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讷（右四）

下午，我们继续跑了一两所高等院校，校名我记不清了。反正进了学校先找接待站，翻阅接待登记簿。也不知查阅了多少本，都没有发现“李小江”。只在一个学校的登记本上，发现了一名“李小香”，也是位女性，但年龄和其他项目都不对，而且人早已离开，不知到那里去了。眼看着找不到人，戚本禹又交给我们一项任务，要收集各种传单。

天色已经很晚了，街上的路灯亮起来，行人越来越少。戚本禹说：“咱们找个部队给北京挂个电话吧!”我长期驻广州军区，对天津驻军情况不熟。这时金秀芳说：“找66军军部吧!”金秀芳长期在北京工作，知道一些驻天津部队的情形。我们找到66军军部值班室。值班干部见我们三位穿便衣的人闯进来，开始神色有些紧张和戒备，后来见我和金秀芳掏出解放军报记者证和工作证，就变得相当客气。戚本禹也有证件，还不止一个，我只看到他有一本《光明日报》记者证，上写姓名为“向东君”。这时他什么证件也没有拿出来，全靠我和值班军人交涉。我说要向北京打电话，值班军人同意了，戚本禹就拿起了电话。我已记不得他怎么要的电话，不久就接通了他要找的人，头一句话他就说：“她骗了我们，她写的通讯处是假的……”他把在天津活动一天的情况给对方讲了，我当然不知道对方讲了些什么。戚放下电话对我们说：“走，咱们回北京!”我忍不住问戚：“你跟谁通的电话?”他说：“跟她妈妈!”

她妈妈?她妈妈不就是“敬爱的江青同志”吗?戚本禹跟江青讲话怎么这样随便和放肆呢?我有点不相信便傻乎乎地问：“是她妈妈本人吗?”

“是她本人!”

我们辞别那位怔怔地瞧着我们三个不速之客、有些莫名其妙的值班干部，出了66军军部大门就往北京奔。在车上，戚本禹突然说了一句：“她妈妈叫我带着她、管着她，我一个人哪里管得了!以后交给你们胡痴管去!”车在京津公路上开，我们三人都不停地打瞌睡。

回到北京，已经过了半夜12点。戚本禹把我二人送到平安里3号解放军报社大门口，说声“再见”就走了。此后，除了在几次大会上远远看到他坐在主席台上，我再没有接触过他。1968年初，他从政治舞台上消失，我更是无缘同他“再见”。

回到报社，按照记者处领导的规定，我没有向别人讲过我的天津之行，报社绝大多数人也不知道我去过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