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何反对粗暴地“解救”童工

梨视频11月21日曝光了常熟童工产业，第二天就产生了实际影响。常熟市官方回应，上午12时左右锁定涉事作坊，将工头依法控制。下一步应该是联系童工家乡的相关部门前来“解救”了。

然而，这些孩子被“解救”回云南山区之后的命运如何，似乎没有太多人关注。幸运的是，我们有历史可以参考。

2014年，深圳一批童工被发现。深圳这批童工来自大凉山，他们出人意外地抗拒“解救”，但最终还是被遣送回家了。

当时凉山警方为“防患未然”，出动大批警力在路上拦截了几十名正欲外出打工的少年，结果少年们十分沮丧，接孩子的家长也不满：“出去打工至少能吃饱饭，为什么不让出去？”后来，有人去大凉山走访，问了几百个彝族父母为什么让十二三岁的孩子出去打工，他们很惊讶竟然有人会这么问：“孩子去打工能吃饱饭，能寄钱回来帮助家里。做父母的说在家里一天只有两顿洋芋（土豆）还吃不饱。”

童工很惨，被“解救”的童工或许更惨。我不需要去云南或者四川凉山就能理解这一点，不单是我，出身农村的每一个中国人都能理解。我家在山东西部平原地区，山东不是穷省，但我们县是典型的贫穷农业县。我要描述的景象或许城里人会很惊讶，但在农村只是日常，没人觉得残酷，也没人抱怨不公。

从上初中起，一个年级几百名孩子便被分出三六九等。成绩上游的重点培养，指望他们考重点高中，将来考大学；成绩中游的加强督促；成绩下游的放任自流。结果是只有一小部分幸运儿会去读高中，大部分孩子初中毕业或不毕业就进入社会。

这部分止步于初中的孩子，由于家长、老师和他们自己都不抱有考上高中的希望，所以往往坚持不到初中毕业。因为初三总复习备战中考，对他们来讲没有意义。

义务教育规定6岁入学，初中毕业正常年龄是15岁，辍学的话就不到15岁。而劳动法规定，16岁以下都是童工。这就意味着，一大批农村孩子走出校园之后只有两条路：要么留在农村无所事事等到16周岁再去打工；要么直接打工，也就是做童工。

我们那儿早就不再穷得吃不饱饭，但一个十四五岁的小伙子每天闲晃会被认为不务正业。在农村傻等到16岁再出去打工似乎也是无意义的。所以家长都会托熟人把他们带出去，挣钱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怕他们学坏。

即使在二胎政策放开前，农村的独生子女家庭也不多，基本上是家里成绩差的孩子辍学打工，让成绩好的兄弟姐妹继续读书。

后来我才知道，在城市里孩子不读大学就算异类了。而在农村，能念高中都算本事，大学生虽然早已贬值，但在农村依然是凤毛麟角。成长环境的巨大差异，是人们对童工有不同反应的根本原因。

农村孩子成材率低，归根结底是教育资源在城乡之间分布不均所致。出来做童工，是农村孩子在无奈之中的自我救赎之举。而由于童工非法，只能走地下渠道，他们也就更容易遭受中间人和黑心老板的盘剥压榨。合法农民工的权益尚得不到保障，童工的命运自然就更加悲惨。

我没有理由反对媒体去报道童工，因为揭开盖子是改变的起点。我只是建议媒体同行，在揭露黑心作坊的同时，应该更多地去呈现制造童工的农村大环境。我反对粗暴地“解救”童工，因为没有人准备一条更好的路给他们。“解救”童工，不能只考虑城市的“颜面”。

权衡利弊得失，综合考虑我们的国情，我只能想到一条最不坏的建议——降低法定劳动年龄。至少从16岁降到15岁，与义务教育进行无缝衔接。这样的话，那些无论如何都要去打工的孩子，起码还有法律可以保障他们的劳动权益。有了光明的渠道，他们就不用再蹚地下的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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