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战之争，是甲午战争期间朝野共同关注的问题之一，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清政府的对日战略决策的确定，与甲午战争的最后胜败关系至大。对此，历来多有论列和评说。然前此的研究存在很大不足之处，即一般皆着眼于帝后党争，并视和战之争与帝后党争为一回事。其实，甲午和战之争的情况相当复杂，远不是帝后党争所能涵盖得了的，有必要再做进一步的探讨。

一 甲午和战之争与帝后党争的关系

甲午和战之争与帝后党争是一种什么关系？范文澜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一书中写道:“中日战争与清政府帝后党争有密切关系。帝党主战，要在战争中削弱后党；后党主和，要保存自己的实力。两党借和战争夺权利，随着军事的惨败，后党在政争中反取得胜利。”(1)照此说法，帝党主战，后党主和，甲午战争不啻一部帝后党争史。这一观点长期为学术界所接受，笔者亦曾信之不疑。但进一步的考察表明，此论殊难自圆其说，还是需要重新考虑的。

甲午和战之争的发生要早于帝后党争，二者并不是同步的。早在甲午战争爆发前的一个多月，清政府内部的和战分野已经开始显现出来。先是在6月中旬，日本已经派大军进入朝鲜，兵力远在中国之上，占有绝对优势。于是，便提出各种借口赖在朝鲜不走，以伺机挑起对中国的战争。当时，清朝驻外官员看得比较清楚，建议速调兵力，加强战备。如驻日公使汪凤藻致电李鸿章，指出日本现在朝“布置若备大敌”，我“似宜厚集兵力，隐伐其谋”。李复电不以为然:“日性浮动，若我再添兵厚集，适启其狡逞之谋。因拟必战，殊非伐谋上计。”(2)驻朝总理交涉通商事宜袁世凯与王凤藻同见，亦致电李鸿章，提出:“似应先调南洋水师迅速严备，续备陆兵。”(3)李仍置之不理，声称:“倭兵分驻汉(城)、仁(川)，已占先着。我多兵逼处，易生事；远扎，则兵多少等耳。……我再多调，倭亦必添调，将作何收场耶？今但备而不发，续看事势再定。”(4)汪、袁认为，朝鲜形势一触即发，日本有备而来，必求一逞，我必须早为战备；李则认为，“拟必战”是为过虑，以避免“生事”为要，力求保全和局。此时，和战的分野已经很清楚了。但这种上官与下属之间在和战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与帝后党争是完全无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