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公民，提着笔杆子还乡

——“公民返乡”系列评论之十

自古以来，故乡都是创作素材的重要母题，至今久盛不衰。远的如“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回乡偶记，近的有时而浮出水面的“故乡沦陷”话题。

近年来，每逢春节，故乡都会被冠以“还乡体”的名义，走红舆论，伴随着缕缕乡愁，弥漫在社交媒体的朋友圈。

既言还乡，不但有地域差别，年龄差别，也有身份差别，性别差别，角度不同，观察、感悟与思考自然也有差异。

仅就身份而言，有记者还乡，近些年不少传统媒体组织的“记者还乡”系列，如今年某刊物记者的东北还乡见闻；有学者还乡，如熊培云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梁鸿的《中国在梁庄》、《梁庄在中国》；有官员还乡，如前两年云南官员伍皓的春节微博直播。当然，也不乏农村儿媳、留学博士之类的身份。

今年春节，凤凰评论提出了“公民还乡”的说法，是希望每个人，作为公民，提着笔杆子还乡。

为什么是“公民”？虽然春节期间每个人还乡，少则三五天，多则一两天，譬如蜻蜓点水，浮光掠影，但还是希望能带着问题意识，在最熟悉的陌生地，以尽可能超然的姿态，冷静的笔调去触摸家乡。不管是热门话题的乡村沦陷、民间借贷、中小企业破产等，还是常温选题的留守老人、就业难等，我们期待共同勾勒一个评论版的“中国农民调查”。

民国时期知名学者董时进在《独立评论》发表的《乡居杂记》中曾说：“我素来认为要知道乡村的秘密，和农民的隐情，惟有到乡下去居住，并且最好是到自己的本乡本土去居住。携着表格到乡下去从事调查，只能得到正式的答案，多半不是真确的答案。我因为要明了乡间的情形起见，早想回到我乡下老家去住些日子，——不是去做乡村调查，只是去居住，希望藉居住，自然而然的认识乡下。”

由于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结构和人口流动分布，所谓还乡，更多的是返回农村，或者说是更广泛意义的乡土中国。同样由于这些因素，奔波在城乡之间，穿越感、落差感与撕裂感不言而喻。但，这却是一片“中国的西北角”，“沉默的角落”，唯有借助每年一度的春节，才有可能进入公众视野。

而“提着笔杆子还乡”，就不可避免要面临三对关系：

1、“零情感”与“深情感”。一方面新闻现场就是故乡，新闻人物就是亲人，而如果要求一个面对故乡无动于衷，面对亲人毫无感情，既有违情理，也不现实。 另一方面，在采写过程中坚持“零情感”，以超然的姿态进入新闻现场，感情藏在笔端后。

2、“熟悉感”与“陌生感”。现在，乃至将来，最为活跃的群体永远都是年轻人，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有个共性特点，远离家乡，异地求学、就业、定居，虽与故乡联系千丝万缕，却很少能在家乡住上一阵子，对生活了十几年的熟悉故乡，存在不可避免的陌生感。 

3、“现场感”与“距离感” 。回到故乡这熟悉之地，乡音寒暄，鸡鸣狗叫，都足以打开记忆之匣。此时看待故乡，更多的是用放大镜，乃至显微镜去打量故乡的一草一木，河流沟坎，这些折射到笔下，就是扑面而来的极具现场感的细节。 

同样，我们希望能把“作为公民，提着笔杆子还乡”当作一种生活方式，而非仅仅是春节期间的固定节目。笔之所及，心之所系，不仅仅是农村，更是城镇化背景下的生存环境，更高层面来看，无关城乡，关乎每个人的基本生活权利，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发现问题，挖掘问题，呈现问题，从而为改善、为转型，唤醒治理的注意，唤醒内心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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