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国内外民族主义蓬勃兴起的强大压力，清廷也被迫在其统治的最后十年间，展开了“官方民族主义”(official nationalism)的新政措施。庚子之后，清廷下诏废除满汉通婚的禁令，并于1909年颁布国籍法，正式确认中国人民作为国家成员的身分与资格。(Townsend， 1996:16)同时，更于1905年罢废科举，推行新式教育，明订“忠君爱国”的教育宗旨。此外，修筑铁路、兴办实业、改造政府组织、修订新式法律等一连串重大兴革，也相继登场；最后更于京师设资政院，各省置咨议局，为实行君主立宪作准备。

不过，清廷这种“民族打造”的迟来努力，并未能有效遏阻种族民族主义的浪涛。一方面，在反满革命以“族群”判分“国民”的刺激下，汉人的种族意识固然越演越烈，而满人的族群自觉同样也相应继长增高，满汉之间的猜忌嫌隙随之加深，国家认同的分裂危机日益严重；另一方面，由于财政资源的匮乏，新政改革非但未能强化中央政府的权力集中，反而造成国家政治权威的失坠，地方势力尾大不掉，而科举废除后，传统士绅日趋式微，也使国家机器丧失了与广大农村社会相互连系的中介管道。1911年，武昌事起，清廷便在各省督抚相率观望的情势下，迅速覆亡。然而，其所遗留下来的诸多问题，却在此后数十年间，依然还是中国民族主义运动最为迫切的棘手难题。

(二) 操演期:1919-1949

中国民族主义的第二个发展阶段，大致始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而终于1949年的内战结束，中共建国。

在Chatterjee为印度反殖民民族主义运动所作分期中，其“操演期”的特征，是一位卡理斯玛(charisma)的民族主义领袖--甘地(Mahatma Gandhi， 1869-1948)，透过民粹式的道德文化感召，将广大的下层农民群众，纳入民族主义运动的范围之内。(Chatterjee， 1986:51，85-125)在中国民族主义的同一阶段中，虽然没有甘地一类的灵魂人物，而民族主义情绪与意识之由社会上层的知识精英持续向下广泛渗透，却也是不争的明显事实。

不过，构成此一时期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实践主体，已由晚清知识分子垄断全局的局面，分化成为两股主要力量。一方面，清末教育改革以来所培育出的大量新式学校的在学学生，异军特起，登上全国性的政治舞台，成为民国时期民族主义的重要代言人。学生民族主义运动，成为民国政治史上不可轻忽的篇章。另一方面，1920年代乘民族主义浪潮而崛起的国民党党国政权，也承袭了晚清官方民族主义的余绪，透过各种国家暴力与意识形态机器，试图塑造一个以现有政权为认同对象的民族国家，从而启开民族主义政治化与党国化的转向。这两股力量时则相辅相济，相互强化，有时却又背道而驰，形成敌对的态势。最后，则是另一股政治势力—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的长期政治斗争中赢得了学生民族主义的支持，终于取代国民党，获得国家政权，进而更将民族主义带向澈底党国化的极致。

自1902年清廷颁布奏定学堂章程、1907年设立学部，中国近代的新式教育迅速发展。1903年至1909年数年间，全国学校数由719所增加到52，384所；学生总数由6，943人增加到1，560，270人。民国以降，新式教育持续扩张，在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据官方统计，全国共有公立学校52，650所，学生约450万人，即以中等以上学校而言，到1923年时，已有738所，学生约达12万人。(陈豊祥，1981:304；吕芳上，1984:4-6)从全国人口的比例来说，这样的数目当然微不足道，不过，这些学校分布的情况极不平均，而且多半集中于北京、上海等沿海沿江的大都市内，这种现象，自然有利于学生之间的连络、组织与动员。

另一方面，自晚清以来，新式学堂的学生群体，往往藉由各种学会组织、社团活动及期刊书报为媒介，互通声息，并与其它社会组织如商会、教育会等进行横向连系。1905年的中美工约风潮中，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学生，便曾联合士绅、商人、工人，散发白话传单，举行演说大会，呼吁国人抵制美货。(李孝悌，1992:113)这些组织与活动，为学生们提供了从事政治、社会运动的宝贵经验，也突显出学生群体在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社会的重要角色。

但是，这些学生对于中国的现况，却是极端愤懑不满。他们虽然人数寡少，又大多出身富裕的上层社会，形成一个独特的身分团体，一举一动，极易博取大众的同情与瞩目，不过，自科举废除后，他们丧失了向上流动的制度性管道，而中国工商产业的极度落后，也使得他们就业谋生的机会相对狭隘。若非全国知名的大知识分子，一般中学毕业左右的小知识分子要想谋得足以养家糊口的一枝之栖，可谓难上加难。12身分期望与实际生活的巨大反差，造成学生们心理上的严重挫折与强烈反弹，不免向外投射，寻求发泄的管道。不幸，他们所遭遇的政治现实，又恰恰是一片晦冥否塞的混乱局面。

辛亥革命之后，普遍王权的传统政治秩序彻底崩解，中国陷入政治权威的高度危机。议会政治的实验，经过短暂摸索，以失败告终；此后则帝制、复辟与长期的军阀混战相踵而至。东西帝国主义乘势勾结各地军阀，扩张在华势力。学生们自晚清以来长期接受“反帝救亡”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灌输，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深感屈辱与愤慨，更痛恨军阀政府的颟顸阘葺，无力维护国家主权。这种种情绪酝酿所积，终于在1919年爆发出惊天动地的五四运动。

1919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为抗议巴黎和会对山东问题的解决方式，发动数千名学生游行示威，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并由北大学生罗家伦起草“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标举出两条洋溢着民族主义精神的信条:“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戳，不可以低头。”

这场运动一经北京政府的镇压，迅即扩散到全国各地，各大都市相继出现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市，一致声援北京学生，使得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顿时高涨至前所未有之程度。一位外国观察家便曾指出，在五四期间，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农民、商人与工匠，破天荒地第一次议论起国家和国际大事，开始参与国家政治过程，在青年学生的推动下，“中国终于真正觉醒了”。(Chow， 1960:227-8)

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史上，五四运动无疑是一座具有典范意义的里程碑。五四因而可以说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运动最为耀眼的精神标志。五四之后，由中国社会所发动的民族主义运动进一步向下普及扩散，不久，乃有1925年的五卅运动。

五四期间，学生受新思潮影响，开始将其探索的触角伸向中国社会内部，1919年北京各大学学生陆续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等团体，深入城镇与农村，进行民众启蒙的工作。经由这些制度性的管道，学生浓厚的民族主义思想，逐渐散布到中国各大都市的下层民众群中。1925年上海发生日资纱厂杀害中国工人事件，其后多名示威学生又遭英国租界当局开枪射杀，于是举国哗然，罢工、罢课、罢市的风潮快速蔓延至全国二十几个主要都市，整个事件前后持续了两三个月之久。运动期间，一般群众深受感染，莫不激荡起强烈的反帝爱国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