下，中国应该起什么作用？为什么会起这样的作用？
我们陈述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我想首先要强调中国是一个13.8亿人口的世界大国，这不仅仅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市场概念，更重要的是占世界20%人口的国家所形成的经验及其引以关注的问题，对全世界能产生很大影响。我们首先要把中国的事情处理好，在处理好自己事情的过程中，我们也应逐步加入到国际化行列中，参与到世界治理中。
未来评估“一带一路”的两大关键点
高见：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与经济地位不匹配的是相应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因此“一带一路”绝不仅仅是重振过去的贸易通道，也不仅仅是针对沿线国家地区，而是有着更大的“雄心”。您把“一带一路”提高到中国参与和改善国际秩序的高度来看，“一带一路”到底是什么？
赵白鸽：近年来，随着国际格局的深度调整，国际秩序进入一个较长的重组期，全球层面的公共治理或出现巨大真空，一定程度的冲突和失序成为常态。全世界都在渴望更为公正的国际秩序：一个更符合对等与互惠原则的国际治理与经济模式，一个更尊重多元化的全球公共领域，一个更能够统筹大多数国家可持续发展，更能够体现“休戚与共”及“和而不同”理念的全球秩序。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具有优化全球治理和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
建设“一带一路”是完善全球治理、促进世界经济的战略举措。未来评估“一带一路”关键看两点：一是对全球治理结构的影响，二是对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发动过程。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是改进全球治理的新途径。在倡议推进过程中，能够推动全球治理结构优化与全球化要求相匹配，能够改进完善治理结构促进新兴国家主动积极作为，推动全球治理结构调整。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能够创造全球经济增长新动力。在推进建设过程中，能够培育新增长点，提振全球经济，促进沿线国家基础设施更新，寻求持续增长。
中国不仅仅是要有更大的雄心，也要有更大责任。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不仅涉及到13.8亿中国人本身，同时涉及到我们对全球70亿人口的影响。
高见：“一带一路”开启的新秩序大致是怎样的？中国要改善的国际秩序与过去美国等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国际秩序有什么不同？
赵白鸽：“和而不同”、“天下大同”应该作为基本的观察点。“一带一路”引领的新型全球化在以下三个方面实现了全球化本质上的改善与优化：
一是包容性。“一带一路”引领的全球化是包容性的全球化，它不仅涵盖了“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还包括了在技术、环保、标准等领域有优势的发达国家以及一切愿意参与新型全球化的国家。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不同宗教信仰、不同人种之下的共同发展。
二是共赢性。“一带一路”引领的全球化是共赢性的全球化，体现在“一带一路”的合作原则与合作方式两个层面。合作原则是“共商、共建、共享”：通过共商，形成共识，达成共识后将愿景转化为行动；由共识转化出的行动绝不是单边行动，而是各方共同参与的行动，这就是“共建”；共建的成果则一定要惠及所在国人民及所有参与方，方能形成公平正义的“共享机制”，实现可持续的发展。所以“三共”原则在根本上解决了过去剥削/被剥削、掠夺/被掠夺的矛盾，以及全球化存在的零和博弈和发展失衡的矛盾。
合作内容指的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其中，在政策沟通领域，“一带一路”已经对接了逾70个国家和区域合作组织，未来将对接更多的政府、多边组织和国际机构；在设施联通领域，通过“交运贯通、电力接通、能源输通、网信开通”四个子领域的每年数千个项目造福了所有参与国的人民；在贸易畅通领域，近三年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超过3万亿美元，有力地带动了贸易各方的经济发展；在资金融通领域，有104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签署了双边投资协定，亚投行也已迎来70个成员国；在民心相通领域，中国与各国开展了民间合作、教育合作、医疗合作、智库合作等一系列促进“国之交在于亲民”的心与心的交流合作。
三是共享性，我们的目标是促进每个国家和每个人得到平等发展的机会。
高见：“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路径是怎样的？
赵白鸽：首先是目标，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是指不以损害他国为条件，也不以掠夺殖民来获得发展机会，而是共同促进人类的发展和每个人的发展。
模式上，采取联动发展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
路径上，只要是愿意投入到“一带一路”和全球化中的国家，都可以是我们的合作伙伴，没有前置条件，方法就是共商、共建、共享。
“一带一路”不仅仅是针对沿线国家，这一概念是逐渐发展的，包括一切愿意参加全球化、一切愿意共同发展的国家，包括发达国家，都应该进入到“一带一路”进程中来。目前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都参与和支持“一带一路”。
我想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家认识到目前全球化必须有一个有效载体，一个可操作的实施步骤，而“一带一路”为此奠定了很重要的基础。
基础设施在发展中国家有很大空间
高见：“一带一路”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和优先，根据您的调研，落地的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如何？
赵白鸽：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在尊重相关国家主权和安全关切的基础上，沿线国家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技术标准体系的对接，共同推进国际骨干通道建设，逐步形成连接亚洲各次区域以及亚欧非之间的基础设施网络。
基础设施在所有发展中国家有很大的空间。我在巴基斯坦、印尼、哈萨克斯坦、伊朗等国家调研，充分认识到各个国家的发展都经历了中国80年代所走过的路程，特别是农村地区，中国有句话叫“要致富先修路”，基础设施搞好，人才会动起来，资源才会动起来，人员流动才可能带来发展。
两个案例，一个是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中国积极参与和建设，包括电力供给、海水淡化、民用住宅建设，不仅仅是经济，还包括社会、文化和生态建设，比如中国在当地建立了一批学校，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支持的医院，还有社区服务等。我们同时希望对俾路支省乃至巴基斯坦的经济发展产生影响。
另一个案例是印尼的雅加达到万隆的高铁，我走过这段100多公里路，普通公路要走六个小时，现在中国参与的高铁正在建设，基础设施对一个国家和一个国家老百姓带来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
中国进口65%原油92%天然气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
高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的空白，也是对中国国内过剩产能的化解。“一带一路”沿线包括65个国家44亿人口，对中国有什么机遇？
赵白鸽：首先如何理解过剩？过剩是由不同时间和地点决定。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不是过剩，而是急需。我考察了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基础设施非常急需；我也考察过印尼，几万个岛屿与城市的链接，桥梁、港口都是急需。因此，对过剩要有个准确定义，如果能在适当时机、地点造福于当地百姓，满足当地需求，促进当地发展，就不是过剩，而是急需。
当然我们要特别注意对新一代技术的使用，而不应该停留在过去传统工业化基础上。事实上，中国企业在新材料、新能源、信息化技术、轨道交通和工程机械上都采取了新技术，应用于发展中国家。比如太阳能、风能、建筑新材料、IT技术都得到了很好的应用。
“一带一路”沿线包括65个国家和地区，GDP总量达到21万亿美元，是拥有44亿人口、1.04万亿美元贸易额的重要市场。“一带一路”倡议对我国也具有重要意义。我国进口商品中，65%的原油、42%的煤炭、92%的天然气以及35%的棉花均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高见：“一带一路”中，中国企业的参与和走出去的情况怎么样？
赵白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有六个需求：一是法律的需求，比如劳工法律、土地法律、税收政策法律；二是对各国政策的了解，有哪些激励和惩罚性政策，还要对各国政策及走向有充分了解；三是信息，特别涉及到瞬息万变的信息、项目信息、政治经济动态信息；四是汇率风险；五是文化和品牌需求，沿线国家信奉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的都有，如果不了解文化，很难做好人心相通工作；六是很迫切的能力建设问题，中国的改革开放只有四十年时间，取得这样的成就很了不起，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要把发展经验带出去，现在面临特别大的问题是能力建设。
而这些都是相互联系的，蓝迪智库把上述企业需求作为重点，分别设立法律、政策、标准、信息、金融、文化品牌小组等，对企业顺利走出去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国走出去会输出什么？
高见：一带一路既然是构筑国际新秩序的平台，就不仅仅是经济层面平台，还应包含文明互鉴，西方国家经济层面影响他国的同时也在输出价值观，中国在这方面能输出什么？
赵白鸽：中国五千年历史有非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一个民族能生存五千年，一定有其力量，就是文化的力量，比如世界大同、发展、和谐、和而不同，这些理念都将并正在对全球产生影响力。
此外，我们的输出不仅是一个项目，考虑的不仅是五年十年，而是从战略角度考虑几十年甚至百年，输出的是一整套系统、包容、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还有我们的新技术应用。新能源、新材料、IT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在全世界发展，中国一个最大的特点是把这些技术应用到数以亿万计的人，而不是几百万人，中国不仅仅是一个大市场的概念，而是一个拥有13.8亿人的大市场如何把技术引入到发展过程中。
高见：目前或者今后制约中国一带一路战略落地的因素有哪些？
赵白鸽：对全球化的认识和对中国责任的认识，不仅对全球有意义。全球化特别是正义的全球化，一定给全球人带来利益。中国从一个贫瘠国家、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能够对世界治理、经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我们有我们的责任，把我们的经验和思考推出去，对全球产生影响。
我们必须要有和所承担的责任相匹配的快速的能力建设，不仅仅是企业，也包括自身的治理结构，对我们的政府、智库、公民，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必须认识新的全球化，必须持之以恒运作，需要拿出国家的意志、公民的意志，承担起全球责任。
文丨凤凰网主笔 陈芳
赵白鸽，2014年卸任中国红十字常务副会长不久后，随即以全国人大外事委副主任、中国社科院蓝迪国际智库专家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投入到了“一带一路”战略中。65岁的她依然精力充沛，大量走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实地调研。
赵白鸽将“一带一路”提高到了引领全球新秩序的高度来看，绝不只是圈定的国内18个省区市，也不只是沿线的65个国家和地区，在赵白鸽看来，那显然太低估了“一带一路”战略的意义。
赵白鸽认为，全球充满了失序和不平衡发展，世界正渴望更加公正的国际秩序：一个更符合对等与互惠原则的国际治理与经济模式，一个更尊重多元化的全球公共领域，一个更能够统筹全球大多数国家可持续发展，更能够体现休戚与共及“和而不同”理念的全球秩序。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她表示，“一带一路”对新型全球化的意义在于：一是改进全球治理结构，二是创造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一带一路’是从提出到操作，已经成为全球化的重要载体”。
这位剑桥博士，曾担任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中央理事，又是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副主席，有很强的国际组织协调能力，也是一个很好的对外解释者。赵白鸽提出，陈述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首先要强调中国是一个13.8亿人口的世界大国，“这不仅仅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市场概念，更重要的是占世界20%人口的国家所形成的经验及其引以关注的问题，对全世界能产生很大影响”。
中国在走出去过程中，除了经济贸易，必定伴随着软实力的输出，尽管中国并非刻意。输出什么？在赵白鸽看来，除了“世界大同、和而不同”的文化力量，还有中国一整套系统、包容、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以及对新技术的应用。赵白鸽说，新能源、新材料、IT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在全世界发展，而中国最大的特点在于把这些技术应用到数以亿万计的人，而不是几百万人。
占世界人口20%的中国发展经验及问题至关重要
高见：三年后回看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原商务部长高虎城说建设“一带一路”是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当时高层考虑的“两个大局”指什么？
赵白鸽：首先是考虑到全球化趋势，全球化不以人民的意志为转移，是滚滚向前的，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化和人工智能的出现又为全球化插上了翅膀，而且是不可阻挡的。另一方面世界秩序冲突不断，这是由于发展的不平衡造成的。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考虑新一轮的全球治理结构，如何形成新一轮世界秩序，“一带一路”就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我想澄清一点，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设想，但并不代表“一带一路”就是一个中国项目。
在这样的全球化趋势下，中国应该起什么作用？为什么会起这样的作用？
我们陈述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我想首先要强调中国是一个13.8亿人口的世界大国，这不仅仅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市场概念，更重要的是占世界20%人口的国家所形成的经验及其引以关注的问题，对全世界能产生很大影响。我们首先要把中国的事情处理好，在处理好自己事情的过程中，我们也应逐步加入到国际化行列中，参与到世界治理中。
未来评估“一带一路”的两大关键点
高见：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与经济地位不匹配的是相应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因此“一带一路”绝不仅仅是重振过去的贸易通道，也不仅仅是针对沿线国家地区，而是有着更大的“雄心”。您把“一带一路”提高到中国参与和改善国际秩序的高度来看，“一带一路”到底是什么？
赵白鸽：近年来，随着国际格局的深度调整，国际秩序进入一个较长的重组期，全球层面的公共治理或出现巨大真空，一定程度的冲突和失序成为常态。全世界都在渴望更为公正的国际秩序：一个更符合对等与互惠原则的国际治理与经济模式，一个更尊重多元化的全球公共领域，一个更能够统筹大多数国家可持续发展，更能够体现“休戚与共”及“和而不同”理念的全球秩序。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具有优化全球治理和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
建设“一带一路”是完善全球治理、促进世界经济的战略举措。未来评估“一带一路”关键看两点：一是对全球治理结构的影响，二是对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发动过程。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是改进全球治理的新途径。在倡议推进过程中，能够推动全球治理结构优化与全球化要求相匹配，能够改进完善治理结构促进新兴国家主动积极作为，推动全球治理结构调整。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能够创造全球经济增长新动力。在推进建设过程中，能够培育新增长点，提振全球经济，促进沿线国家基础设施更新，寻求持续增长。
中国不仅仅是要有更大的雄心，也要有更大责任。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不仅涉及到13.8亿中国人本身，同时涉及到我们对全球70亿人口的影响。
高见：“一带一路”开启的新秩序大致是怎样的？中国要改善的国际秩序与过去美国等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国际秩序有什么不同？
赵白鸽：“和而不同”、“天下大同”应该作为基本的观察点。“一带一路”引领的新型全球化在以下三个方面实现了全球化本质上的改善与优化：
一是包容性。“一带一路”引领的全球化是包容性的全球化，它不仅涵盖了“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还包括了在技术、环保、标准等领域有优势的发达国家以及一切愿意参与新型全球化的国家。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不同宗教信仰、不同人种之下的共同发展。
二是共赢性。“一带一路”引领的全球化是共赢性的全球化，体现在“一带一路”的合作原则与合作方式两个层面。合作原则是“共商、共建、共享”：通过共商，形成共识，达成共识后将愿景转化为行动；由共识转化出的行动绝不是单边行动，而是各方共同参与的行动，这就是“共建”；共建的成果则一定要惠及所在国人民及所有参与方，方能形成公平正义的“共享机制”，实现可持续的发展。所以“三共”原则在根本上解决了过去剥削/被剥削、掠夺/被掠夺的矛盾，以及全球化存在的零和博弈和发展失衡的矛盾。
合作内容指的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其中，在政策沟通领域，“一带一路”已经对接了逾70个国家和区域合作组织，未来将对接更多的政府、多边组织和国际机构；在设施联通领域，通过“交运贯通、电力接通、能源输通、网信开通”四个子领域的每年数千个项目造福了所有参与国的人民；在贸易畅通领域，近三年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超过3万亿美元，有力地带动了贸易各方的经济发展；在资金融通领域，有104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签署了双边投资协定，亚投行也已迎来70个成员国；在民心相通领域，中国与各国开展了民间合作、教育合作、医疗合作、智库合作等一系列促进“国之交在于亲民”的心与心的交流合作。
三是共享性，我们的目标是促进每个国家和每个人得到平等发展的机会。
高见：“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路径是怎样的？
赵白鸽：首先是目标，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是指不以损害他国为条件，也不以掠夺殖民来获得发展机会，而是共同促进人类的发展和每个人的发展。
模式上，采取联动发展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
路径上，只要是愿意投入到“一带一路”和全球化中的国家，都可以是我们的合作伙伴，没有前置条件，方法就是共商、共建、共享。
“一带一路”不仅仅是针对沿线国家，这一概念是逐渐发展的，包括一切愿意参加全球化、一切愿意共同发展的国家，包括发达国家，都应该进入到“一带一路”进程中来。目前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都参与和支持“一带一路”。
我想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家认识到目前全球化必须有一个有效载体，一个可操作的实施步骤，而“一带一路”为此奠定了很重要的基础。
基础设施在发展中国家有很大空间
高见：“一带一路”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和优先，根据您的调研，落地的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如何？
赵白鸽：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在尊重相关国家主权和安全关切的基础上，沿线国家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技术标准体系的对接，共同推进国际骨干通道建设，逐步形成连接亚洲各次区域以及亚欧非之间的基础设施网络。
基础设施在所有发展中国家有很大的空间。我在巴基斯坦、印尼、哈萨克斯坦、伊朗等国家调研，充分认识到各个国家的发展都经历了中国80年代所走过的路程，特别是农村地区，中国有句话叫“要致富先修路”，基础设施搞好，人才会动起来，资源才会动起来，人员流动才可能带来发展。
两个案例，一个是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中国积极参与和建设，包括电力供给、海水淡化、民用住宅建设，不仅仅是经济，还包括社会、文化和生态建设，比如中国在当地建立了一批学校，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支持的医院，还有社区服务等。我们同时希望对俾路支省乃至巴基斯坦的经济发展产生影响。
另一个案例是印尼的雅加达到万隆的高铁，我走过这段100多公里路，普通公路要走六个小时，现在中国参与的高铁正在建设，基础设施对一个国家和一个国家老百姓带来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
中国进口65%原油92%天然气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
高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的空白，也是对中国国内过剩产能的化解。“一带一路”沿线包括65个国家44亿人口，对中国有什么机遇？
赵白鸽：首先如何理解过剩？过剩是由不同时间和地点决定。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不是过剩，而是急需。我考察了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基础设施非常急需；我也考察过印尼，几万个岛屿与城市的链接，桥梁、港口都是急需。因此，对过剩要有个准确定义，如果能在适当时机、地点造福于当地百姓，满足当地需求，促进当地发展，就不是过剩，而是急需。
当然我们要特别注意对新一代技术的使用，而不应该停留在过去传统工业化基础上。事实上，中国企业在新材料、新能源、信息化技术、轨道交通和工程机械上都采取了新技术，应用于发展中国家。比如太阳能、风能、建筑新材料、IT技术都得到了很好的应用。
“一带一路”沿线包括65个国家和地区，GDP总量达到21万亿美元，是拥有44亿人口、1.04万亿美元贸易额的重要市场。“一带一路”倡议对我国也具有重要意义。我国进口商品中，65%的原油、42%的煤炭、92%的天然气以及35%的棉花均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高见：“一带一路”中，中国企业的参与和走出去的情况怎么样？
赵白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有六个需求：一是法律的需求，比如劳工法律、土地法律、税收政策法律；二是对各国政策的了解，有哪些激励和惩罚性政策，还要对各国政策及走向有充分了解；三是信息，特别涉及到瞬息万变的信息、项目信息、政治经济动态信息；四是汇率风险；五是文化和品牌需求，沿线国家信奉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的都有，如果不了解文化，很难做好人心相通工作；六是很迫切的能力建设问题，中国的改革开放只有四十年时间，取得这样的成就很了不起，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要把发展经验带出去，现在面临特别大的问题是能力建设。
而这些都是相互联系的，蓝迪智库把上述企业需求作为重点，分别设立法律、政策、标准、信息、金融、文化品牌小组等，对企业顺利走出去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国走出去会输出什么？
高见：一带一路既然是构筑国际新秩序的平台，就不仅仅是经济层面平台，还应包含文明互鉴，西方国家经济层面影响他国的同时也在输出价值观，中国在这方面能输出什么？
赵白鸽：中国五千年历史有非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一个民族能生存五千年，一定有其力量，就是文化的力量，比如世界大同、发展、和谐、和而不同，这些理念都将并正在对全球产生影响力。
此外，我们的输出不仅是一个项目，考虑的不仅是五年十年，而是从战略角度考虑几十年甚至百年，输出的是一整套系统、包容、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还有我们的新技术应用。新能源、新材料、IT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在全世界发展，中国一个最大的特点是把这些技术应用到数以亿万计的人，而不是几百万人，中国不仅仅是一个大市场的概念，而是一个拥有13.8亿人的大市场如何把技术引入到发展过程中。
高见：目前或者今后制约中国一带一路战略落地的因素有哪些？
赵白鸽：对全球化的认识和对中国责任的认识，不仅对全球有意义。全球化特别是正义的全球化，一定给全球人带来利益。中国从一个贫瘠国家、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能够对世界治理、经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我们有我们的责任，把我们的经验和思考推出去，对全球产生影响。
我们必须要有和所承担的责任相匹配的快速的能力建设，不仅仅是企业，也包括自身的治理结构，对我们的政府、智库、公民，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必须认识新的全球化，必须持之以恒运作，需要拿出国家的意志、公民的意志，承担起全球责任。
政治向左，经济向右？不少人对中国当下时局的这一判断，契合了部分精英群体的困惑。即使是针对党内而突出强调的政治纪律与政治规矩，以及不得妄议中央，其所带来的震动已扩至整个社会层面。
如何读懂十八大后的中国时局？去年底，深圳，第二届大梅沙论坛期间，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周为民接受凤凰评论《高见》栏目独家访谈。
周为民认为，十八大后，以反腐败为重点的全面从严治党有很强的现实必要性和紧迫性，就其应有的目的来说，反腐包含三重意义：重振纲纪，重建官场生态，重新澄清基本的政治伦理，“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周为民亦指出，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健全发展党内民主，有效保障党员能够行使党章确认的党员的权利（当然与遵守党的纪律、履行党员义务相一致），从而凝聚起广大党员。
对当下一些党内外人士对时局的困惑，周为民向凤凰网强调，意识形态给社会各群体提供的预期具有全局影响力，因此要正确恰当评估当前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
访谈嘉宾：周为民 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
凤凰评论《高见》栏目访谈员：凤凰网主笔陈芳
突出全面从严治党有三重含义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十八大后格外强调全面从严治党且力度空前？
周为民：从严治党是历来强调的，但十八大以来，突出强调从严治党的确有特殊重要性和紧迫性。十八大提出党要经受四大考验、化解四种危险（四大考验，指长期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和外部环境的考验；四种危险，即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突出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从严治党，现在集中体现在反腐上，首先是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为什么？若干年来，种种矛盾、问题非常突出，得不到有效处理，不断积累加剧，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纲纪废弛，腐败的滋生蔓延也与此有直接的关系。这种情况任其发展下去，的确很危险。
凤凰评论《高见》：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有着很强的问题导向，是针对什么问题？
周为民：重振纲纪的同时，是要重建官场生态。多年纲纪废弛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官场生态的恶化，出现很多匪夷所思的现象，官场生态已经恶化到相当严重的地步，这种局面必须扭转。
与这两点相联系，是要澄清一些基本的政治伦理。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也直接导致政治伦理上一些基本的是非、善恶、荣耻的错乱。一些官员似乎已经不知道、不在意作为一个官员（更不用说作为共产党的干部），真正的体面和尊严在哪里、是什么了。而这种状况对社会是有极强烈的腐蚀性的，是造成社会风气败坏的重要原因之一。
凤凰评论《高见》：你刚才讲的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政治伦理错乱等问题，长期积累，甚至官场中不少人习以为常，为什么这个问题过去没有得到解决？
周为民：口号一直是都有的，但怎么以有效的措施，特别是从制度层面体现从严治党，一直是比较薄弱的，这就导致了这些后果。如果没有良好的体制制度，执政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又掌握如此巨大的权力和资源，党就会一直处在危险之中。严重的腐败问题就说明了这一点。一些地方出现塌方式大面积腐败，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这样最高层级上的腐败，还不说明党的肌体正在发生变质吗？当然这还是局部的变质，但其严重程度也已经触目惊心了。从这方面来看，十八大后强调全面从严治党，特别是以反腐败为重点来从严治党，其应有的意义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党内民主为反腐提供制度保障
凤凰评论《高见》：强力反腐，从严治党，但在过程中，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比如认为反腐是不是选择性？还有党内出现人人自危的现象，一些人感慨过去大环境如此，现在来抓是不是人人都有问题。这种声音背后其实是对反腐的不确定，对这种声音你怎么看？
周为民：这些问题都需要重视，但首要的和最紧急的是要遏制住腐败，这是救党、救军之举的要求。否则任其发展下去，腐败导致亡党亡国不是一句空话。
全面从严治党，根本任务是制度建设，制度建设除党自身的制度改革，还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等等，这些都是与全面从严治党联系在一起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不仅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同时有深刻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对反腐败来说也是一项治本之策。我一再讲，腐败是什么问题？腐败是官场侵犯市场的问题，是本来应该由市场配置的资源，被过多控制在权力手中导致的。因此，明确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为目标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尽可能把由权力过多控制的资源交还给市场，既是完善市场体制的要求，同时对腐败也具有釜底抽薪的作用。
凤凰评论《高见》：从党的建设角度来讲，制度上体现从严治党，最根本的是什么？
周为民：从制度建设上体现从严治党，根本还是要认真推进发展党内民主。对民主的理解，首先我想应该从功能的意义上去理解。
凤凰评论《高见》：而不是从意识形态。
周为民：对，从功能意义上来理解民主，民主的实质就是权力制衡。一定要在这方面着力，按照这样的方向真正发展党内民主，来推进党的建设和制度改革。包括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当中非常关键的干部制度改革，也要按照发展和健全民主制度的方向来思考设计。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避免干部队伍的逆淘汰现象，体制制度的缺陷导致真正优秀的干部上不来，能够上来的有不少往往是投机钻营、吹牛拍马和一味谋取官位来谋求私利的。如果这种逆淘汰现象得不到纠正，一定带来整个干部队伍的劣质化，这对执政党来说是致命的。
警惕党的领导机关和干部脱离广大党员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要强调政治规矩？
周为民：充分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这同样是治党中一个具有基础性的问题。按照党章规定，保证每一个党员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包括提出意见建议、批评和要求的权利，要认真对待，充分保障，否则党心是凝聚不了的。
凤凰评论《高见》：怎么理解妄议中央？
周为民：我们党历来强调执政党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我多次讲在这个最大危险当中，首先存在的一个危险，就是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脱离广大党员。如果这样，这个党人数再多也是没有力量的，因为没有向心力、凝聚力，党员感受不到自己的民主权利。很多普通党员，面对转型时期的矛盾和危机，的确是忧党忧国的，可以说谈到很多问题都是痛心疾首的，但是没有足够有效的渠道来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建议和批评，甚至总是处在被压制的状态，这样一定导致实际上的人心离散。
凤凰评论《高见》：有分析认为现在是重新唤醒党章，它和党章规定的党员民主权利是一种什么关系？
周为民：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治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去健全发展党内民主，让广大党员能够切实行使党章规定的权利，从而有认同感、归属感、荣誉感。
凤凰评论《高见》：正本清源怎么讲？
周为民：正本清源，就是一定要澄清过去在党的基本理论上存在的一些教条式理解和错误观点。
例如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这是一直强调的，但现实当中一个不必讳言的现象，就是马克思主义好像越来越不被人当回事，甚至认为那套东西过时了、没用了。这样一种现实跟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地位形成巨大反差。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不少人也在不断呼吁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建设，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但为什么效果还是不理想？
如果把这样的问题简单归结为所谓政治立场和西方影响，那是不得要领的。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们长期所了解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基本是从苏联来的，是和苏联模式相联系的一套意识形态观念体系。这套东西跟本来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是有重大区别的，用中央的话来说，就是其中存在不少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是这些东西错了，过时了，但它一直被误以为就是正宗的标准的马克思主义，所以很多人好像理所当然地认为马克思主义错了，过时了。这是一个莫大的误解。
另一方面，针对这个问题，强化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固然重要，但如果其中的不少内容，还在沿袭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还把它当成是马克思主义，那么越是强化对这些东西的宣传，就越是适得其反。
当下意识形态领域仍需正本清源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今天我们依然要强调正本清源？
周为民： 邓小平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提出在党的思想理论上正本清源的任务，强调要重新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是和正本清源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要把思想从苏联模式和苏联意识形态的长期束缚中解放出来。
今天既然要全面深化改革，而且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也就需要继续推进这项工作，继续正本清源，不能够再把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当作是马克思主义来传播、强化。
凤凰评论《高见》：邓小平提出这个问题30多年了，我们的市场经济也实行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今天反复出现这一问题？
周为民：这个原因也是比较复杂的。正本清源这项工作确实取得很大的成效，集中到一点就是新的理论创造，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也一再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革命性的改革的命题。很多人问什么叫中国特色，所谓中国特色，一般讲当然是立足中国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但是不要忘记它最直接最现实最深刻的含义，是强调一定要摆脱苏联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相对于苏联式社会主义来说的。
凤凰评论《高见》：现在提出正本清源，正什么，清什么？
周为民：还是进一步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认识。
改革开放一开始所面临的思想理论上的主要障碍，就是左的东西，每向前走一步，都是在克服这些阻力。这些左的东西虽然存在，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作用是有限的，因为改革在顺利推进，社会普遍受益，那些左的声音起不了太大作用。
但是近若干年情况有所不同，转型时期、转轨过程当中很多矛盾问题在积累加剧，有些问题发展到相当严重甚至失控的程度，引起社会上很多群体的广泛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就容易任意想象过去，任意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觉得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好像没有贫富悬殊、社会不平等、官场腐败等现象。这实际是因为对现实不满而导致的一种对过去的想象。
对现实不满的人开始想象、美化旧体制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会出现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
周为民：左的极端思潮认为，这都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带来的，解决办法就是要重新肯定过去的体制，甚至公开主张要重新肯定文化大革命。因为矛盾、问题的积累加剧，这样一种左的极端思潮，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相当的蛊惑力。在意识形态上，如果利用民众的不满，来重新主张过去的一些极端的左的思想和观点，那就是严重的问题了。对这种极端的左的东西是需要特别警惕的，包括各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
事实上，改革开放不仅仅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也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这一点很多人不能接受，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搞市场经济搞出这么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贫富差距这么大，怎么还敢说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对收入差距包括更重要的财产差距，是要认真来对待的，但是以为旧体制之下很平等，没有这些问题，那完全是不符合事实的。
凤凰评论《高见》：具体指什么？
周为民：想一想旧体制下中国的农民，想想中国农民的当代命运和他们遭受过的重重苦难。旧体制以诸如户籍制度、商品粮制度、城市消费品配给制度、就业福利保障制度等等。所有这些制度、政策构成一道坚硬的壁垒来隔绝城乡，把农民挡在城市之外，人为地把社会成员划分为两类不同身份的人，一类是乡下人，农民，一类是城里人，职工，由这种身份的不平等带来的是全面的机会不平等，几乎一切机会对农民都是封闭的。这是举世罕见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是在人的基本权利上的严重不平等。当然计划经济有它不得不这样做的苦衷，但毕竟这是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完全不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
凤凰评论《高见》：这种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是怎么打破的？
周为民：是改革开放打破的。农民终于有了进城的自由，以及到城里去打工挣钱、争取脱贫致富的权利，这是不是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当然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包括农民工的地位、待遇、所受到的歧视等等，而现在这些问题，恰恰是旧体制之下严重的不平等还没有完全消除的表现。
认为旧体制之下没有腐败，又是一个任意的想象，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旧体制之下那样一种高度集中的权力，甚至是绝对的权力，你说会没有腐败？
凤凰评论《高见》：但大家观感上觉得旧体制之下好像比较清廉。
周为民：一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货币化程度很低，所以那时的腐败主要不表现在贪了多少钱，而是表现在各种特权上，倚仗特权的各种各样腐败同样是触目惊心的。改革开放以后，搞市场经济，经济的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这时的腐败更多表现在倚仗权力来攫取钱财。
第二个原因是过去旧体制之下，整个社会的公开透明程度是很低的，很多情况民众根本不可能知道。现在信息传播方式、传播技术的变化，已经大大提高了信息的公开透明程度。
极端的左的思潮，包括主张用过去的办法，甚至文革的办法，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他们所使用的基本思想资源，就是过去被高度简单化、教条化了的阶级斗争理论，而他们对阶级、阶级斗争理论的理解，基本上沿袭苏联意识形态和过去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这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这样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一定要出大乱子。哪有执政党主张阶级斗争的？执政党的基本责任是要尽可能充分维护全社会各个群体的利益，最大限度地促进全社会的团结与和谐，防止社会出现阶级分化，而决不能鼓动社会对立，制造所谓阶级斗争。
这些问题都需要从基本的理论上去做进一步澄清。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一定不能够背离这个方向。左的东西的要害就是动摇、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对这样一套左的东西不能够含糊、暧昧、甚至迁就，更不能够有意无意去试图利用。
左的思潮一旦蔓延，会严重恶化党内和社会上的政治风气，一定导致很多宵小之徒的政治投机。要看到，在中国凡是政治投机，总是向左的方向去投机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邓小平就中国发展的全局和长远提出的最重要的告诫之一，不能忘掉。
意识形态要给公民提供安全的预期
凤凰评论《高见》：常听到不少人提出这样的困惑：一方面我们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市场资源起决定作用、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提高现代治理能力，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方面又感觉到呈现收紧态势。中国究竟往什么方向走？
周为民：意识形态是有全局影响力的，因为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是提供预期，对企业家也好、知识分子也好、社会各群体也好，起到一种提供预期的作用。环境是不是安全、对未来是不是确定，人们会通过意识形态的状况来作出判断。为什么说极左的东西有害呢，就是因为它提供的是一种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
意识形态的核心目的，是要赢得人心、凝聚人心。如果在意识形态上整天喊打喊杀能凝聚人心吗？那不是造成人心恐慌吗？因此一旦意识形态上给社会提供的是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在其他各个方面都会产生不良影响。
凤凰评论《高见》：类似的警醒其实并不算多。
周为民：如果意识形态领域左的东西沉渣泛起，人们还是不放心的，还是有疑虑的，这样就很难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活力了。如果再以简单、强制的方式对待意识形态问题，那就更会导致人心疏离，影响党与社会各群体特别是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同时也会加剧意识形态方面的虚假化，使人们为了安全都以所谓“政治正确”的假话空话互相敷衍，更不用说那些正好以此投机的了。这是道德的堕落、思想的腐败和政治风气的败坏。
海外有些议论常简单化地说邓小平是什么“政左经右”，这个看法不对。邓既不是“经右”，也不是“政左”。邓小平开辟中国改革和现代化的大局，首先是在意识形态上、政治上推进思想解放，排除左的障碍，这样才焕发出全党全社会的生机和活力，才有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和推进，才出现邓小平所说的那种局面：“中国真正活跃起来了”。这就是意识形态对全局的影响。意识形态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注重开放包容，就有感召力、凝聚力，就有全局的主动，反之就会导致全局被动。
凤凰评论《高见》：如何有效防止左的危害？
周为民：要防止左的危害，首先要恰当地认识评估当前意识形态、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不能把思想文化上的一些现象或者问题简单笼统地看成阶级斗争，不能把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以后，意识形态领域的状况看成是战争状态，甚至把党在这个领域的处境，看得跟孤守于四面受困的山头一样。
同时，还需要特别防止那样一种现象：本来是一些机关一些干部自身工作没有做好，但出了问题就编造、夸大“敌情”，滥用什么“敌对势力”作为诿过卸责的遁辞。
经过几十年发展，中国的实力和过去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更有底气，这是好的。但一定要防止轻躁虚骄，不能把强调中国特色狭隘理解为我们在任何方面都独一无二，和任何人不同，别人那套东西统统不足为训。要看到，非常重要的中国特色之一，也是中华文化最显著的特色之一，就是我们中国人、中华文化对外来文化外部文明有足够的包容、吸纳和融合能力，不仅能以“既来之，则安之”的从容大度安顿、欣赏外来文化，而且会以“西天取经”的精神不畏任何艰难地主动去学习外部文化，而且以真诚的敬重对待它，把它尊称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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