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抗战之二十四·谁该为抗战南京的惨剧负责？

引言：淞沪会战结束后，中国军队的主力严重受创，随之而来的南京保卫战也很快失败。日寇随之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数十万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和聚集在南京的无辜市民罹难。在愤怒谴责和永志不忘屠城日军的凶残的同时，在中国方面，谁应该为发生在南京保卫战和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惨剧负责呢？

蒋介石寄望国际调停产生误判

对于南京保卫战的态度，国府上层分为两大派。蒋介石曾多次召开高级幕僚会议，并个别征求过一些高级将领的意见，研究南京之守与不守问题。在高级官员中，主张不守的呼声甚众，李宗仁、徐永昌、白崇禧、陈诚、张群等都持这种主张。其主要理由：第一，部队残破，无力防守。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认为：“我军新败之余，士气颇受打击，又无生力军增援”。大本营作战组组长刘斐虽主张应作象征性防守，但也认为初败之军，已无力再战。他说：“我军在上海会战中损失太大，又经过混乱的长途退却，已无战斗力，非在远后方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补充整训，不能恢复战斗能力。”第二，地形不利，易攻难守。李宗仁分析：“在战术上说，南京是个绝地，敌人可以三面包围，而北面又阻于长江，无路可退。”专管作战的刘斐也向蒋介石力陈南京不易防守的见解。他说：“南京在长江弯曲部内，地形上背水，故可由江面用海军封锁和炮击南京，从陆上也可由芜湖截断我后方交通线，然后以海陆空军协同攻击，则南京将处在立体包围的形势下，守是守不住的。”第三，免遭破坏，争取主动。李宗仁认为：与其在无胜算可能的情况下硬撞，“倒不如我们自己宣布南京为不设防城市，以免敌人藉口烧杀平民。”军事委员会常委白崇禧也主张宣布南京为不设防城市，理由为：“南京是总理指定之首都，总理陵寝之所在地，不忍为军事破坏，应宣布为不设防之城市，以主力退出城之西部、西南部一带，一部集结于浦口，监视南京，掩护徐州，保留实力，以便机动打击敌人。”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张群还持有一种新的见解，即：“如果我军自动退出南京，日军不是以武力攻占的，万一将来和谈时，它就不能以战胜者自居而对我进行要挟。”

但蒋介石自己是主守的，蒋介石曾在日记中写道：“南京孤城不能不守，对上、对下，对国、对民，殊难怀也。”他决定守卫首都南京，更多考量的是外交战略。

随着淞沪会战的失败，国民政府做了两手准备。一是于11月20日正式公布迁移政府于重庆，以示持久抗战。二是紧急制订南京守卫计划。南京是守是弃，面对多数将领主张放弃，蒋介石一时也拿不定主意。他更多的从外交角度寄希望于世界列强介入调停。他注意到，“敌以意德共同防共之盟对于苏俄与英国有所牵制，故得对华任意侵略，为所欲为。”

11月17日，蒋介石记录“本日为南京固守与放弃问题踌躇再四”。考虑再三，蒋还是决定坚守，“期以3个月乃至1年”。

24日，蒋介石正式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同时，为了加强南京的防守力量，从正向浙、皖、赣边区转移的第三战区部队中留下9个师，并从武汉调来第七战区部队中的2个师，加上留在南京的守备部队，总计兵力约15个师、10余万人。

从蒋介石11月下旬的调兵遣将不难看出他对南京保卫战还是抱有一定的幻想的，至少他希望能像淞沪抗战那样坚持数月，以待国际形势发生有利于中国的转变。但接下来的战事发展却使他的希望化为泡影。

蒋介石在12月6日的日记分析对比中日两军的作战特点：“敌军用奇袭与包抄战术”，而我方却“士气不振”、“兵力薄弱”，“本日敌攻句容与醇（淳）化镇，见我士气与兵力，彼已熟视无睹矣”。

由此可知，蒋介石是知道双方战力与士气的巨大差距的，但最终仍决定固守南京，绝非纯出于军事角度，除了因为南京是首都，若不战而退，有失体面；以及蒋介石对自己花十年之功一手缔造的首都充满了难以割舍的感情以外，更多的还是出于外交的需要。蒋介石始终没有放弃寻求列强的国际干预调停中日冲突的努力。

蒋介石选择固守南京时，布鲁塞尔会议正在召开中，蒋介石指示参加《九国公约》会议的中国代表顾维钧“以坦白告英美法俄代表，以我国之实力如此，若会议无坚决制裁之表示，决无效力”。此后在得到“九国公约会议已消极无结果”，“九国公约会议无形停顿”的消息后，蒋又安慰自己“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

至11月24日，蒋得知“英美问我需要”、“美已允借款”，他写道，正所谓“虑而后能得”，“国际形势转佳而战局日坏”，“吴兴失陷战局不受影响”，“欲挽此颓势以冀转败为胜也”。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开始通过其他渠道探索中日“和平”的可能。早在淞沪会战呈胶着状态时，为了尽快结束战事，也为了应付即将召开的布鲁塞尔会议，日本一改过去反对第三国干预、坚持中日两国直接交涉的态度，于10月下旬表示“特别欢迎”与日本有友好条约关系的德国出面斡旋。11月5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接受日本政府委托，向蒋介石提出了日本的七项和平条件，被蒋介石“严词拒绝”。但11月中旬后，随着布鲁塞尔会议上传来的消息越来越不利于中国，蒋介石的态度有所改变，在“接德大使转达敌国要求言和之报”后，“特约其来京面谈。为缓兵计，亦不得不如此耳”。12月2日下午，蒋介石会见陶德曼，表示中国已经准备接受德国调停。在陶德曼证实了“日本最初的条件虽然只是几条基本原则，但是原则一直没有变化”之后，他提出了中国的四项和谈基本原则。蒋并补充说，日本政府必须对前期谈判、特别是和平条件保密，否则他本人地位不保，被迫下野，中国政权就会落到亲苏派手里。这天的日记中他记道，“联俄本为威胁倭寇，如倭果有觉悟则几（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