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7月7日，毛泽东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与上海文艺界人士座。毛身后左一为黄宗英，左二为赵丹，左四为应云卫，照片右下角一为罗稷南

正面左一是赵丹，左二是本文作者黄宗英

天地幽纷，忽明忽暗，疾电炸雷，交错撼震。我猛地惊醒，不知是梦是真?我又见到银发萧萧、伟岸不群的大翻译家罗稷南先生，他昂首健步向我走来……

莫不是刚看过草婴发表在《文汇报》上的那篇《铁骨铮铮罗稷南》搅动了我潜意识中积存的情愫？我凄然想起30多年前死于肺癌的罗老，猛然悟到大智大勇者的死亡是他辉煌的永生。我好像又见他在马路对面笑着和我打招呼——恍惚记得前几天他才和赵丹一起散步，他俩依旧经五原路，过淮海中路，在思南路老文化俱乐部打弹子，吃西餐。罗老啊，如今你和阿丹在另一世界朝夕相处，两颗容不得些微渣滓的灵魂尽可像生前那样倾吐积郁，您为什么还来找我?

莫不是啊！啊一定是，一定是为那桩事——既非“军事秘密”，也非“党内绝密”，可竟然掖在我心角落里45年，从来没说过，从来没写过，不久前却由当年的后辈现今亦年逾古稀的周海婴给捅了出来……

鲁迅之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写到，1957年罗稷南在一次座谈会上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深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这段“罗毛对话”，我是现场见证人，但我也想不起有哪一位还活着的人也听到这段对话。我打电话给我熟悉的律师，简要地叙述了当时的情况后，问他：“如果我写出自己听到这段对话，将与海婴所说的分量不同，因为我在现场；如果没有第二个人说他也当场听到，那我岂非成了孤证?若有人提出异议，我又拿不出任何旁证，那么在法律上……”那位律师说：“正因为当时在场的人如今大概多已不在人世了，你就更有责任写出来，留下来。你又不是在法庭上，你先把你看到听到的事实写出来再说。”于是我就到处求助，希望有更多的文字资料校正我的远记忆，以期尽可能准确地表述这场短暂又撼人心魄的“对话”。

我永远忘不了当时“对话”给我的震颤，提起这件事，我血液循环也要失常。

作为经历过旧社会的演员，我曾在黑暗中憧憬、追索、企盼、等待，并一厢情愿就全心全意跟定了共产党，那怕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解放初期，我所有的工作总结，年终鉴定，第一条就是听党的话。那怕是在某个早晨，我们突然发现报纸头版头条大标题《批判反动电影〈武训传〉》把我吓懵了时，也是如此。(赵丹踏上26路车往徐家汇去电影厂时，售票员悄悄问他，“侬呒没进去啊?！”——我们本来还以为深受欢迎的影片可能荣获“毛泽东奖章”哩。好在当时有于伶同志上门来开导，而黄源同志更常与阿丹对坐，—根接一根抽烟，黄源制服前襟落满了烟灰，显然领导人的思想负担比我们还沉重呢。)事情过了也就过了，我们和党不隔心，还是—门心思想为人民拍出好影片，只是……只是到反右时，党内传达大鸣大放是引蛇出洞，是阳谋不是阴谋，我才头一次陡地感到自己的心结凌挂霜了。那以后……那以后我才开始对政治有了神经兮兮的一面，虽然依然糊里马虎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