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抗战之二十四·谁该为抗战南京的惨剧负责？

国民政府在淞沪战争爆发之初曾有疏散南京市民的打算，但出于稳定民心的需要，又考虑到南京是中国的首都，“国际观瞻所系”，迟迟没有做出周密的计划。随着战火临近南京，国民政府仓促西迁，来不及疏散市民及其财产，致使大批市民滞留南京，留下严重的居民安全隐患。也为后来南京大屠杀的惨状埋下伏笔。

37年7月29日，统帅部从军事角度出发，讨论有关沿江各重镇居民之疏散，其中特别会商了首都南京的人口疏散计划。会议强调“南京市百万余人口，战时甚感不便”，提出“可先将妇孺迁移他处”，这样做“虽不免使人民稍有恐慌，但终久必归实现，故可着手办理”；对于机关职员眷属，“尤宜先秘密移动”，以免妨害公务。该项计划中透出国民政府准备疏散南京普通民众的端倪及其倾向性。但此后军政部考虑到此事关系重大，认为“应由军委会召集各院部会开秘密会商讨”，俟方案拟定妥善，并交蒋介石核示后，再逐渐实施。从后来实际施行情况看，出于稳固民心、防止恐慌、稳定社会秩序的考虑，疏散计划并未优先考虑市民，而只是优先疏散了机关职员眷属。

11月20日，国民政府正式公布迁都重庆。在西迁过程中，首先考虑的是政府大量档案文件和相关物资及公务人员的输送，为保证国民政府各部门的安全迁移，国民政府所统制的全市交通工具包括600辆汽车和220余只民船都用在了军事和国民政府西迁上，“国府西迁后，各项交通器材随之俱行。”11月26日马超俊市长曾专电交通部，希望“西迁各船抵达后，即续回迁送难民。”但以当时的交通状况，至南京沦陷前，这些船只根本无望返回。因此，尽管江边“人山人海”、车站“人多如鲫”，但真正有能力离开南京的普通市民为数很少。

而自全面抗战爆发以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表现出坚决抗战的高调姿态及此后的举措和宣传，却都给民众留下了坚守南京、坚持抗战的印象。

在上海失守的当日，《中央日报》发表社论《告京市民众》，文中称对于南京地方，政府“已设立了南京卫戍司令长官，统帅文武机关及全市民众作守土自卫的打算。这个给我们全市人民以莫大的安慰与兴奋”，“抗战已到了这个关头，国力的支持全靠民力作后盾”，“是我们民众报国的最好机会”。“现在，全首都的市民应该把自己感觉到的责任和如何尽责的办法，做出一个榜样来，给全国人民看看。”此后《大公报》、《申报》等也相继报道了蒋介石、唐生智等表示坚守南京抗战到底的言论。受此安慰，南京市面又恢复了往日的繁荣，蒋介石10月10日的日记中曾有如下的记载，“下午与妻同乘车视察市中，户户挂旗庆祝，为之一慰。”

唐生智出任南京卫戍司令后，他对中外记者表示：“本人奉命保卫南京，至少有两件事有把握：第一，即本人及所属部队誓与南京共存亡，不惜牺牲于南京保卫战中；第二，此种牺牲定将使敌人付出莫大之代价。”

蒋介石在铁道部召集守卫南京的高级将领讲话，要求各将领服从唐生智指挥，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唐也表示：“本人誓与南京共存亡，希望各伍将领患难与共，同心协力，完成固守南京的光荣任务”。

直到12月7日，蒋介石才离开南京。作为最高领导人，他可以说是一直坚持到了最后关头。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蒋迟迟不离京，对民众也造成了一定的心理暗示，使他们认为留在首都将是安全的。

在坚守的表象之下，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对于如何安置和保护在宁市民，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等并没有一个详细的计划，严重失职。

自淞沪抗战爆发以后，“各地难民纷纷来京，每日千数百人不等”。有调查显示，南京人口在1937年6月时超过100万，8、9月份曾急剧减少，到11月初又回升到50万以上。在日军攻占南京前夕，滞留于南京的总人数约高达53．5－63．5万。

防守南京原本已无精锐部队，只能以唐生智为总指挥，更是用人不当。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的最高决策者，明知南京难以坚守，依然幻想据此图挽战局，等待国际形势的改变，唐生智指挥不力，撤退混乱致使十万败军和数十万百姓滞留城内。

日军占领南京后，除在城内外扫荡败残兵外，并于12月14日开始在安全区内有系统地搜寻中国士兵。“为了削弱我们的人力与兵源，不惜违反人道和国际法，来进行集体屠杀。”蒋介石及国民政府上述政战略选择的失误，以及唐生智的指挥错误，不仅契合了日军歼灭战的战略企图，也间接扩大了日军南京暴行中遇难者的规模。

对于南京保卫战的失利，唐生智事后也自认其咎，“窃职等奉令卫戍南京，既不能为持久之守备，又不克为从容之撤退，以致失我首都，丧我士卒”。

而直到到南京保卫战必败和国际干预落空后，蒋介石痛定思痛，方真正皈依于长期抗战的战略。

南京保卫战是在蒋介石和唐生智的错误指挥下打了一场必输的仗，而撤退的混乱和根本没有对市民进行疏散更是直接导致了滞后南京大屠杀的惨痛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