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抗战之二十四·谁该为抗战南京的惨剧负责？

这一补充，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其一，当时卫戍司令部手中一共只掌握了几艘小火轮和为数不多的民船，一夜之间，运送原定约两个师部队过江，已属不易；一下子将送量陡增五个师，形成“大部渡江，一部突围”的局面，则是运输力量根本无法承受的。其二，撤退令既下，南京城已危在旦夕，混乱方状，卫戍司令部与各部队之间联络阻滞，即“有轮渡时”如何通知？事实上，补充令一下，许多原定突围部队，均蜂拥至江边，其数量近九个师。挹江门前，“人马愈停愈多，堵塞无隙地，不独车辆不能进退，人与人之间已无法转动。”而渡江时，由于人多船少，秩序毫无，“人人争渡，任意鸣枪。因载重过多，船至江中，沉没者有之；因争夺船只，互相开枪毙伤者有之；将船击毁者亦有之”。不少求船而不得的官兵，拆取商户门板，作成木筏以泅，冒险渡江，其被淹没江中者，数以千百计，状极悲惨。“遥闻隔江嚎恸之惨，惟有相向唏嘘，默然泪下也。”在一片紧张而慌乱之中，卫戍司令部机关的官兵5百余人，“现已渡江会集者仅约百人”。又第88师官兵6千余人，几全部壮烈牺牲，而“渡江之官兵总计不过四五百人耳”。负责维持秩序及掩护机关和直属部队渡江之第78军，也只有4千余人渡过江，其余约千名滞留江边。数万未及渡江的官兵，后来均惨遭日军杀害。还有一些无法逃离南京的士兵纷纷扔掉武器换上便衣躲进了南京安全区委员会成立的难民区内。日军入城后则以扫荡败残兵为口舌滥杀无辜。由于撤退转移指挥不当，所损失的部队，远远超过在守城战斗中的伤亡数字。

而一直高呼口号与南京共存亡的唐生智自己，却早早准备了后路。

据驻守徐州五战区的李宗仁回忆：

“到12月上旬，敌军前锋已逼近南京城郊，发生零星的战斗。

此时，驻在蚌埠、职司保卫津浦路南段的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忽有长途电话给我，说：“唐孟公要我在浦口车站替他预备一列车，这是什么意思呢？恐怕南京沦陷就在旦夕了！”

我说：“孟潇大概预备逃走了吧？”

……

当南京城郊尚在激战时，李品仙又来电话说，唐孟公已乘车经蚌埠北上，将过徐州转陇海路去武汉。我闻讯乃亲到徐州车站迎接。见面之下，真使我大吃一惊，唐氏神情沮丧，面色苍白，狼狈之状，和在南京开会时判若两人。我们在徐州列车上倾谈二十分钟，握手欷歔。

孟潇说：“德公，这次南京沦陷之速，出乎意外，实在对不起人。”言罢叹息不已。

我说：“孟公不必介意，胜败乃是兵家常事，我们抗战是长期的，一城一地的得失，无关宏旨。”

我们谈了片刻，唐生智便垂头丧气，转陇海路驶向武汉而去。“

事实上，唐生智于12日晚7时渡江，当夜住六合，次（13日）晨策车抵滁县。在滁州，唐叹道：“我打了一辈子仗，从来没有打过这样糟的仗”，又说：“我对不起国人，也对不起自己”。

唐生智的主动请缨常被认为是揽权争名的投机之举。

这是唐自1931年进入蒋介石政府以来最后一次也是唯一的统兵作战经历。如前所述，南京保卫战前后中日和谈一直在暗中进行，尽管唐生智在其自述中一再否认参与汪精卫与陶德曼等人的议和活动，但他也承认知道议和的事。

据宋希廉的回忆，蒋介石的侍从秘书萧自诚曾告诉他：12月2日蒋介石就日方所提条件向白崇禧、唐生智、顾祝同、徐永昌等人征询意见，他们均表示可以接受。可见唐生智并不反对和谈。萧自诚且有“日军在这期间大约不会进攻南京”的话反映出最高决策层的某种心态，可能对唐发生了一定影响。所以刘斐言唐生智是“幻想日本侵略者不会真正进攻南京……那么他死守南京就可以功成名就，坐享其成”是有一定道理的。

唐生智在战斗进行当中也有通过在南京的外国人与日军沟通进行议和的休战议和活动，为他行为的动机留下了一点参照。

唐生智对于守南京时有自信的，但有自信并不意味着成功。兵临城下走马上任的唐生智不论对敌还是对己都缺乏足够的了解。

五十一师师长王耀武说：唐生智的长官部是临时凑合而成的，所指挥的部队是临时调拨的，这些部队他过去没有指挥过，他不了解这个部队的情况，也不了解敌人的情况。他也不曾有过与日军作战的经验，对日方的军力、作战特点都欠缺了解。他的全部设想在南京战役打响前均停留在与蒋百里纸上谈兵的阶段。不知己也不知彼，这仗如何打的赢？

所以白崇禧在回忆录里不无同情地说：南京失守后，曾有人纷纷责难唐氏，平心而论，已残缺疲败之师是不能与优势敌人相抗的。唐之错误在于事前未能知己知彼，谨慎考虑，详细计划，贸然承担守城重任，虽勇气可嘉，终不免受全国舆论之指责，则殊为不值矣。

蒋介石和唐生智的错误造成惨重后果

蒋介石下决心坚守根本不可守的南京是基于对日讲和与苏联出兵两个虚无缥缈的外交希望。而唐生智自信满满的“死守”南京源自不知己也不知彼。但他们的错误选择给中国军民造成了惨痛的损失。