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发生10天之后，9月24日早晨8时30分，周恩来以毛泽东的名义在人民大会堂宣布:黄、吴、李、邱暂时离开工作岗位，反省自己的问题。

邱会作被带往北京顺义县卫戍区第3师师部，在那里生活了5年又3个月。开始，每天吃8角钱伙食，后来黄永胜向毛泽东、周恩来写信，提出改善伙食。

毛泽东说:黄、吴、李、邱，应该吃好，有资格吃好，也有钱吃好。这样，从1971年11月1日起，邱会作的伙食就有了很大的改善。

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其有期徒刑16年。邱会作说，刑期16年，是从1971年林彪驾机出逃后他被软禁于北京卫戍区开始计算的。1981年9月，邱会作以保外就医名义被安置在西安居住，每月生活费100元，和夫人胡敏过着同市民一样的生活。从1983年起，每月生活费增至200元、30斤粮、半斤食用油，有病在省人民医院就诊。

1987年9月24日，邱会作服刑届满后，拿到公安部门送来的一张释放证明。同年10月，公安部的官员向他宣布:就地安置，每月200元生活费，继续剥夺政治权利5年，拿释放证到当地公安派出所报户口。

邱会作说，他不愿做天不管地不管的“自游民”，希望有人管他的安置。他每月生活费200元，开销保姆的工资和伙食费、房租、水电费，要花去100多元，洗理费、零用钱每月要花20—30元，夫妻二人用在吃穿上的钱不太宽裕。邱会作身上的衣服，除了旧军服就是儿子穿过的旧衣裤，他说:“我和胡敏出身贫穷，都是从艰苦的战争环境中走过来的。只要解决温饱问题，冬天不受冻，能就近洗澡、看病，再高的要求，实在不敢奢望。”

80年代初，邱会作一度是记者追踪的目标人物，但他直言:“我不喜欢记者，他们喜欢捕风捉影写东西。我根本没接受采访，他们竟然一篇一篇写，有的更是笔下胡诌。”书摊上一度热销的各种文化革命秘闻，邱会作开始还翻一两本，发现假的太多，从此不看。

邱会作因手头不宽裕，后来停止了订阅报纸，但他仍然很留心国家大事和世界大事，每天都要从左邻右舍借报纸。邱会作的原则是“快借、快读、快还”，所以邻居都愿意借报给他。

邱会作的一生多半从事军队的财政经济工作，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尤为关心。他说:“好多问题，都是历史积累下来的。例如物价，稳而不涨行不通，工资增长速度又赶不上物价上涨指数，必然会形成矛盾。”邱会作还向别人表示:“我的晚年将设法过得充实、愉快而又富有意义。”

据陕西省老干部局一位官员说:“在当年西安，他们月生活费用才200多元，还雇了一个小保姆，生活艰辛。有50年军医史的胡敏为维持生计，一度重操旧业，办过‘胡敏诊所’，上门求医者络绎不绝，后因年龄太大，不再行医。直到1992年，生活条件出现好转，被有关部门安排住进西安干部休养所，每月生活费1500元人民币，还专为他配了一辆轿车。邱家人认为，这体现了政府的胸怀。”

90年代初，邱会作夫妇的居住条件大大地得以改善，组织上将他们安排在西安市南郊某干休所安度晚年。这套住房面积约170平方米，与原来的住房相比，真是天上人间，他们二人十分感激组织上的关怀。

刚搬进这个新家后，真可谓家徒四壁，偌大的住房空空荡荡。唯一的值钱之物就是一台21英寸的日立牌彩电，就是这台电视机还是子女给买的。

邱会作的一位邻居也透露说，邱会作百余平方米的高干楼，室内陈设简朴，除了彩电外，显眼的是几张普通的木扶手沙发，大写字桌上摆着几支不同型号的毛笔。他还说，邱会作喜欢书法，还在西安友谊西路的老战士大学学过一段日子的书法课程。

晚年，邱会作的生活安排，锻炼身体和练习书法是每日必做的。书法练习时，他写得最多的是毛泽东的诗词，而诗词中主要是以毛泽东长征时的诗句为多。这里有他对战争年代艰苦岁月的追忆，也有他对毛泽东的崇敬。除了锻炼身体和练习书法外，邱会作晚年还撰写了回忆录，回顾了一生，总结了教训。

到了2001年末，邱会作病重，被接回北京，住在协和医院高干病房。2002年7月18日，邱会作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终生89岁。

丧事是以家庭名义办的，来人完全是自愿的，看上去有小一千，恐怕他自己也不会想到……

哭得最凶的是黄永胜的大儿子黄春光。是啊，1983年，黄永胜患肝癌去世，那个丧事该多冷清？有谁敢去送葬？邱会作幸运地多活了19年，于是得到了今天的待遇———时代真的进步了。历史就是这样迈过逝者前行。（童莉群摘自《党史天地》第7期作者肖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