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文学回归理性批评而非攻击批判丨凤凰评论

文丨凤凰网主笔 张弘

日前，网上传出了一则消息，“武汉工农兵读者举行批判方方《软埋》座谈会”。

其实，这部由湖北省作协主席方方历经三年创作，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长篇小说《软埋》，被批判为“一株大毒草”，并且现在已经很难买到了。

据相关的消息和所配照片显示，座谈会是4月22日上午举行的。消息称，“ 湖北省作协主席方方，历时三年创作的《软埋》，被人民文学出版社推荐为‘精品’。我们武汉工农兵读者看了《软埋》以后，认为方方及《软埋》歪曲历史事实，攻击土地革命运动……为封建地主阶级招魂，为新生的地主资产阶级复活鸣锣开道，是一株大毒草!”

为了准确说明这次座谈会的内容，不妨引用消息中的少数内容。“武钢原组织部长殷学元发言：方方污蔑土改，意在颠覆共产党。汉南农场农民聂世勤发言：方方为地主阶级招魂，为新生的资产阶级开路。出身官僚地主家庭的土改亲历者鄢蕙兰发言。方方造谣，代表资产阶级。出身地主的后代楚扬发言。污蔑土改，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反攻。武汉铁路局退休军转干部杨贵安发言：方方《软埋》无视土改工作的基本程序，信口雌黄，误导社会，是一个胡编乱造的反共大毒草!新四军老战士古正华同志发言：方方《软埋》是按资本家授意，为封建地主阶级招魂，为新生的地主资产阶级复活鸣锣开道。”

发言者动辄上纲上线的批判，让我这个1970年出生，对“文革”记忆犹存的人不寒而栗。

首先，方方从事文学创作的权利受到保护，这是一个法律问题。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意味着，方方从事文学创作的自由，受到宪法的保护。

其次，方方有创作任何文学作品的权利，其他人无权干涉。方方写什么，怎么写，那是她自己的事情，当她行使自己作为公民的权利时，不受任何侵犯。

第三，宪法第三十五条意味着，公民可以运用文学作品，言论等其他表现形式，发表自己对于国家大事，以及历史事件的任何观点，无论这些观点正确还是错误。方方怎么看待土改，那是她个人的权利。方方用怎样的方式描写土改，其他人没有权利干涉。

第四，方方的文学作品，一旦公开出版，任何人都可以提出批评。但是，这些批评必须采取恰当的方式。例如，《软埋》作为文学作品，应当采取的是文学批评的方式，而不是根据其“倾向”，做出泛意识形态化的放大和歪曲。更不是臆测写作者的意图和动机，深文周纳，罗织罪名。

第五，每个人对于历史事件都可以有自己的理解和看法，但使用武器的批判，唯我独尊，对文学创作者进行人身攻击，是不可取的。

第六，从历史层面来说，座谈会的发言者和亲历者只是经历了土改的很小一部分，不能说他们自己经历的就是土改的全貌。只要土改中存在着一例任意吊打、杀死地主富农的事实，《软埋》就有历史的根据。任弼时1948年11月11日发表的《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中说，“为什么把打人杀人的问题当作严重的问题提出来呢？就是因为在土改运动中，发生有不少打人和逼死人的事实，更由于党内不纯，地主、富农、投机分子和流氓分子利用机会捣乱，就造成了乱打人、打死人、逼死人的现象。有些罪不该死的人，被打死杀死了。这值得引起我们的严重注意。”

据北大历史学系教授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134页，“1947年前后，在中共解放区内开展的土改运动，不少地方把农村人口的1/4统统划成了地主富农，然后仿照苏联当年的办法，剥夺财产，扫地出门，并且为分浮财、挖底财而乱斗、乱押、乱打、乱杀，致使在短短几个月里，就死了25万人之多。”由此可见，方方描写的，不过是众多事件中的一起。

第七，据杨奎松《开卷有疑》341页：1948年2月以后，各根据地领导机关都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各种新的政策规定，自我批评并组织贯彻纠“左”的措施，洪水般泛滥的暴力土改、暴力整党的“左”倾狂潮，迅速被遏止下去了。1948年召开九月政治局会议，刘少奇、彭真等人都承认，土改中犯了“左”倾错误。在1949年3月的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1950年6月9日的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两次提到了土改所犯的错误。

由此可见，中共中央多位领导人，都承认土改犯了“左”倾错误，并且做了纠正。既然如此，方方据此进行文学创作何错之有？而读者的座谈结果产生的后果，无疑影响了其他读者阅读这本合法的公开出版物的权利。  

而此次事件也让人们看到了，“武汉工农兵读者”因为自己的不喜欢，对一个作家采取了的大批判。罔顾历史事实，并且偏离了文学争鸣的基本范围，这种泛意识形态化，上纲上线并无限夸大的手法，并不符合论战应该遵循的基本逻辑和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