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1月29日，毛泽东和女儿李讷同游杭州五云山

“文革”前，我是《解放军报》驻广州军区记者组的一员，1966年夏秋，报社既要出版，又要搞运动，人力紧张，就把驻外地各军区的记者调回北京集中使用。我们组四个人先后到了报社，就在北京市军内外执行采访任务。

那是1966年10月间，一天傍晚，记者处副处长宋琼问我：“你有便衣没有?”我说：“有一件蓝色中山装上衣。”“那好!你快到摄影组去，请他们给你拍一张一寸半身便衣照，马上把照片给我!”我跑到摄影组，穿上便衣，请他们照相。摄影组同志问：“你照这相片做什么?”我说：“我也不知道!”他说：“你们记者尽执行神秘任务!”我笑了笑没有回答。事实确实如此，当时的“中央文革”常常指派解放军报记者做一些调查。这些任务都是通过解放军报代理总编辑胡痴、记者处副处长宋琼分派记者去干的，记者之间互不通气，谁也不知道别人干什么，报社其他同志更不了解。至于我自己这次要干什么，我也还不知道。

我把照片交给宋琼，就回自己的临时宿舍休息。大约到次日凌晨三点钟，宋琼派人把我从睡梦中唤醒，叫我换上便衣到他办公室。我进他的房间一看，宋琼对面坐着一位个头高大、戴黑眼镜的30多岁的人。和我同时进来的，记者处内勤组的女同志金秀芳，她也穿着便衣。一见我二人来到，宋琼便向我俩介绍说：“这是戚本禹同志!”

戚本禹!我吃了一惊。对于此人，“文革”前我毫无所闻。“文革”开始后，他一跃而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一再在报刊上发表批判文章，经常在各种会议上出头露面，名字不断出现在大小报纸上，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突然升起的一颗耀眼的明星。那时我对他是十分仰慕，但难得一见。如今他竟坐在我的面前，我马上肃然起敬，还有些手足无措。我远远站着，笑着向他点头，我不敢靠前，也没有伸手同他握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