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党罢孙不成，又策划易李(鸿章)。中日虽已宣战，但帝党认为李鸿章本无抗敌决心，张謇致函翁同龢称:“此次津意亦何尝欲战，迫于上旨，……窃料津之为和约稿，已在其胸中矣。”(42)适在此时，湖南巡抚吴大澂自请带兵北上，得到朝廷允准。光绪又谕枢臣南北洋添帮办。于是，总理衙门致函李鸿章称:“惟当此军务倥偬之际，事极繁重，若无人相助为理，心力过劳，颇廑宸念。……如有才略优长，堪资谋断，为阁下所深知者，似可酌举一人，请旨帮办一切事宜，以资襄助，于时局较有裨益。”(43)但总理衙门并未同时寄给南洋告添帮办，故此举表面上是为李鸿章增加助手，实则嫌其指挥军事不得力也。对于吴氏带兵北上一事，朝野都很关注，猜想与北洋帮办有关。这应该说是不错的。如张謇致翁同龢函即称:“湘抚之请自效，适与令津举帮办之说事会相凑。”(44)其实，吴氏本人也正有这种想法。他在起程北上前奏称:“臣以忠信励将士，将以伸天讨，而振军威，似可与李鸿章相辅而行。”(45)即微露此意。然此事早在李鸿章意料之中，当即复信反对:“鸿章职司所在，自当力为其难。军情瞬息万变，遇事须当机立断，乃能齐一视听，迅赴戎机。……若两帅同办一事，则往往意见参差，徒添牵掣，贻误滋多。”并特别点出吴氏“平素不甚知兵”。(46) 这样，北洋添帮办之事，既为李鸿章所拒绝，帝党便打算实行易李的计划。

此后，参奏李鸿章者甚多。如志锐于8月23日便以李鸿章“衰病侵寻”为由，奏请“简派重臣至天津视师”。24日，御史钟德祥抨击李鸿章“至今不肯杀敌，居心叵测”，“淮军御倭又类瘫痪”，建议朝廷“特旨迅简将帅，以顾要边，以振全局”。(47)25日，户部右侍郎长麟则奏请“特简主将督办军务，以一事权而资攻取。”(48)其真实意图，是希望恭亲王奕訢出来收拾局面，一则抑制后党，一则剥夺李鸿章的军权。(49)但是，军机处先后两次讨论志锐和钟、长的建议，皆以所言非实，予以驳斥。26日这天，竟有三位官员同时参奏李鸿章:一是主事裕绂，认为李鸿章“年过七旬，非复少年英锐，虽数十年练兵糜饷，始终一‘和’字横亘于胸中，就使其行阵，亲临指授方略，胜负之数尚在难必”，建议另选主帅，宜“早为之计”(50)；二是文廷式，奏参李鸿章“侵夺暮气”，“本心都无战志，属僚承其意旨”，无人肯战；三是给事中余联沅，指斥李鸿章“贻误大局者”有六事，外间传说“无不以秦桧目之”，“膺此巨任，竟有万不能胜者”，奏请“迅简知兵之大臣，出统其师”。而军机处讨论时，再次遭驳。其驳语有云:“李鸿章身膺重寄，历有年所，虽年逾七旬，尚非衰耄；且环顾盈庭，实亦无人代此任者。所奏无庸置议。”(51)帝党在易李问题上又遭到了失败。

在此阶段中，帝党积极主战，想扳倒一心主和的对立面，因发动罢孙和易李，然皆未成功。期间，慈禧还站在幕后，结局尚且如此，这预示着随着和战之争的发展，帝党是绝无成功的可能的。

第二阶段，从9月17日到10月26日，是后党公开推行和议方针与帝党抵制未成的阶段。

如果说慈禧在前一阶段是站在幕后的话，那么，在这一阶段却急不可待地走到前台了。先是在8月13日，李鸿章致电总理衙门称:“俄似有动兵逐倭之意。”又引述俄国驻华参赞巴福禄(Aleksandr Tvanvich Pavlov)转述其公使咯西尼(Aruthur P. Cassini)的话说:“朝鲜之事，俄国有激而起，毫无自利之心。”(52)16日，枢府会商李电，翁同龢“力言俄不能拒亦不可联，总以我兵能胜倭为主，勿盼外援而疏本务”。(53)光绪甚以为是，当天由总理衙门寄李鸿章一电旨:“俄有有动兵逐倭之意，此非我所能阻，然亦不可联彼为援，致他日借词要索。总须先由我兵攻剿得胜，则俄虽派兵续出，亦落我后。”(54)尽管光绪采纳翁氏之言，否决了李氏的联俄主张，但慈禧却同李氏一样，都抱有联俄的幻想。所以，李电便成为后来慈禧探询和议的张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