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拐卖的妇女为什么不愿意走

2001年，我在闽南一家媒体作记者，听一位安溪县乡下的报料人讲，某村从人贩子手里买来的外地媳妇，可用“批次”来表示。

报料人和我，作为一个有点正义感的人，觉得此事几乎就像被人堵了嗓子眼，有说不出来的难受。于是约了当地警方，几乎没有费任何工夫，就了解了全部情况。

是夜，我们与警方一道行动，从那些农户家里将买来的媳妇带走。除了一家的婆婆稍有反抗外，几乎非常顺利地将人带走。其中一位姑娘，还与婆婆交代了一番。

那些婆婆，说起来也是二三十年前，从别处买来的媳妇。婆媳均是同样人生遭遇，似乎都有不便明言的苦衷。

次日，警方通知其娘家，来将人接走。此事作为警方一桩政绩，亦作为报社的一桩功德，被大肆宣扬了一番。

半年后，我听到了一条令人面红耳赤的消息：有一半姑娘回到贵州老家后，觉得还是闽南的生活条件更好一些，于是自动回来了。

这事让我反思了十年，直到最近看到河北被拐女教师郜敏艳的人生际遇，重又挑起这桩旧事。郜敏艳被人贩子卖到这里后，想必也经历了众人的冷漠、男人的强奸，那种求告无门、孤苦无依、周身全是敌意的环境，想想都令人发狂。但人，一旦无力改变周遭，变得认命，甚至患上斯德哥尔摩症，也是正常的。如若不然，人只有自杀一条路了。

何况，中国乡下的妇女，很难被当作独立人格的人过。留在贵州老家，不过是父母可以藉她向婆家敲诈一笔彩礼，然后再给兄弟们付彩礼换回一个妻子。究其实，无非是被父母卖掉，还是被人贩子卖掉。

这事在法律上的区别是，被父母卖掉，自古迄今亦然，很少也很难向其追究责任；而被人贩子卖掉，辛苦养大自己甚至还有读书之类投资的父母，失去了一笔财富。

亦相当于，人贩子抢走了姑娘父母的一笔财富。至于姑娘自身，无非是被卖与这个男人或者卖与那个男人。一个是有尊严些，一个是被看管起来作囚犯。但买她的人家，也许经济上要比她父母选中的家庭殷实得多，这反倒又是另一种补偿。

相信中国有大批的被拐卖妇女，其实是我碰到的这种情况。女大学生被卖多年而不屈，终究是个案。

你想想，作为一个被拐十年的妇女，有孩子，一旦离开，舔犊之情何解？带走孩子？只怕不是她能说了算。警方只会解救她而不会帮她带走孩子。试想有几个母亲，能够彻底放下不到十岁的孩子，从此不再见面？

哪怕她能带走孩子，以中国农村目前的境况，哪个男人愿意或有能力接纳带着孩子的她？

有那么多人在替郜敏艳可惜，心底更可能为她的“斯德哥尔摩”症感慨，可你站在她的立场上考虑一下，如果离开，她能得到什么？

自由？也许是的，但是，生存有时比自由更切身。何况，获救也未必一定能带来自由，不过是一幅旧枷锁换了一幅新枷锁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