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发表文告，正式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说:“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1977:5)

毛泽东这一席慷慨激昂的讲话，不但引得广场上三万多名挥舞着红旗的群众欢欣鼓舞，热泪盈眶，也在全中国与世界各地 (当然，台湾除外) 部份华人社群中，激荡起热烈回响。(Harrison， 2001:227) 从“中国站起来了”的仪式性宣示中，热切的中国民族主义者所看到的，不外乎如下的一幅璀璨图景:几个世代中国有志之士梦寐以求，生死以之的目标即将达成；一个富强康乐的新中国，即将实现；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经过迢遥修远的奋斗求索，终将开花结果，赢得豊美甘甜的收获。

一如其它无以数计的类似事例，毛泽东充满感性的政治修辞与其所召唤出的昂扬的集体激情，再次印证了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余英时便曾指出，百年来中国历史发展最大的动力，殆非民族主义莫属；(1990:144)李泽厚也认为:反帝救国的民族主义，乃是“整个近代中国思想的压倒一切的首要主题”。(1979:309)尤有甚者，在近代中国许多个人的意识中，民族主义更彷佛是习与性成，毋庸置疑的认同对象。1932年，郭沫若回忆民初中国知识分子的一般心态，便说:

在那二、三十年前的青少年，差不多每一个人都可以说是国家主义者。那时的口号是所谓“富国强兵”，凡是稍有志趣的人，谁都是想学些实际的学问，来把国家强盛起来。(1933:74)

然而，仔细玩味上举毛泽东的那一段话，却也显示出，民族主义，作为一股强大有力的意识形态，其实还是蕴涵着许多亟待厘清的疑难:毛泽东所说的“中国人民” 到底指谓为何？中国民族的边界究竟如何设定？中国民族是从怎么样的历史境况中，挣扎站立？站了起来的中国人民又将走向何方？还有，更重要的是，为什么中国民族的集体需求与感情，必须依靠中国共产党的党国机器来“再现”(represent)，而不能有他们自己的声音？从这种种方向思索，我们不难发现，近代中国耳熟能详、习焉不察的民族主义，绝非天经地义的自然事物，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与过程中，透过论述与非论述的实践，被建构出来的人为产物。对于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复杂的发展过程，也只能透过历史性的探索，才能掌握其繁复面貌与特殊性格。

犹如世界其它地区的类似现象，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运动所牵涉到的问题，可谓千头万绪，包罗至广。民族主义所激发的，不仅是对现实政治秩序之构成与政治权力正当性基础的重大改造，更是冲击到个人意识与社会生活诸面相的一场“文化的革命”。(Philip Corrigan & Derek Sayer， 1985) 许多相关研究，也都指出民族主义在 (再) 建构族群、性别与阶级等社会界限上的关键性作用。由于篇幅与学力的限制，本文当然无法对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进行全面而深入的分析，而只能于描述其发展梗概之余，针对在中国的具体历史脉络中特别凸出的两项重大议题----民族主义与“现代性”的纠葛以及民族建构过程中所涉及的个人与国家关系，略作讨论。也是因为这种片面的关怀角度，本文所讨论的“民族主义”，其实只是民族主义运动中以国家打造 (state-making) 为主轴的特定层面。这种“国家中心”的论述方式，固然有助于本文对于庞杂史事的部勒与开展，而其不足与扭曲之处，自亦所在多有。从而，本文所图绘的中国民族主义，也只能是眩丽夺目的万花筒中一块晦暗的碎片而已。

二、中国民族主义的传统根源

讨论中国民族主义，首先会遇到的一项重大问题，便是:前近代中国是不是一个“民族”？中国的民族主义究竟是源远流长、古已有之，还是迟至近代，才突然出现的独特现象？

对于这个问题，十九、二十世纪之交鼓吹民族主义运动的诸多中国知识分子，往往表现出暧昧游移的犹豫态度。1901年，梁启超标举“少年中国”的口号，便认为中国人传统上“不知有国”，中国历代但有朝名，而无国名，“然则吾中国者，前此尚未出现于世界，而今乃始萌芽芸尔”。(1978a，V:9-10)同年，他撰写＜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痛切指陈中国对外不竞，国势阢陧的根由端在欧美列强挟其“民族帝国主义”，竭全民族之全能力以临我，而“吾国于所谓民族主义者，犹未胚胎焉”，固不足以为有力之抵制。然则，中国苟欲图存于生存竞争之大潮，其唯“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一途可循。(1978a:VI:22)既说中国本非“民族”，“于所谓民族主义者，犹未胚胎焉”，却又呼吁国人从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前言后语之间的抵牾矛盾，充分流露出时人面对“民族主义”一词时左支右绌，无从明确定位的困难处境。1

其实，如同许多学者所一再指出者，民族与民族主义这两个概念，其具体涵义之难以界定，早已恶名昭彰。(Anderson，1991:3)论者甚至把民族主义研究称作“术语丛林”(terminological jungle)，探险迷路，葬身其间者，殆不乏人。(Azkin，1964:7-10)也正因如此，研究民族主义的学者，往往基于不同的立场与关怀，对其起源问题，抱持着截然异趣的认知方式。主张“恒在论”(perennialism) 或“根基论”(primordialism) 的学者，依据若干根基性的判准如血统、语言、共同祖先、宗教、习俗等体质与文化的“既定资赋”(physical and/or cultural givens)，认定“民族”乃是天然生成的人群区划方式，民族主义的感情与冲动也是与之俱来，绵延不绝的长期现象。反之，如Benedict Anderson 与Ernest Gellner等偏向“现代论”(modernism)或“建构论”(constructivism)的学者，大抵都强调民族主义纵有其历史根源，本质上仍是一种近代情境下方才出现的“人为文化产物”，民族主义的兴起是和资本主义及工业化的发展分不开的。(Smith， 1998， 2000； ？zkirimli， 2000)只有伴随着十八世纪以来长期而激烈的政治、经济、文化变迁，西方各国的“人民”(people)，才有可能被型塑成“民族”。(Kellas，1991:163-4)

与此类似的观点分歧，在关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起源的研究中，也是屡见不鲜。同时，由于中国既有长逹二千年的统一国家组织，复有悠远绵长的文化传统，其所独具的历史经验，自不同于从中世纪封建体制下孕育出现代民族国家的欧洲发展路径，也与二次大战后由前殖民地独立而成的新兴国家大相径庭。这种特殊形态，更使得环绕这个问题的纷争，愈形尖锐。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用来表达类似“民族”概念的语词，为数不下数十种，既有“民”、“族”、“种”、“部”、“类”等单音词，也有“民人”、“种人”、“民群”、“民种”、“部族”、“部人”、“族类”等双音词，独独未见“民”“族”二字连缀并用成词者。(韩锦春、李毅夫，1984:36)目前已知汉语中最早使用“民族”一词者，见诸1837年西洋传教士编纂之《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所刊＜乔舒亚降迦南国＞一文。2(方维规，2002:2)兹后王韬与康有为所编《强学报》中，分别都曾使用过这个词汇。(彭英明，1985:8-9)不过，“民族”一词在中国之广泛流传，则是迟至二十世纪初期之事，而此时一般所使用者，却与上述的语言先例略无瓜葛，而是借自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知识分子拼凑“民”、“族”二字，以对译西文nation一词所成的汉语新词。易言之，吾人今日习用之“民族”一词，实为一翻译名词，也是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西、日等不同文化系统间跨语际(translingual) 文化实践的特殊产物。(Liu， 1995)

正因传统汉语中并无足以适切表达“民族”概念的语汇，中外学界对于前近代中国是否有过堪称“民族主义”的政治 / 文化概念，遂亦不免各持一辞，相争不下。一般来说，中文学界的学者大都根据《左传》“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严夷夏之防一类的话语，认为中国人的族群与文化之自我辨识(self-identification)确立甚早，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历史渊源，可以远溯先秦；因而晚清以来的民族主义思想，“并不是由西方NATIONALISM一字直接译来”，而是“一种时代的醒觉与反应”，其效应所及，殆不过“使传统民族思想之内容有所扩充”而已。(王尔敏，1970:209，229；李国祁，198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