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

冰心

本文摘自:《1937-1984:梁思成、林徽因和他们那一代文化名人》 作者:岳南 出版:海南出版社

梁、林一家搬到北总布胡同的四合院后，由于夫妇二人所具有的人格与学识魅力，很快围聚了一批当时中国知识界的文化精英，如名满天下的诗人徐志摩、在学界颇具声望的哲学家金岳霖、政治学家张奚若、哲学家邓叔存、经济学家陈岱孙、国际政治问题专家钱端升、物理学家周培源、社会学家陶孟和、考古学家李济、文化领袖胡适、美学家朱光潜、作家沈从文和萧乾等等。

这些学者与文化精英常常在星期六下午，陆续来到梁家，品茗坐论天下事。据说每逢相聚，风华绝代、才情横溢的林徽因思维敏锐，擅长提出和捕捉话题，具有超人的亲和力和调动客人情绪的本领，使众学者谈论的话题既有思想深度，又有社会广度，既有学术理论高度，又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可谓谈古论今，皆成学问。随着时间的推移，梁家的交往圈子影响越来越大，渐成气候，形成了20世纪30年代北平最有名的文化沙龙，时人称之为“太太的客厅”。对于这个备受世人瞩目，具有国际俱乐部特色的“客厅”，曾引起过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文学青年的心驰神往。

当时正在燕京大学读书的文学青年萧乾，通过时任《大公报》文艺版编辑、青年作家沈从文，在该报发表了一篇叫做《蚕》的短篇处女作小说，萧见报后心中颇为高兴，“滋味和感觉仿佛都很异样”。而令这位文学青年更加高兴甚至感动的事接着出现了，对于当时的场景，多年后萧乾本人做过这样的描述:

几天后，接到沈先生的信（这信连同所有我心爱的一切，一直保存到1966年8月），大意是说:一位绝顶聪明的小姐看上了你那篇《蚕》，要请你去她家吃茶。星期六下午你可来我这里，咱们一道去。那几天我喜得真是有些坐立不安。老早就把我那件蓝布大褂洗得干干净净，把一双旧皮鞋擦了又擦。星期六吃过午饭我蹬上脚踏车，斜穿过大钟寺进城了。两小时后，我就羞怯怯地随着沈先生从达子营跨进了总布胡同那间有名的“太太的客厅”。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林徽因。如今回忆起自己那份窘促而又激动的心境和拘谨的神态，仍觉得十分可笑。

然而那次茶会就像在刚起步的马驹子后腿上，亲切地抽了那么一鞭。……1935年7月，我去天津《大公报》编刊物了。每月我都到北平来，在来今雨轩举行个二三十人的茶会，一半为了组稿，一半也为了听取《文艺》支持者们的意见。（林徽因）小姐几乎每次必到，而且席间必有一番宏论。（《一代才女林徽因》载《读书》1984年第10期）

当然，这个时期和林徽因打交道的不只是像萧乾这样的傻小子兼文学青年，一旦承蒙召见便受宠若惊、感激涕零。有一些在文学创作上成就赫然者，特别是一些女性不但不把林氏放在眼里，还对此予以嘲讽。与林徽因过从甚密的作家李健吾曾对林徽因的为人做过这样的描述:“绝顶聪明，又是一副赤热的心肠，口快，性子直，好强，几乎妇女全把她当作仇敌。”为此，李健吾还加以举例说明:“我记起她（林徽因）亲口讲起一个得意的趣事。冰心写了一篇小说《太太的客厅》讽刺她，因为每星期六下午，便有若干朋友以她为中心谈论种种现象和问题。她恰好由山西调查庙宇回到北平，带了一坛又陈又香的山西醋，立即叫人送给冰心吃用。”对于这一趣事，李健吾得出的结论是:林徽因与冰心之间“她们是朋友，同时又是仇敌”。

导致这种情形的原因，则是“她（林）缺乏妇女的幽娴的品德。她对于任何问题（都）感到兴趣，特别是文学和艺术，具有本能的、直接的感悟。生长富贵，命运坎坷，修养让她把热情藏在里面，热情却是她生活的支柱。喜好和人辩论———因为她热爱真理，但是孤独、寂寞、抑郁，永远用诗句表达她的哀愁”。

与萧乾不同，据可考的资料显示，李健吾与林徽因相识是在1934年年初，当时林读到《文学季刊》上李氏关于《包法利夫人》的论文后，极为赞赏，随即写信致李健吾，并约来“太太客厅”晤面。与文学青年不同的是，李在年龄上只比林小两岁，而且差不多在十年前就发表作品、组织社团，在文坛上已经算是个人物了，因而双方见面后，李没有像萧乾那样一副诚惶诚恐的傻小子兼土老帽相，而是在平起平坐的位置上把林引为知己的。这也是后来李对林的性格分析较之萧乾等文学青年更趋公正、切实、深刻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