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后，即7月18日，枢府诸臣始复奏会议的结果，一方面称:“倭以重兵驻韩，日久未撤，和商迄无成议，不得不速筹战事，此乃一定之法。”另方面，又讲了四层意思:(一)“如倭人果有悔祸之心，情愿就商，但使无碍大局，仍可予以转圜。此亦不战而屈人之术也。”(二)“刻下各国皆愿调停，而英人尤为著力，……我若遽行拒绝，恐英将暗助倭人，资以船械，势焰益张。”(三)“兵端一起，久暂难定。中国沿海地势辽阔，乘虚肆扰，防不胜防。又当经费支绌之时，筹款殊难为继。此皆不可不虑者也。”(四)“现察倭人之意，以整理朝鲜内治、保其土地为主，只以中国允其商议不甚切实，但催令先行撤兵，是以未能就范。此时既派大兵前往与之相持，亦可不必催令撤兵。”(17)此奏实是中枢内部和战两派妥协的产物，虽决定采取和商与进兵并行，却是以和商为主，盖与会的多数王大臣尚幻想日本“有悔祸之心”也。此奏显然与光绪“撤兵可讲，不撤不讲”的意思相悖，但光绪没有表示不悦，只谕催李鸿章“速筹战事”(18)，其主战之意可知。

当时，许多主战的官员对枢府会议的复奏不满，如给事中余联沅奏称:“当此之时，能守而后可以言战，能战而后可以言和。……计必出于万全，事勿持夫两可。”(19)“两可”者，系批评复奏首鼠两端，和战两歧也。翰林院编修曾广钧更条陈统筹全局集中全力击败日本方略，提出:“中国可以乘此机会，一意主战，……以必灭日本为成算，以一劳永逸为至计，以久大之量运之，虽三年克之不以为缓，以中国全力赴之，虽竭内地之人民财赋不以为惫，然后大功可收，全局可固。”(20)其他坚持主战的官员尚多，毋需一一具引。与此同时，李鸿章则一直同日本驻天津领事荒川已次保持秘密接触，还准备派特使赴日，与日相伊藤博文商谈和解办法。日本政府也表示不反对李的特使访日。(21)这是丰岛海战爆发前两三天的事情。李派特使赴日就有消弭战端之法吗？原来其法就是赂日。据李氏幕下的吴汝纶《复陈右铭书》称:“倭事初起，廷议欲决一战，李相一意主和，中外判若水火之不相入。当时倭人索六百万，李相允二百万，后增至三百万，而内意不许。”(22)可知李派特使赴日不过是想在赂银的数量上讨价还价而已。所以，中枢内部和战两派的暂时妥协，并不表示在清政府内部和战之争已经偃旗息鼓了，而这时的和战之争也不能说就是帝后党争。

以上情况表明，在甲午战争爆发前的一个多月内，由于日本在朝鲜屡次挑起事端，以伺机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因此清政府内部出现了主战与和战两种主张的争论。光绪是主战的，而慈禧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也作出一种主战的姿态，所以，将当时的和战之争和帝后党争看成一回事，也是没有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