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主和不一定全错，主战也不一定全对。要对甲午和战之争的性质作出判断，必须考虑到其时间与条件，并以实践及其效果为标准。应该说，对于中国来说，尽管日本蓄谋挑起战端，但还是存在有利于和的机会的，就看能不能及时地抓住。如早在战争爆发的半个月前，太原镇总兵聂士成默察朝鲜形势，认为实行战略退却是为上策，力请“班师”，速“派轮接队内渡，免起衅端”。并致电李鸿章称:“我军本奉命平韩乱，非与倭争雄也。倭乘间以水陆大队压韩，据险寻衅，蓄谋已久。又敌众我寡，地利人和均落后著，与战，正堕彼术中。今匪乱已平，正可趁此接队内渡，免资口实。此老子不为人先之谋，亦兵家避实就虚之计。况韩为泰西通商之国，岂容倭人鲸吞？……否则，倭将先发制我，衅端一启，大局可危。”(77)这个建议非常正确，也非常及时，在军事上已失先着的情况下，实行积极的战略退却是惟一切实可行的选择。若此建议被采纳，则中国不仅在军事上可改变不利的处境，而且在政治和外交方面也将居于主动地位。从甲午战后日本在朝鲜的狼狈处境看，如果当时清军及时实行战略退却，对于日本的战争计划来说必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从而日军欲实行其速战决策则势所难能了。但李鸿章未能采纳此策，错过了这次有利于和的稍纵即逝的大好时机。时人洪弃父批评李鸿章“误国”有三:“一误于望和；二误于待和；三误于求和。”所谓“望和”，即“专望日本之可和”。(78)聂士成建议“班师”之日，正是李鸿章“望和”之时。这样就把战争的主动权让给了日本，使其“先发制我”。聂士成的话不幸而言中了。其后，张謇奏参李鸿章“非特败战，并且败和”(79)，良有以也。当然，在日本侵略者将战争强加于中国之后，时间和条件都发生了变化，主和派成为失败论者，他们还要去一心乞和只能是屈服和投降，是绝对不能肯定的。

同样，对主战也要做具体分析，因为主战派的观点并非完全相同。大致说来，从主战派的议论看可归纳三种观点:

第一种，是速战论。认为日本是小国，人力不足，财力匮乏，与中国无法相比。如谓:“考日本之为国，不过三岛，浮沉东海，犹一粟土地，军力俱不及中国十分之一。……加之人手无多，水陆不相护，战事未及十次，国中人财俱竭。观其搜括军资，税及倡寮，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空虚之状，已显而有征。度之于势，人强乎否乎？理既悖逆，势又孱弱，我中国于此不日本之胜，而谁胜乎？”(80))因此，我只要“认真拣选英锐，奋力一战，誓扫倭奴，以为跋扈不顺者警”，“想天戈所指，不难指日荡平”。(81)速战论者反对持久论，认为古今异势，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持久战适于古而不适于今:“从古大与小敌，利于持久，小与大敌，利于速战。盖大国人民众也，粮食饶也，财用足也，器械备也，凡可以持久者，十备于小国，与之相持不决，以待其弊，故不战而屈人者也。……窃验之往古，按之当今之务，以为大与小敌，小不能分兵扰我，固可持久胜之，小能分兵扰我，则我防不胜防，持久适足以败事也。”(82)职是之故，“中国之利在速。”(83)把国之大小与国之强弱完全等同起来，否认敌强我弱这个基本事实，因此做出了速战速胜的错误估计，在战争实践中是必然要碰壁的。

第二种，是奇攻论。奇攻论者也主张速战，但认为可以奇攻奏效。当中日两国宣战之初，即有论者提出“围魏救赵”说，主张“趋兵蓬岛，直抵扶桑，倭奴首尾无援，自必疲于奔命，则高丽之倭兵自退，而我国之疆圉以安”。其法是:“宜用水师十万众，直抵倭邦，游戈于各海口外，以为疑兵。又分五万众，乘风波浪，驶往琉球，伺隙而攻，相机而进。分倭奴之兵为三，使其首尾不能相顾，然后胜算可以独操。”或提出:“萃南北洋铁甲、钢甲、蚊船、鱼雷，各战舰连樯衔尾，鼓轮而东捣其对马岛，覆其水师后援，而驻高(朝鲜)陆兵之归路断，将不战自溃矣。捣其长崎，长崎破而煤源绝矣。捣其神户，神户破，则由大阪铁道直达西京，而其国断而为二矣。捣其横滨，横滨破，则东京震动，势将迁都，全国可传檄而定矣。”(84)甚至建议:“练征徽之颖毫、苏之海徐、浙之宁台、闽之漳泉、粤之嘉潮凶悍徒卒，许令效力，以不次之官、不赀之赏，令竟由闽广经渡横滨，或绕东北由新泻登岸，分途讨扰，但得数万人登岸，直指东京，彼即全局震动。”(85)这种奇攻论，曾不断有人以不同形式反复地提出来，在主战派官员中甚有市场，从翁同龢家藏文献中看到他本人对一些封奏、信函、说帖的摘录，其中，多有速战者及奇攻论者的建议，也可见翁氏对此论的浓厚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