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失败后叶挺为何一度离党出狱后才重新入党？

叶挺参与第三党的相关工作，除了与第三党的主要谋划者邓演达、宋庆龄、黄琪翔等思想相通外，个人关系非常密切也是原因之一。叶挺与邓演达、黄琪翔三人年龄相近，又同为广东老乡，与邓演达还是惠阳老乡，三人都是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同学，毕业后，又先后投奔孙中山，参加国民革命。北伐战争时期，邓演达任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叶挺任第四军第十二师独立团团长，黄琪翔任该师第三十六团团长，独立团和三十六团在他们两人分别率领下，像两把尖刀，配合默契，一路斩关夺隘，直取武昌，为第四军赢得“铁军”称号。至于叶挺与宋庆龄的关系更不用多说，叶挺随援闽粤军打回广州后，就任孙中山大元帅府警卫第二营营长，专门警卫过宋庆龄。陈炯明叛乱进攻总统府时，与宋庆龄同生死共患难。孙中山宋庆龄在永丰舰指挥平叛时，叶挺也一直跟随左右。总之，叶挺与宋庆龄、邓演达、黄琪翔等不仅仅有共同的政治理想，还有在实现共同理想奋斗中结下的深厚友谊，所以说，他们有在一起共同探讨第三条道路的想法并不难理解。

被“暂待”党外

由于通过改组国民党来挽救中国革命的努力在国内难以达成，第三党的筹谋者们转战到千里之外的苏联。经鲍罗廷帮助，1927年8月15日，邓演达到达莫斯科，受到热烈欢迎。9月7日，宋庆龄、陈友仁一行到达莫斯科，斯大林批示为他们提供费用，安排活动。10月22日，宋庆龄、陈友仁和邓演达在高加索商讨成立第三党问题，11月1日，他们发表了《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简称《莫斯科宣言》），宣告“南京武汉的伪党部中央之罪过”，不承认其作用，决定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临时行使革命领导之机能”，正式打出了“第三党”旗帜。显然，当时中共和共产国际在一定程度上是支持邓演达、宋庆龄等活动的，否则绝不可能有《莫斯科宣言》的发表。但由于“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在当时既无正式的办事机构，也无国外或国内的下属组织，因此它并未真正建立起来，且随着中共和共产国际策略的变化，组建第三党的活动很快便陷入困境。

中共自决议“不用国民党做自己的旗帜”后，就对国内国民党左派的活动采取了反对的态度，并积极向斯大林、共产国际报告第三党活动给中共带来的危害：在国内一些地方，许多知识分子已经退出共产党，甚至有人要建立自己的新政党，前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谭平山在公开号召建立一个新的“真正的共产党”，为首者还有前总书记陈独秀，心向“真正的共产党”的还有许多地区的领导人。谭平山的行动还影响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里也有一些学员收到关于第三党的材料，而且呈增多之势。1928年2月11日，向忠发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提交报告，说“中共正在分裂”，被开除出党的谭平山聚集了一批人在身边，素有“铁军”将领之称的叶挺，在广州起义时“临阵脱逃”，这与谭平山的影响不无关系。谭平山等人和他们正在筹划组织工农党，反对中共，反对共产国际，是机会主义倾向。2月15日，向忠发再次致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把这个尚处于酝酿中的组织定性为“右倾取消主义者和半孟什维克”，建议尽最大可能与谭平山进行斗争，要“从思想上揭露之”，以便“从组织上巩固”中共。

在一系列情报面前，斯大林于2月23日主持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把第三党定性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党”，“是孟什维克的，反对工农的政党，是蒋介石和其他屠杀工农的刽子手们的驯服工具”。斯大林比向忠发更进一步，把“半孟什维克”升级为“孟什维克”。既然第三党是“孟什维克”，对其相关人员的监控就是必要的紧迫的，于是邓演达2月28日复宋庆龄的信（关于第三党和叶挺赴柏林问题）被截获，信立即被译成俄文交到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这封信惊动了斯大林，3月22日，斯大林主持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并就信中涉及的宋庆龄、邓演达、叶挺等人一一作出具体对策安排。

鉴于斯大林、共产国际对第三党的这种态度，宋庆龄决定离开苏联赴德国。第三党的组织谋划者们转移到德国后，对他们活动的监视立即跟踪而至。苏联驻柏林使馆安排一位具有德俄共产党双重党籍的罗比列与宋庆龄“往返”，实际是监视宋庆龄的活动。至于叶挺，本来就有前科（“没有土地革命决心”，在广州起义时“临阵脱逃”），受到跟踪理所当然，中共代表团令其柏林组注意叶挺的行踪并报告“叶同志在柏林担任何项工作，有何活动，是否参加中国组（即中共驻柏林组——笔者注）经常会议等”，并指示“叶挺同志转党事暂待”。这个“转党”字面意义应当是转党的组织关系，即把组织关系从莫斯科转到柏林中国组。就这样，叶挺被“暂待”在党外。

回国后继续参加第三党活动

因国内形势需要，第三党的组织者们先后回国。1932年秋，叶挺离开德国。回国后，叶挺仍然执着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继续从事“第三党”的组织活动。

生产人民党是一个小党，主张走国共之外第三条革命道路。它主要由两个方面的人组成：一方面是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领导人，如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戴戟等；另一方面则是第三党的领导成员黄琪翔、章伯钧等。邓演达遇害后，黄琪翔成为第三党主要负责人。除了共同探求第三条道路的目标相同之外，叶挺与这两方面的头面人物都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他与黄琪翔都是北伐军第四军中人，有着在北伐战争中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所以叶挺参加生产人民党是水到渠成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