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诚本质上是一个商人,尽管他在此前多次表明过“爱国爱港”的政治态度,但商人的本性,驱使着他在作出经营决策时首先要考虑自己的实际利益
随着长江基建集团日前通过换股方式与电能实业合并,香港大富豪李嘉诚旗下的所有商业资产,包括长和、长地、长建等10家上市公司的注册地已全部迁出香港。这是继去年陆续撤出内地之后,李氏实业的又一重大资产转移。
还在去年,当李嘉诚开始不断抛售内地多个城市的商业地产的时候,针对内地舆论对他产生的质疑,他曾经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爱港爱国,永不迁册”。让人大跌眼镜的时候,一年不到,他已经放弃了这一承诺。
如今,当他开始撤出香港的时候,舆论又发出了“别让李嘉诚跑了”的呼吁,认为李嘉诚在内地和香港尚有“三大使命”需要完成,即“兼顾民生,回报穷人”,“稳定香港,担起商界领袖的责任”,“做更多善事,经营社会事业”,因此李嘉诚不能一走了之。但是,面对充满道德正义感的呼吁,这一次李嘉诚没有再作出任何回应。
李嘉诚此前对内地的广泛投资,被视为香港同胞的爱国之举,因此他在内地收获了不少政治荣誉,这种政治荣誉反过来又成为他进一步收获商业利益的资本。目前,无论是内地还是香港,其经济运行都面临着一定的困难,正需要李嘉诚这样有号召力的资本大佬发挥作用,但他却选择了大手笔撤资,无疑让对他寄予厚望的人们感到愤怒。但是,情绪上的愤怒固然可以理解,像抓坏人一样发出“别让他跑了”的呼吁,基本上是徒劳。
如何看待李嘉诚撤资?这要从李嘉诚的身份原点说起。李嘉诚本质上是一个商人,尽管他在此前多次表明过“爱国爱港”的政治态度,但商人的本性,驱使着他在作出经营决策时首先要考虑自己的实际利益,作为旗下拥有多家上市公司的一个资本大佬,他还要考虑到分布于全球各地的投资者的利益。
在内地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外资进入一直被视为对改革开放的支持,被赋予了某种政治色彩,而内地因为开放而产生的经济红利对李嘉诚来说,正是其扩大商业版图的一个大好时机。在香港回归以后,特区政府同样需要像李嘉诚这样的资本大佬发挥作用,因此也任由其坐大,以至在香港的某些行业获得了垄断地位。
最近几年,内地和香港政府与李嘉诚长达几十年的“蜜月”开始产生变化。就内地来说,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原来的高速增长已经变化为中高速增长,在内地企业的盈利能力减退的时候,即使像李嘉诚这样的富豪,也很难像以往那样收获丰盛,特别是李氏企业在内地城市的房地产投资,由于持续多年的房地产调控,其升值空间已明显收窄。
以李嘉诚几十年商场博弈历练出来的眼光,他自然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变化;就香港来说,李氏商业帝国在香港市场的快速扩张,也引起了部分香港市民的反感,香港被称为“李家的城”就反映了这种情绪。香港作为一个高度市场化的地区,其成熟的市场法治也不允许这种情况长期存在,去年李嘉诚将旗下两大企业长江实业和和记黄埔实施重组,部分业务被分拆,就表明了他作出的某种退让。另外,近年来李氏实业内部频繁爆发劳资矛盾,表明它在香港的经商环境已不是那么好。因此,综合各种因素,李嘉诚的产业转移是由其商人这个身份所决定的,他不过是为了寻求到更好的投资方向。
从道德上来看,李嘉诚的这种行动似乎有点背信弃义,但对于一个商人来说,首先需要遵守的是法律,而不是商业道德。舆论要求李嘉诚完成“三大使命”,但无论是“回报穷人”,还是“稳定香港”,还是“做更多善事”,这都是政府的本份,而不是商人必须完成的法律义务。一个商人不愿意从事这“三大使命”,或者说他在这些方面有过努力,现在收缩了,那是他的自由,没有必要用道德、信义之类的绳索来绑架他。
对于李嘉诚的离去,不妨大度点。李嘉诚离去,不管是对内地还是香港,换个角度看也有好处。多年来,李嘉诚在市场的高速扩张对其他资本形成了一种排挤效应。特别是在内地,政府为了吸引他的投资而给予的“超国民待遇”对内地的民营资本来说是不公平的,现在他的离去,至少给了其他资本更多的商业机会。只要市场是开放、流动的,李嘉诚所留下的空白很快会得到填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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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周俊生
资深报人,学者,作家,财经评论家。曾供职于《上海证券报》《东方早报》《上海商报》等财经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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