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唯一的规则》  作者: 李零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兵法是杀人艺术，军人是职业杀手，用不着美化。

古今中外，哪个国家，哪个民族，都离不开用兵，但谁都没法美化它，战争总是受到道德谴责。还有用间，那是“诈中之诈”。刺探情报搞暗杀，总不能光明正大。但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谁都离不开间谍，谁都骂间谍，就跟人骂狗一样。

当然，他们都是只骂别人的间谍，不骂自己的间谍。自己的间谍自己疼，自己爱，隐蔽战线、地下工作，对谁都不可少。

《孙子·用间》说:

故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

在他看来，不是圣人，还不配当间谍。

兵法和道德有冲突，可谓由来已久。“兵以仁立”，还是“兵以诈立”，一直有争论。早在战国时期，荀子和临武君就吵这个问题，一吵就是两千多年。宋以来，很多人说，《司马法》是正，《孙子兵法》是奇。《孙子兵法》不如《司马法》。

荀子的学生，韩非，既学儒术，又学道家，他想区别这两个方面，折衷这两个方面。

韩非讲过一个故事。晋楚城濮之战，晋文公问舅犯（他的舅舅狐偃，字子犯），我军将与楚人交战，彼众我寡，怎么办？舅犯说，我听说“繁礼君子，不厌忠信；战阵之间，不厌诈伪”，您只有一个选择，就是“诈之”。同样的问题，文公又问雍季（公子雍，晋文公的儿子）。雍季说，“焚林而田，偷取多兽，后必无兽；以诈遇民，偷取一时，后必无复”，意思是“诈”只能收一时之利，却非长久之计。文公表扬雍季，说很好，但采纳的却是“舅犯之谋”。晋国取胜后，论功行赏，照理说，舅犯功劳最大，但文公却把雍季排在舅犯之前。群臣不解，都说“城濮之事，舅犯谋也”，您怎么反而把他排在雍季的后面。文公说，这你们就不懂了，舅犯的话，只是“一时之权”，雍季的话，才是“万世之利”。孔子听说，大发感慨，说“文公之霸”是理所当然，他是“既知一时之权，又知万世之利”呀（《韩非子·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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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晋文公问“彼众我寡”怎么办？舅犯的回答是“诈”。克劳塞维茨也说，弱者比强者更偏爱诡诈。

中国古代，虽有正奇之辨，道权之辨，儒家总是强调“仁义”高于“诡诈”，军法高于兵法。但在用兵的问题上，没人可以靠道德吃饭。泓之役，宋襄公的死就是教训。从此谁都知道，战争是靠“兵不厌诈”。

这是“兵不厌诈”的出典。

兵法对道德是最大挑战。我可以举两个例子。一个是诈坑降卒，一个是血腥屠城。

现代战争，有《日内瓦公约》，有红十字会组织，好像体育比赛，有一套规则。打仗是军人和军人打，不可袭击平民，不可屠杀和虐待放下武器的军人，叫“人道主义”。但打仗是杀人，杀人怎么还讲“人道主义”，一边杀一边救，本身就是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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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人道”，后面有中世纪的武士传统和基督教传统。

况且，就连这么一点儿“人道”，都来得如此不易。大家千万不要忘了，二次大战是怎么结束的，德累斯顿大轰炸，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那些死者，可并不都是军人呀，绝大多数都是平民。

古代战争，诈坑降卒、血腥屠城，全世界很普遍。白起坑长平，英布坑新安，成吉思汗屠城，丰臣秀吉筑耳冢，这并不是多么遥远的故事。南京大屠杀，就是现代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