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失败后叶挺为何一度离党出狱后才重新入党？

可以看出，叶挺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在农村搞激烈阶级斗争，大开杀戒，而是“缴其枪械并勒限遵交罚款赔偿”，这是一种调和阶级关系的手法。但叶挺在广宁的这一做法，被中共认为“没有土地革命之决心”。

处理此案后不久，叶挺即率部参加北伐，进入湖南后，发现农民运动轰轰烈烈，遍地开花，惩罚地主的方法“愈激烈就愈容易通过”，至于“以革命的名义”而进行的毁庙宇、打菩萨、逼寡妇改嫁、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也要上去踩踏的做法，更是导致相当一部分农民对此不满。而农会为保证当地能买到价格便宜粮食的“谷米阻禁”（出口）政策，“切断了经济的动脉”，阻碍了商品流通，经济凋敝，生产无以为继。对此，叶挺也有自己的态度，他认为“不能这样开展农民运动，这会破坏北伐”，所以当农民运动领袖来请领指示时，被他拒于门外。

叶挺是中共党内较早以实际行动对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和土地政策提出不同意见的同志，随后党内外很多人都公开提出了不同意见。1926年底，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谭平山在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时，公开提出要修正中共土地革命政策。1927年3月5日，毛泽东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答复当时党内外对于农民运动的责难，谭平山（还兼国民党农民部长）不信，亲到湖南实地考察，回来后于5月发出布告，宣称“必须纠正农民之幼稚行为，尤其不能不惩办佚出轨范而侵害多数农民之分子”，“至于与反革命奋斗，惩办土豪劣绅，则需以合法的手续进行，遵照党及政府之训令规章，即须交付正式官厅，不得自由行动”。他害怕“大规模的征发没收”会导致“商业全停，秩序混乱”，“反动派得以扩大宣传”，也易“引起帝国主义的借口干涉”。徐特立和周恩来都认为谭平山的担心不无理由。陈独秀在1926年12月的汉口特别会议上作报告，认为党的政策太“左”了，为了挽救统一战线不致破裂，党外须防止右倾，党内须反对“左”倾。在党外反对者中，最重要的要算宋庆龄和邓演达，他们俩都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主张“耕者有其田”，反对没收一切地主土地。孙中山在1923年10月以广州大元帅大本营名义颁布了《广东田土业佃保障条例》，主张调和地主与农民间的矛盾，保障田主和租佃者双方的利益，达到耕者有其田的目的。

探索第三条道路

随着国民革命的发展，运动出现了复杂局面，国共矛盾日益纷繁，正在走向分裂。国民党内左右派意见不合，裂痕加大，表面上的左派代表汪精卫已经与右派蒋介石合流，真正的左派宋庆龄、邓演达等并无军事实力，陷入困境；中共党内左右倾出现分野，最后左派全面掌权，右派彻底失败，谭平山被开除出党，陈独秀黯然下台。今后的路怎么走？国共两党的主流派开始捉对厮杀，刺刀见红了，而两党的非主流则依据自己的政治理念，开始谋划建立第三党，以开辟国共之外的第三条道路。中共非主流谭平山早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时，即公开提出要建立一个国共之外的第三党，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恶化，谭平山感到不能再期望斯大林或共产国际提供什么挽救中国革命的灵丹妙药了，于是决定摆脱共产国际，独立探讨中国革命的道路，加快组建第三党。

国共两党领导中都有人支持谭平山建立第三党。1927年4月，蒋介石反俄反共背离孙中山政策建立个人独裁政权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国民党内的左派人士宋庆龄同邓演达、陈友仁、徐谦、陈其瑗等交换意见，“相约集合同志，为继承孙中山的遗志而奋斗到底”。何香凝、彭泽民，稍后还有章伯钧、黄琪翔等也加入了这个阵营。邓演达是组建第三党的核心人物，当时不仅国民党左派看好他，中共和共产国际代表也看好他。邓演达也积极行动，多次和谭平山协商，并就组党问题达成一致：“另组织第三党”，以继续领导国民革命。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开始进行的是左派国民党运动，坚持与左派国民党合作，用左派国民党的名义、旗帜和政权形式进行武装起义。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发生时，中国革命委员会委员（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张发奎、黄琪翔、陈友仁、彭泽民等国民党左派人物占有很大比重）发表《中央委员宣言》，主张“拥护总理实现民有民治民享社会的三民主义，与联俄联共与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现本党代表平民利益之主张”，强调的是“平民利益”而不是无产阶级利益。叶挺是南昌起义的主角之一，也是发表宣言的委员之一，虽然我们不知道他对这个宣言究竟有多少贡献，但至少没有发现他提出过什么异议。

1927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中放弃了左派国民党旗帜，举起了苏维埃旗帜。随后的广州起义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要“杀尽一切地主豪绅”，“没收地主富商之一切财产”。起义失败后，中共广东省委扩大会议通过《广州暴动问题决议案》，严厉处分了起义的领导同志，因为叶挺不赞同广州起义总的方针，被认为是“临阵脱逃”，担任红军总司令职务，又表现消极，“应予留党察看6个月的处分”。

广州起义的失败，对广州起义领导者的处分，不得不使又一批共产党人考虑中央的路线是否正确。叶挺对中共广东省委扩大会议处分自己的决定不服气，要到共产国际评理，同时，也在考虑革命失败的原因和中共路线的正确性问题，力图寻求另外一条道路。而另一条道路的主要探索者宋庆龄和邓演达这时分别在莫斯科和柏林，于是叶挺要去苏联和德国，与他们商量组建第三党的工作。1928年2月28日，时在德国的邓演达在回复宋庆龄的信（主要谈的是第三党）中说：“总合起他们的意见，第三党的组织是必要的而且容易成功的。”“叶挺有信给我要来德国，我前信已经告诉你。他的意见如何，盼你告诉我？”显然，叶挺在启程赴莫斯科之前，就已经安排好行程，要赴德国会见邓演达了。邓演达不是共产党，管不了共产党的内部事务，他只是国民党左派，正在筹备组织第三党，所以叶挺到柏林会见邓演达，自然不是为自己在广州起义受处分鸣冤叫屈，只能是为了谋划第三党的工作，邓演达的信也是这个意思。于是在1928年8月间，叶挺、黄琪翔、宋庆龄和邓演达相会于柏林，讨论和分析的是南昌起义、广州公社和若干继发事件，结论同宋庆龄和邓演达的看法是一致的，即：中国的革命虽然遭受严酷的挫折，却是不可征服的。问题在于如何把仍然忠于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成员集合和组织起来去完成他们的任务。计划是使他们聚集在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已在莫斯科宣布成立）之中，并尽可能早日回国。由此，我们可以肯定叶挺参加了组建第三党的讨论，但没有证据说明叶挺正式参加了第三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