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60年代展开的自强运动期间，中国部份有识之士虽已认识到中国所面对的不复是王朝历史中反复为患的蛮夷戎狄，逐渐承认西洋诸夷亦自有其礼义节度，且其船坚炮利之术更远胜中国，不过，从魏源主张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下至张之洞集其大成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因应世变的对策，固然已非保守派人士深闭固拒之旧貎，基本上仍未背离文化中心之族类思想的樊篱。以张之洞为例，其所谓“保种、保教、保国”之说，最终目标固仍在捍卫传统的儒家道德文化秩序；他所标榜的忠诚对象，也不外乎体现这套秩序的普遍王权；而他用以凝聚人心，一致对外的论述策略，更依然是《易经》“君子以类辨物”与《左传》“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说法。(李国祁，1980:27-29)

然而，“族类”典范的认知框架迭经晚清士大夫的引申、扩充，最终却吊诡地出现了“华夷易位”的现象。戊戌变法前夕，王韬于＜华夷辨＞一文，已经指出:“华夷之辨其不在地之内外，而系于礼之有无也明矣。苟有礼也，夷可进为华；苟无礼也，华则变为夷。”(2002:245)顺此逻辑推衍下去，遂有郭嵩焘所坦率指陈的论断:三代之时，唯中国自有教化，其余“壹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然而，今则欧西诸国富强远迈中国，“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1981，III:439)发展至此，“族类”典范的全盘崩解，也只是指顾间事耳。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清廷惨遭败衄，数十年间制械练兵的洋务事业尽付流水，继之而有东西列强争相攘夺，瓜分风潮日益剧烈，国际地位一落千丈，人心之震撼危疑，达于极点，传统族类观念所蕴涵的文化优越感也在此时彻底破灭。梁启超便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1972，III:1) 康有为于1898年上书光绪皇帝，更明白说道:“自东师辱后，泰西蔑视，以野蛮待我，以愚顽鄙我。昔视我为半教之国者，今等我于非洲黑奴矣；昔憎我为倨傲自尊者，今则侮我为聋瞽蠢冥矣”。(1981:202)这几句话所流露出的屈辱、挫折与“妒恨” (ressentiment) 之情，可谓跃然纸上。从Liah Greenfeld对民族主义兴起之感情动力的论断来看，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可以说已经略具刍形，呼之欲出。(1992， passim)果然，不旋踵而有一千三百余名应试举人联名上书，打破传统“士人干政”的禁令，为中国国民集体参与国家政治过程，开创先河。中国的民族主义，便在一片“救亡图存”的呼号声中，揭开序幕。

1895年之后，中国的民族主义澎湃兴起，波涛汹涌，极尽曲折变幻之能事。大致而言，我们可以参酌James Townsend 与Partha Chatterjee的说法，根据民族主义运动的实践主体与其扩散普及的程度，将之约略区分为“启航期”(moment of departure， 1895-1918)、“操演期”(moment of manoeuvre， 1919-1949)与“着陆期”(moment of arrival，1949-) 等三个不同阶段。(Townsend， 1996:11； Chatterjee， 1986:50-51)

(一) 启航期:1895-1918

研究欧洲民族主义的学者认为，欧洲各国民族主义的发展有两条不同的路径:西欧的英、法等地区民族国家的打造，大致是由“横向族群社群”(lateral ethnie)，亦即国家的贵族阶层，藉由国家官僚体制的吸纳能力，逐步将低层民众与边远地区整合纳入国家的统治之下；而相对落后的东欧地区，所走的，却是由下而上的道路，也就是由“纵向族群社群”(vertical ethnie，亦即受大帝国统治或被殖民的本土族群社群)中的人文知识分子来提供这些社群发展民族认同所需的文化架构，以及改变政治现况的动力。(萧阿勤，1999:4)中国虽然早有高度集权的国家组织与完备的官僚体系，但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所追循的，却是第二条道路。二十世纪初期，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主力，正是一批新兴的知识分子。

如艾克顿勲爵 (Lord Acton) 所言:“正如压迫是自由主义的学校一样，流放是民族主义的摇篮”。(阿克顿，2001:123)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虽然肇始于甲午一役，而其粲然大备，则要等到世纪之交大批知识分子的流寓海外。

1898年戊戌政变发生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党人流亡日本，紧接着，又有大批青年学生赴日留学，据Rodger Hackett所作估计，由1901年至1910年间，中国留日学生共达32，428人。(王振辉，1999:139) 如果借用Benedict Anderson藉以分析十八世纪拉丁美洲民族想象所由产生的重要概念，清末中国如此众多的人数同时经历的异国“朝圣”(pilgrimage)经验，殆已为一个超越传统地域畛域的认同形式—民族认同，提供了有利的条件。(Anderson，1991:53-59)8另一方面，十九世纪末叶以降，中国的新式印刷事业蓬勃兴起，各类期刊报纸如雨后春笋般相继涌现；这些刊物以其惊人的流通规模，也为中国的“民族想象”提供了类似Anderson所称之“大规模印刷企业”(print capitalism)的物质基础。9在这种种制度性因素的支撑下，一种与传统以儒家道德文化信条为内核，并以王朝官僚体制与科举制度为基盘的“族类 / 文化社群”截然有别之新的社群想象方式--民族，遂亦获得开展的契机。

当然，更重要的是，这群脱离传统体制，负笈异国的新式知识分子，在留学期间，直接、间接受到十九世纪末期盛行欧美之各类民族主义思潮的浸濡，并且透过翻译、著述的手段，剿袭(copy)、散播各项新观念，从而使得中国的民族主义变成一套可以明确叙说(articulate)的理念。排满最力的章太炎便自承其少年时期，因读郑思肖、王夫之等人著作，“民族”思想渐渐发达，不过，一直要到甲午以后，浏览东西各国新书，“才有学理收拾进来”。(1906:1)

许多相关研究都曾指出，晚清中国知识分子大抵深受严复所译《天演论》中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意识形态的影响，几乎都是透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认知框架，来理解世界的局势与中国的处境。从这种全球性(global)的新视野出发，他们迅速地指认出中国民族主义的对立面—帝国主义。(Tang， 1996)1901年，梁启超在前引的＜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中，便是从世界人群生存竞争的角度，引入帝国主义理论来证成打造中国民族主义的迫切性。其后，各类留日学生所创办的期刊杂志，也相继撰文阐述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他们反复强调，由于帝国主义列强争霸世界的竞争日益激烈，中国势将继非、澳、拉美之后，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攘夺之首要目标，中国的民族危亡已迫在眉睫。为谋救亡图存，中国唯一可为倚恃的武器，厥为民族主义。1903年杨笃生在《新湖南》一书中便说:“今日地球诸国所为凌厉无前者，帝国主义也。而此帝国主义，实以民族主义为之根柢。故欲横遏此帝国主义之潮流者，非以民族主义筑坚墉以捍之，则如泛桃梗于洪涛之上而已矣！”(张玉法编，1981:87)同年的《湖北学生界》刊文讨论中国前途问题，也大声疾呼道:“我国民不急行民族主义，其被淘汰于二十世纪民族帝国主义之潮流中乎？！”(《湖北学生界》，1903a，III:11)由此可见，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自诞生伊始，便是一种由外在危机所激发出的防卫性机制。这种根源性的因素，形塑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基本性格与关怀目标。自此以后，“反帝救亡”的主题始终盛行不衰，蔚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基调。

不过，晚清知识分子在提倡民族主义，要求建立一个“民族单位与政治单位相契合”(Gellner， 1983:1)的现代民族国家组织时，却面临了一项困难的抉择。这些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几乎全属汉族，但是他们所面对的，却是一个由非汉族的少数族群--满族所掌握的国家政权。因此，他们虽然同具“救亡图存”的宗旨，却因出身经历与政治立场的差异，而对中国“民族”，有着极为不同的想象方式；他们也各自透过不同的编码(encoding)程序，来界定中国“民族”的边界。此所以中国民族主义所催生的中国“民族”，一如上文所引Duara 对中国传统文化认同所作论断，从一开始，便不是一个同构型的整体，而是各种论述相争相抗，不断协商的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