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社会人员插手人事安排”,不是郭海僭夺了人事大权,而是苏荣借郭海之手,绕过正当组织流程,实现了权力私有化。
作为一名不善交际,只爱闷头写稿的媒体人,看到中国经济时报江西记者站原站长郭海的事迹,内心免不了先感到一阵惭愧。同样是媒体人,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中国经济时报并非高不可攀的媒体,记者站站长也并非多么显赫的职位,可是郭海还有另外两个非正式的名头:苏荣“御用记者”和“地下组织部长”。据说,中国经济时报江西记者站的办公地,曾是部分江西官员争相登门拜访的隐秘会所。
据媒体报道,郭海最早是个书商,后来斥巨资经过多方运作,成功上位成为中国经济时报江西记者站站长。苏荣上任江西省委书记后,郭海撰写的一篇报道得到苏荣肯定。后来,每逢苏荣有施政新举措或重要调研时,郭海都会推出包装苏荣形象的文章。郭海就这样成为苏荣的御用记者,会陪同苏荣调研,甚至在地市党报的报道文章中,郭海的名字排在陪同调研的厅级干部之列。
苏荣落马之后,某官方网站对郭海的定性是“社会人员”。在体制内连个正当职位都没有的郭海,能混成“地下组织部长”,需要很强的经营手段。“打一个电话,随便可以叫一桌厅级干部坐在一起吃饭”,似乎是相当惊人的能量。
但我们不该误会,“能量”是苏荣的,而不是郭海的。每一个权力掮客的故事,都是狐假虎威的故事,那些陪郭海采风的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心里也都知道,他们陪的不是一个媒体人,而是省委书记身边的“红人”。
高级官员聘用媒体人做自己的媒介顾问,本身可以成为一件正常的事,但前提是官员要自己付工资,被聘者职能单一。但苏荣和郭海之间的关系是有“用”而无“聘”,两人的关系是私下的而非正式的,但这层关系人人皆知而且被普遍认同。
我们从“非典型媒体人”郭海身上,主要看到的不是媒体出了问题,而是权力出了问题。所谓“社会人员插手人事安排”,不是郭海僭夺了人事大权,而是苏荣借郭海之手,绕过正当组织流程,实现了权力私有化。当“地下组织部”长袖善舞的时候,地上组织部也就形同虚设了。
媒体揭露,郭海只是苏荣身边众多掮客之一。凭借这些掮客,苏荣几乎搭建起一个隐形的政府,而将明面的政府职能虚置。苏荣与这些掮客之间,既是利益交换的关系,又是一种封建式的庇护与效忠的关系。由此我们才可以理解,当初中纪委通报苏荣案时首次采用“个人擅自改变组织决定”、“无视党的政治规矩”、“卖官鬻爵”、“擅权干政”等严厉表述。
对于一个社会来讲,权力私有化是比贪腐更危险的现象,是政治秩序的倒退。权力私有化与贪腐总是相伴而生,却比一般的贪腐更进一步,也更难铲除。我们不该惊叹一个媒体人的经营能力,而应该惊叹为何制度没能阻止这一切,更应该思考要如何亡羊补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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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西坡
知名青年作家,时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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