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野花”被判刑，有违“人之常情”

文丨特约评论员  沈彬

据《河南法制报》报道，河南省卢氏县农民秦某，在田边山坡上顺手采了三株“野草”，居然是国家重点保护植物——蕙兰，先是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但检察院仍不满意，提起公诉，秦某最终因为犯“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被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3000元。

顺手采一把野花，被判罪定刑，这案件让公众深深震惊。“路边的野花不要采”，但采了算是犯罪，有悖“人之常情”。之前，河南还发生过“大学生掏鸟案”，小闫因为掏了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燕隼，而被判刑10年半的，当年就引发了一场舆论风波。

应该说，保护生态环境，打击盗猎、盗采珍稀濒危动物、植物，十分重要。但是相关科学普及也必须跟上，要让民众在知晓相关常识的情况下实施执法，避免“不教而诛”。不能以“选择性执法”的突然性、残酷性，来树立司法权威、生态保护意识，这对公民个人也是不公平的。

我国刑法的确规定了“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法谚也有云：不知情，可免责；不知法，不免责。“不懂法”一般来说，不是辩护理由。但涉及珍稀动植物的犯罪，就有其特殊性，它不像杀人、放火那样是“自然犯”。“不杀人”是每个人都知道的常识；而珍稀动植物犯罪，却是一个典型的“法定犯”，其犯罪构成依赖于高度的专业管理规定。

网传蕙兰资料图

什么是“珍贵树木”？什么是“国家保护的植物”？有没有出现在中国参与的国际公约中？涉及的国家规定包括《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植物名录》，《关于保护珍贵树种的通知》——前者共罗列了一类保护植物8种；二类保护植物143种；三类保护植物222种……

这里面的知识太专业，漫说是普通农民不知道，就是专业律师、非相关领域的植物学家，也未必知道。这种常识与罪名背后的“知识落差”，应该得到司法机关的充分考虑。

以本案“中枪”的蕙兰来说，它甚至没出现在前述的国家《名录》里，而是出现在华盛顿公约（CITES）《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II中，因为中国是CITES的缔约国，附录II中的物种，在中国是按“国家二级保护物种”进行管理的。

所以，转了这么一大圈，又是《刑法》，又是《森林法》，又是《CITES附录II》，农民秦某才被定了“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

还要说明的是，所有兰科植物（ ORCHIDACEAE）都被列入了《CITES附录II》（除非是人工种植的），也就是说，在野外无论“采”了哪种兰花，都可能被定罪。

问题在于，深处于熊耳山的卢氏县政府，有没有把前述“常识”向生活在“植物王国”中的农民充分告知？以当地群众的普遍认知水平来说，是否“明知”这是蕙兰，且是受国家保护的植物？秦某的“采花”有没有犯罪的“主观故意”？

——要知道“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是一个故意犯罪。之前很多案例中，被告人多是营利为目的，“明知故犯”采伐红豆杉等名贵树种的，秦某是不是这样？

当地司法部门认为，无意间采挖3株“野草”就构成犯罪，“使周边的群众受到了深刻的法治教育”。但是，正像最高法副院长沈德咏之前在“辱母杀人案”之后所说的，“司法审判不能违背人之常情”，“要高度关注社情民意，将个案的审判置于天理、国法、人情之中综合考量”。

底下的问题是，深处于熊耳山的卢氏县政府，有没有把前述“常识”向生活在“植物王国”中的农民充分告知？以当地群众的普遍认知水平来说，是否“明知”这是蕙兰，且是受国家保护的植物？秦某的“采花”有没有犯罪的“主观故意”？

——要知道“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是一个故意犯罪。之前很多案例中，被告人多是营利为目的，“明知故犯”采伐红豆杉等名贵树种的，秦某是不是这样？

当地司法部门认为，无意间采挖3株“野草”就构成犯罪，“使周边的群众受到了深刻的法治教育”。但是，正像最高法副院长沈德咏之前在“辱母杀人案”之后所说的，“司法审判不能违背人之常情”，“要高度关注社情民意，将个案的审判置于天理、国法、人情之中综合考量”。

“采兰案”的定罪，是基于一个国际条约的附录II，这么专业的知识，对于一个农民，是否有一些“强人所难”？本案的定罪量刑能否充分考虑背后的世事人情，比如，只实施行政拘留，是否就能达到宣传生态保护法律的效果？该接受“深刻的法治教育”的，恐怕不只是那个农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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