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富国：PPP项目最关键在于“物有所值”

这几年大家看到PPP火了一点，但是其实长期看还是坐冷板凳的，所以，未来我们继续推进PPP的关注与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

我们PPP法长什么样，这个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我认为，PPP研究思考的视角还是从PPP的源头出发，就是民间提供公共服务，然后再看看这么多年来在这个背景下，那些立法有什么发展，然后再看一下当前对我们的立法有些什么启发，就是立法的视角。

关于民间提供公共服务的理论研究和讨论渊源流长，今天的PPP会带来什么？PPP理论演化和理论背景又是什么？我们这轮和PPP如影随形的是物有所值理论，相对传统采购他一定会带来更大的价值，PPP才具有正当性，这是PPP法的一个背景。

关于公共产品的理论有一个渊源流长的讨论，经济学的《灯塔》也是其中一个很经典的文献。为什么有人愿意提供灯塔？他实际上是给予一个可收费的港口，免费提供一个公共物品，这就是打包。结合在PPP里面，就是怎么样筹划打包，提供公共产品的问题。

基于这样一个讨论，我们回到现实政策体系当中，我们看到长期以来，无论理论还是政策的讨论当中，这个项目是不是又可经营性，可收费性，能不能收费。

在我们的政策和法律框架内，基础是推行，实用是收费，公共产品的私人提供解决可收费性，非经营性，按照这种思路来，我们就要考虑怎么样解决民间参与公共服务建设法律障碍的问题，怎么样提供激励不足的问题，财政的，税收的就都被提上了议程。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曹富国

我们再回忆一下PPP理论的源头，今年上半年物有所值这个理论渊源内涵及其演变做了几个梳理。首先印象非常深的是我们政策层面主导。我经常耳边还回响着十几年前、2000年的时候我在英国的时候，正好英国首相布莱尔的第二轮竞争，他讲了一句话，我不管谁提供公共服务，我要的是谁能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

老百姓特别能理解这个概念。物有所值。他要向老百姓表明，我相对于我的竞争对手，我的理念更先进，我做的更好。所以他这么说。

我们看到，PPP这个概念原来源自于英国。在一个正式制度或者法律制度中，你会发现他首次出现在财政法里，然后你再看到政府采购法，物有所值是他的目标、原则。我为什么这么敏感呢？我长期研究采购法，对于物有所值法我了解的太多太多，他整个是政府管理，财政管理，一系列有一个财政的逻辑性在里面的。到今天PPP下的物有所值是一个比较的概念，这样一个比较的概念更好的服务。

那么有了PPP的时候，不仅是民间提供，而且还要有更好的服务。所以在立法例上，你可以看韩国2005年有一个大的转型，他从促参法到PPP法的转型。也加入了英国的PFI的典型类型。他类似于租的概念。建设租赁运营的概念。接下来就是联合国立法，我们也在推动PPP立法的过程。

回到我们的立法场景，我们实际上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已经有了很久的民间提供公共服务的历史，而且在正式的制度上我们曾经有专有权的立法等等。那么今天在PPP法中必须回答一个问题，我们的PPP法仅仅是促参法吗？在PPP的时代我们注重侧重于促参的特许经营法有没有改善的空间？

我的研究表明，物有所值应该是不仅在项目的识别，更应该是PPP法所追求的目标。我们基本的判断是，还是把PPP法放在公共采购法的背景下来考虑，把他作为一个基本法而不是一个简单的促参法，关于这点现在国内逐渐聚集共识，比如说发改委前段时间发了一个他们考察欧洲的一个文，PPP在哪里找？欧洲的公共采购法体系。联合国的促参法也是和公共采购法作为姊妹法。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思考，我们的PPP法有促参法的使命，但是要超越促参法，要物有所值。我们要致力于改革和转型的PPP法，我们要使他成为一个能够在实践当中运行的法，有效的法，而不是纸上的法。

我们已经看到，PPP给我们带来了重大的改革和转型，仅仅有一个纸面法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包括王守清老师等专家也讨论到，怎么样在PPP的实践中处理好政府作为采购人和监管者的两个角色问题，实际上这就是在PPP背景下一定要思考的问题。

无论是世界银行今年年初发展的PPP的报告还是我们讨论中的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促参法向PPP法修改的工作，这两个文件规范的对象只是单体、简单的PPP，我希望他们讨论多一点创新性的PPP，综合性的PPP，举个国内的例子，比如华夏幸福已经把一个产城融合的经济发展开发区的模型贡献给人类，贡献给世界了，你还在讨论单体的PPP？

所以中国的PPP已经很成功，怎么去把我们的成功模式推广出去，作为我们的软实力才是更重要的问题。我们商业实践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面，中国的PPP要有世界视野的高度和担当。既是中国的话语权和软实力也是中国PPP模式和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未来。

（本文根据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财经大学科研试验区中国公共采购研究所所长曹富国在“第五届PPP全国高校论文竞赛颁奖礼暨PPP专题研讨会”上的主旨演讲整理、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