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翻阅日历》杂志2008年第7期

半个多世纪以前，四川西部和西藏东部有一个完整的省建制，叫“西康省”，著名的《康定情歌》就出自这个省份，“跑马溜溜地山哟，一朵溜溜的云哟，端端溜溜地照在，康定溜溜地城哟，月亮弯弯，康定溜溜地城哟”，这个“康定城”是西康省会，省主席刘文辉上将在此办公。

西康作为省份，酝酿于1935年7月，消失于1955年7月，前后加起来，只有20年寿命，但在这短短的20年历史中，有一种奇异的现象曾经格外引人注目。

1939年，影视教育大师孙明经摄制记录片《西康》，他曾惊讶地发现，西康校舍大多坚固宽敞，相比之下，政府机构破烂不堪。在影片中，孙老师使用对比剪辑手法，突化了这个特点。此外，他还拍摄了大量图片，其中两幅颇具深意。其一是德格县小学生合影，背后是高大气派的校舍，即使今天看，一点也不寒酸。其二是义敦县长站在县政府门前，县政府不是大楼，而是石头垒起来的平房，为了防止倒塌，两条长长的原木支撑着它的前脸。如果不是孙老师做了注释，今人很难相信，这是西康省十分重要的政府机构。

孙老师问县长:“为什么县政府的房子总是不如学校？”

县长答:“刘主席有令，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

实际上，这是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现象，并非西康省独有，只是刘文辉对违反这种传统的官员处罚最烈。想一想1916年的首都北京，有哪座政府建筑或商务驻地能比北大红楼更强？红楼在那个时代如此耀眼，除了里面坐着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周作人，还因为它是首都最高大气派的洋建筑。在世俗社会中，这是一种奢望，是一种令人难以企及的荣耀。再想想1919年的清华图书馆，有哪座非教育机构敢与之比肩？清华图书馆一层是玻璃地板，商人来了，一样觉得敬畏。清华科技馆空调一转，四季如春，没有人知道原子弹功勋科学家大多在这里成长，但看到这样的国内一流条件，你会相信顶尖级人物在别处出现吗？

在川康地区，握有实权的将军纷争不和，但却有一个共同特点——因为自己是读书人，因此格外重视各级教育，最喜欢建学校和豪华图书馆——重庆市长杨森上将如此，四川省主席刘湘上将如此，西康省主席刘文辉上将也是如此。刘文辉兴建了成都建国中学，他儿子是共产党校长，培养了一批地下共产党学生，比如《红岩》的作者罗广斌。刘文辉的五哥刘文彩，抗战期间耗资2.5亿，兴建人间最美丽的安仁文彩中学，他立碑言志，“学校成立之日，刘家对之不再拥有所有权和使用权”，但他重金聘请各地名师，每年把2000亩良田的收入捐给学校，设立“清寒补助金”。

重教之风，上行而下效，所以巴塘县长赵国泰在公务之外兼做小学教师，代讲语文课。最关键的是，这是一种精神和社会愿望，以牺牲眼前利益为成本，铸造民族的未来力量。

后来，西康省消失了，巴塘和义敦并入四川。再后来，义敦消失了，降级为巴塘县的一个区。德格建制倒是没变，却成了贫困县。随着这些古代行政区划成为历史，学校拥有最好楼宇的传统也消失了，成为日渐模糊的遥远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