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有甚者，1930年代的国民政府又面临着日本帝国主义不断进逼的强大压力。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降，日本日益显著的侵华野心，直接威胁到中国的存亡绝续，也再度点燃了中国民族主义的热潮。

这股同样是由“反帝救亡”的急迫需要所引发的民族主义情绪，对国民党而言，本不失为一种正面的助力。193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民主与独裁”论争中，许多原先鼓吹民主宪政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便是激于抗日救国的民族主义信念，相率改变立场，转而支持国民党的党国体制。但是，国民党基于中日军事力量对比悬殊的现实考虑与“先安内，后攘外”的策略选择，并未正面响应抗日民族主义的呼求，反而对日方要求节节让步，极力遏阻青年学生的反日宣传与行动。国民政府这种自外于民族主义潮流的作法，终于重行煽起三一八惨案后渐趋式微的学生民族主义。1935年平津地区发生大规模的一二九学生运动，与上海地区的“救国会”运动，南北呼应，对国民党统治的正当性基础构成莫大挑战。次年，遂有西安事变之发生，蒋介石被迫中止剿共，准备抗日。1937年，第二次中日战争爆发。

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展史的角度来看，对日抗战无疑是由民族主义所激起的一场对外战争，而这场历时绵长、规模庞大的战争，反过来又强化了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在长达八年的战争期间，数以千万计的中国军民播迁流离，彼此交融，使得跨越地域樊篱的集体认同，不再只是空洞的言语与概念，而是以无数人共同生活经验为具体指涉的实质事物，晚清以来由少数知识精英所倡导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与起自民间的群众民族主义情绪，面对共同的敌对“他者”，汇流并进，凝聚杂揉，中国“民族”的想象工程，至此而达于颠峰。

抗战结束后，中国如愿取消了长达百年的不平等条约的桎梏，国际地位大为提升，民族主义目标的实现，绽露曙光。不幸，随即爆发的国共内战又将中国卷入昏暗的混沌世界。而一向以民族主义为号召的国民党政权则因战后接收沦陷区、收编“伪军”等一连串大失人心的不当措施，转而成为以青年学生为主力之群众民族主义运动攻击的对象。1946年北平发生“沈崇事件”，国民政府因应失策，引发全国数十座城市五十万学生集体行动的反美示威。接着各地相继出现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大规模学生运动，北起沈阳，南到广州，共有六十几个都市的大中学生罢课游行，示威请愿。国民政府强力镇压，大事逮捕；民众离德离心之余，转而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活动。(陈永发，1998:442-50)载舟覆舟，依靠民族主义而崛起的国民党政权，便在民族主义狂涛的的冲击下，将中国大陆的统治权力，拱手让给了中国共产党。

四、民族主义与现代性

辛亥革命后，清廷倾覆，民国成立，倾心种族革命的钱玄同认为汉族既已“光复”，一切文物自应悉遵古制，乃参考《礼记》及黄宗羲等人有关古代服制的考证，特撰＜深衣冠服说＞一篇，并依式裁制一身，于江西省教育司科员任内，穿戴上班。不料竟大受嘲讽，腾为笑柄。(曹述敬，1986:19) 与此同时，新成立的民国临时政府通令全国剪辫易服，然而，新的服制规定，却非“高冠深衣”的汉官威仪，而是来自西方的现代服饰。

这段小小的轶事，透露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一项深刻的内在紧张。

Ernest Gellner在讨论民族主义的起源时，从社会学式的结构功能论出发，认为民族主义是因应西方社会工业化的需要而产生。(1983) Liah Greenfeld对于英、法、俄、德、美等国的比较研究，则把这项论断颠倒了过来—并非现代化带来民族主义，而是民族主义促进了现代化的开展。(1992)

从近代中国的脉络而言，“现代化”确实与民族主义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晚清以降，“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卫生救国”、“科学救国”一类的口号此起彼仆，甚嚣尘上，各种现代性的事业莫不张扬民族主义的大纛，作为争取奥援、证成自身正当性的理据。而近代史上屡见不鲜的抵货运动，的确也有助于中国民族工商业的成长。

然而，中国民族主义与现代性的关系，却也并非如此单纯；这两者之间固然有着水乳交融，相互增益的正面效应，同时更存在着冲突抵牾的紧张性。

研究印度殖民地民族主义运动的Partha Chatterjee便曾经讨论过这种后进国家民族主义运动中必然面对的矛盾。他指出:西方近代民族主义是一套标榜普遍性意义的知识架构，并以超越各文化的畛域相号召。后进国家的民族主义者在接受这套知识架构时，同时也默认了伴之以俱至的西方“现代性”诸价值的普遍适用性；但是，民族主义的核心信念却又强调每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自我认同与独特性。因而，这些民族主义知识分子不能不既接受又反对这套来自异文化的知识与道德上的宰制，长期摆荡于“现代性”与“本土传统”之间，徘徊踌躇，莫之能决。(1986:11)

这种“现代性”与“民族性”相互冲突的困局，在近代中国推动民族主义企划的过程中，几乎随处可见，俯拾即是。晚清时期中国民族主义萌芽之际，许多知识分子为了达成铸造“国民”，建立一个巩固强大的国家组织的目标，即已秉持来自西方的诸项现代观念与价值，相继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展开严厉的反省与批判。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议＞一文便说:“今日中国群治之现象，殆无一不当从根柢处摧陷廓清，除旧而布新者也。”他并且进一步指出:中国家族、国家、村落、社会之组织，乃至风俗、礼节、学术、思想、道德、法律、宗教诸般，无一不是千疮百孔，无所往而不败，非加全盘改造，势将为“天行大圈”所淘汰。(1978a，VII:106-107) 同时期的蔡锷于鼓吹“军国民”的理想时，也说:“中国思潮之弊，至今日而达极点，非一洗数千年之旧思潮而更新之，则中国国民，其永就沈沦之途已。”(1902:86)

等到五四时期，这种基于救亡的迫切需要所引发的启蒙思潮，进一步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如同李泽厚所指出者，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是以文化改造为首要目标，而促成此一努力的基本动力，依然是晚清以来救亡图存、追求富强的民族主义关怀。(1994:15-16)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强烈爱国心驱迫下，所梦寐以求的，也还是如何打造一个强固的民族国家，以便有效因应当前的殷重危机。然而，在林毓生所谓“一元论主知主义思想模式”(monistic and intellectualistic mode of thinking)的支配下，他们认定中国社会、政治一切弊病的祸源，完全在于传统文化、思想的不良。(Lin， 1979) 唯有将“垢污深积”的固有“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澈底改造，才能挽救中国于危亡。基于这种“最后之觉悟”，五四新文化运动虽以民族自觉为核心，却表现出一种特殊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