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赢了，怪扎克伯格没管谣言？

文丨特约评论员 西坡

今天看到FT（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社评，让我大跌眼镜。在这篇题目为《Facebook须肩负分辨真伪信息之责》的社评里，FT似乎认为，没有有效管控谣言的Facebook应该为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负责。“党派性网站发送的假消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很难衡量这些假消息影响选民的程度。”

我和FT对特朗普的态度一向差不多，不信任他的人品、能力，但把特朗普的当选归责于Facebook没管住谣言，就有点乱找替罪羊了。更重要的是，让网络平台负起辨别信息真伪之责，不仅是“挑战艰巨”，而且很危险。应对网络谣言最大的困境是，倒洗澡水不能把孩子也倒出去。

中国人用的是微博、微信和百度，而不是Twitter、Facebook和Google，但我感觉我们面对网络谣言的困境是相似的。恰好就在前两天，《环球时报》对某直播平台开炮，直言“这个没底线的网络直播平台，政府必须严厉整顿！”该直播平台今年已多次被批判，主播常犯的几宗罪里就包括，策划虚假事实进行低俗炒作，到贫困地区搞假慈善等。

其实，许多直播平台在不玩直播的人眼里形象都不好，脱离不了低级趣味。而在更广的视野里，互联网普及似乎与谣言泛滥同步到来。内容平台不断迭代，各领风骚三两年，但谣言从未绝迹。从QQ上的“马化腾生日”到朋友圈里的各类“养生妙招”，虚假信息像蟑螂一样顽强。

社交媒体时代的谣言看起来比传统媒体时代更多。这是由社交媒体的去中心化结构决定的。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大爆炸时代，内容发布的门槛越来越低，内容传播的便捷性却越来越高。以往为你把关信息的是报社、杂志社的编辑部，现在则是朋友圈里的亲戚、邻居、同事。一群没有鉴别能力的人，为你办了一份不间断更新的综合性“日报”，泥沙俱下是必然的。

然而这不是世界末日，这只是我们必须适应的变化。正如人类曾适应了语言、文字、报纸、广播、电视的发明，人类也终将适应社交媒体。

信息环境恶化可能只是技术转轨期的一个症状，而不是网络的劣根性。其实谣言的历史比互联网的历史悠久的多。早在古罗马，政客们就已经学会了写互相诋毁的宣传册。把奥古斯都写的淫诗拿出来，特朗普那句“Grab them by the pussy”只能甘拜下风。

人们容易低估过去社会谣言的密度。因为那时候大部分谣言都是口耳相传的，文人在书写历史的时候已经过滤了一遍信息。这就是幸存者偏差。即便如此我们也得窥一鳞半爪，比如你去看一下义和团运动的资料，一定会耳目一新。事实上，历史上的许多农民起义都是被谣言煽动起来的。

社交媒体上的谣言看起来触目惊心，这是因为人们的社交场所从线下转到了线上。以往只能在街头巷尾生存的谣言，现在有了被记录和观察的机会。当然，社交媒体本身也催生了一些新的谣言。

我并不是为谣言辩护，只是提供一个看待网络谣言的新视角。谣言在线下流传的时候，很难找到一个具体的问责对象，人们只能学会与谣言共处。谣言转战线上的时候，网络平台成为最显眼的注意目标。然而，困境是一样的。

在一个有几亿甚至十几亿用户的平台上，要求平台方对每一则信息的真伪进行鉴别，几乎是不可能的。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黑名单，似乎管好这些就万事大吉了，但这些黑名单加起来就相当可怕了。

传统媒体责怪Facebook放任不利于希拉里的谣言，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却指责传统媒体有偏见。扎克伯格不愿让他的公司担当真相的仲裁者，这不是谦虚。因为误伤真相的代价比放任谣言要惨重地多。人工审查的成本不可承受，机器审查的技术又会必然通往《1984》。

越是在情况不妙的时候，我们越应该相信人类的本性和适应能力。没多少人甘愿生活在粪坑般的信息环境中。对于在各类网络平台上弄虚作假的个人，法律应根据他们造成的具体危害给予制裁。网络平台也并非完全无责任，它们如果有合谋情形，则应遭受严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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